戴雨潇、徐实：少数民族语言推广的可行性分析

点击：作者：戴雨潇、徐实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18-08-22 15:02:55

广西于2018年8月1日起施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条例》在双语教育、教师培养、汉壮文字同时使用、人才建设等方面均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其中部分内容，要求各级政府应鼓励和支持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开展汉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双语教学”；在招录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时，为熟练掌握双语的考生提供一些职位[1]。

这一事件，让推广少数民族语言的议题再次进入到公众视野里。政府是否有必要推广少数民族语言？

少数民族语言客观上缺乏发展空间

我国目前共有约30种文字[2]。占全国人口总数8.49%的55个少数民族中，回族、满族、畲族大部分人转用汉语，其他52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21个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壮、布依、彝、苗、哈尼、傈僳、纳西、侗、佤、黎等民族制订了文字方案[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国家一直重视各少数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挖掘、整理、继承和发扬，包括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社科院自1992年以来 , 设立重点、重大课题，记录和整理濒危少数民族语言；教育部和国家语委投入资金支持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数据库的建设；一些地方政府建立了专门机构用以传承代表该地区文化的语言，不少语言得到抢救性的记录[5][6]。

然而，即便在国家的积极扶持下，少数民族语言依旧式微——目前使用人数在千人以下的语言有15种。预计在未来的20到50年之间，将有许多语言不复存在[6]。无论从情感上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它其实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l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机会成本极高，且无明显收益；而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则有巨大收益，带来更多的机会。

熟练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中学生可以报考全国各地的学校，并且较为顺利地进入企业工作。相比之下，在民族学校接受其他语言教育的学生，尽管就读期间可以享受政府减免学费、学杂费、书本费的政策以及伙食、住宿等各类补助[7]，但是能够报考的高校和专业都十分有限。与名校和热门专业无缘，导致他们难以在大城市和现代化企业就职。许多人仅剩的出路是回到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勉强找个饭碗[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的比阿特丽斯 · 卡尔顿（Beatrice Kaldun）表示：「对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来说，普通话非常重要。这并不是说在小村镇，而是在省城或者其他地方找工作。我觉得，很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更好教育、拥有更好事业发展的家长会认为，普通话要比自己的民族语言更加重要。」[9]总而言之，来自社会和生存压力迫使年轻人首先掌握流利的普通话，而不是少数民族语言。

l 少数民族语言并不利于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语言文字是文明的载体，其内容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客观地说，历史上少数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水平落后于主体民族，以致只有21个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拥有文字[10]，其他少数民族则没有成体系的文字。靠口耳相传的少数民族语言失真度较高，通常表达词义不准确、不完整，难以得到传承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前，少数民族基本上没有自行发展到工业文明阶段，甚至停留在封建社会乃至奴隶社会。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民主改革之后，少数民族在封闭状态下相对独立发展的历史也就结束了。然而，由于少数民族在相对独立发展的历程中并未进入工业文明，导致民族语言的词汇比较贫乏——绝大多数词汇是反映渔猎和农耕生活的具体词汇，而缺乏反映科学和抽象概念的必要词汇。

例如，满语中关于冰雪的词汇多达60多个，几乎每个形态的冰雪都有各自的命名；关于水的词汇更多，达到130多个；各种鹿被分门别类冠以29种各不相同的名词【11】——这显然反映了昔日林海雪原中的生活。然而，有机化学中烃、烯、炔、酮、醚等基本词汇，满语里都没有；量纲、模量、标注差、阻尼等工程学科中常用的词汇，满语就更没有了。至于“边际收益”，“流动性偏好”，“历史唯物主义”等抽象概念，用“原汁原味”的满语哪里说得清楚？显而易见，由于历史原因，许多少数民族的语言的发展程度停留在工业文明之前。放在现在，这些语言顶多还有作为日常生活用语的价值，而完全不能用于组织现代化的生产劳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语言连正常生产劳动的需求都没法满足，自然难以延续下去。西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的成员，连自己都认为学习民族语言已经没有多少价值，这种趋势又岂是行政力量能够改变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少数民族毕竟与汉族一同步入了工业文明时代。如果非要谈及某些新生事物，那怎么办呢？实际出现的状况就是，不得不从汉语中“借词”。例如，壮语中的“电话”是“denva”，与汉语西南方言中的发音基本相同；壮语中的“理性”则是“lijsing”，与普通话差不多。在现存的少数民族语言中，借词现象现已极为普遍。如果非要用少数民族语言解释当下的事物，行文中用到的汉语“借词”将占据压倒性多数。既然如此，继续制造“借词”的意义也就不大了，还不如直接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来得实在。

l 少数民族语言存在方言差异巨大、内部分化严重的问题。

绝大多数少数民族语言所使用的文字，无论是该少数民族自省发展或是新中国政府为其创制，属于表音文字。以壮语为例，现在官方推广的「标准壮文」就是完全基于拉丁字母的表音符号（也称为「新壮文」，以区分1955年《壮文方案（草案）》使用的包含特殊符号的「老壮文」和上千年前壮族人基于汉字创制的「方块壮字」）。

人民币第五行的拉丁字母就是「新壮文」/广西国家机关的牌匾要求汉壮双语

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表音符号会随着口音（方言）的变化而变化。壮话大体可以分为北部和南部两种方言，这两种方言之间沟通存在极大的困难（不通中国国情的国际语言学界更是将其认定为独立的「语言」）。其中南北内部又可以划分不同的小片，支系非常复杂，有「十里不同音」的讲法。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官方语言之一的标准壮语主要是以北部方言武鸣县语音为标准制定的[12]。政府在壮话方言之间差异巨大的情况下推广表音的拉丁字母壮文，注定四处碰壁。不通北部壮话的南部壮人难以理解也无法使用这种官方确定的「标准壮文」。至今很多壮族人甚至根本不知道人民币背面那一排拉丁字母是本族的文字。

除了壮语以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同样存在语支众多、无法互通的情况。彝语有6大方言，哈尼语主要有哈雅、碧卡、豪白三个方言，苗语分湘西、黔东、川黔滇方言[13-16]，各方言内部还有数种次方言……这些方言或次方言之间差别巨大，交流困难，因此政府难以推行统一的标准书写系统，同壮语处境类似。在同一个少数民族内所使用的语言或方言无法互通的情况下，民族内部的交际大都使用汉语或其他互相懂得的语言[17]。复杂的现实条件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推广少数民族语言的可行性。

推广少数民族语言恐难奏效

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基本原则——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客观规律。无论你是否喜欢，客观规律就放在那里，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历史上不乏努力推广少数民族语言的案例，但结果都是戏剧性的。

例如，金世宗本人就有很浓厚的民族情结。他在位期间（1161-1189年）强调“女真为本”，多次发布有关保留女真人旧习、语言的诏令，要求所有皇子必须有女真语名、所有女真官员必须通晓女真语，卫士不准讲汉语【18】。结果又怎么样呢？就连金世宗的太子允恭的女真语水平也很差，太子太保完颜爽都有些看不下去，于是劝诫道：“殿下颇未熟本朝语，何不屏去左右汉人，皆用女真人？”【19】待到允恭的儿子金章宗继承皇位，这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终以失败而告终。有2件事情标志着金章宗最终放弃了维系民族传统、遏止女真汉化的努力：1是于1206年宣布允许猛安谋克户（女真族军民一体的组织）与州县民户自由通婚；2是于1207年“诏策论进士免试弓箭、击毬”。

另一个有趣的案例是清朝乾隆皇帝。乾隆帝本人对满族的历史文化很有情感。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帝发现理藩院4名官员“不但清语生踈，甚至有不能者”，对此严厉斥责道：

“伊等皆满洲官，所办又系满洲事务，不谙清语，何以办事？看来别部院官员，似此者必多。清语乃旗人本务，岂容荒废。从前各部院官员，禀事登答，皆以清语。今则不知所重，甚属非是。”

为此，乾隆帝开始一系列挽救满语的行动：

1. 多次颁发谕旨劝诫满洲人学习满语，强调“不能清语，实为弃本”。

2. “严行议处”那些满语能力不行的八旗官兵。

3. 下令各机构扩大使用满语，“各部院移文旧例清汉兼写”。

4. 八旗官员提升官职时要考察满语能力

5. 再次强化宗学（清代皇族子弟的学校）和八旗官学（中央和地方设置的旗人学校）的满语教学力度。

6. 各部院考试录用办事官员时，优先录用通过翻译科考试的人员，设置绥远翻译官学等专门翻译机构【20】。

结果又如何呢？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满族高官果尔敏已经听不懂乾隆帝的满语，而此人却来自盛京。嘉庆帝即位后则叹言：“今满洲非惟不能翻译，甚至清话生疏，不识清字。”

金世宗和乾隆帝拥有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为什么推广少数民族语言的努力仍以失败而告终？这充分说明，个人的主观意志不能阻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历史上女真语和满语的消亡，与女真族、满族和汉化程度是同步的。女真族、满族在入关之前，生产力水平是非常低下的。入住中原之后就面临着现实的选择：

l 如果要保留本民族原生态的文化，那么其统治方式确立的生产关系就无法适应汉族地区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强烈冲突，最后导致无法建立稳固的统治，不得不退回森林和草原。辽太宗耶律德光便是这方面的先例。

l 如果要在汉族地区建立稳固统治，那么统治方式和生产关系就必须适应汉族地区相对发达的生产力，全面拥抱汉文明就成为了必然。而原先的少数民族语言，在组织生产和社会管理等方面几乎没有用途——所以，连统治者自己都丧失了学习女真语、满语的动力。

所以，语言文字的发展，归根到底还是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少数民族相对独立发展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由人口流动、民族交流而带来的民族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才是满足生产力发展需求、符合历史规律的做法。

正如我国社会学大师级人物费孝通所说：“人是最根本的，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和提高人的素质，让他们有条件来接受先进的文化，能够加入到现代化的事业中去。……传统的谋生之道正在改变，原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现在山上的树没有了，河里的鱼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人问是保命还是保文化。依我看，文化是为了人才存在的，有人才有文化，文化是谋生之道，做人之道。……少数民族也一样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发展，自身的文化不够用就引进[21]。”

政府的政策要以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依据，首要任务就是让少数民族和其他国民一起学习现代的科学技术，在现代产业中就业和发展，享受发达现代文明的丰富成果[19]。坐落在喀什的「深圳产业园」积极帮助当地维吾尔族群众参与现代化生产和劳动，据悉目前已经安置就业4000多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1]。包含广西在内的13个地区倒是存在严重养老金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在这种前提下，地方政府动用国家资源推广原本缺乏统一标准、而且即将消亡的语言，又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实实在在推行些惠民政策，切实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们应该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少数民族语言：一方面，我们有必要从学术的角度积极整理和翻译少数民族古籍，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资料库建设，组织采集各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语料，并进行系统整理、长期保存、科学研究和开发利用。另一方面，缺乏科技和抽象概念词汇的语言，以及支系过多、阻碍交流的语言，其自然消亡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许多少数民族语言的未来，与诸多汉语方言的未来相同——在博物馆里得到最好的保存，但最终远离生产劳动和人们的生活。

少数民族地区的相对封闭与人口迁移流动半径狭小，恰恰是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经济地位的最大阻力[22]。有些地方干部由于认识上的错误，试图大力推行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甚至鼓励让已经高度汉化的少数民族恢复使用历史上的陈旧语言。这类错误行径只会客观上增加民族之间的隔阂，加剧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缘化，客观上对少数民族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违背历史潮流的事情，金世宗和乾隆帝都做不到，现在“换个马甲”就能做到吗？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才是正途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经专门写过一篇论文沉痛哀悼拉丁语的死亡。他认为拉丁语的消失是整个西方知识界的损失，“全欧洲有能力思考和判断的人本来就很少，当他们的读者被不同地区民族的语言隔开之后，真知和智慧在欧洲大陆的传播就受到了极大的损害”[23]。

叔本华显然已经认识到了同一种语言的广泛使用对于知识传播的重要性。从希腊人在3000年前决定使用腓尼基表音字母作为基础创制希腊文字的那一刻起，西方的语言就注定一直分裂下去。表音字符可以很容易地结合任何地区的语言（方言）变成一种全新的文字，「文字不仅是一个民族国家有效行使权力的必要条件，也是一个民族国家获得持续凝聚力的文化基石。」[24]新文字会助长产生新政治体的出现，所以西方也一定会随着他们的语言一直分裂下去。语言的差异阻碍了民族之间的交流，民族之间的割裂造就了无穷冲突，也使得欧洲的版图被诸多小国所割裂。

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疆域，之后两个帝国的走向完全相反

中国人有幸保存下来了数千年来一直使用的汉语。中国地域广阔，北方方言与吴语、粤语、闽南语等，如果使用表音符号作为文字，至今也早已形成不同语言。由于汉字不是单纯的表音文字，因此很难结合某种方言演变成新文字。“书同文”确实保证了中国各地人民的便利交流，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中国陷入像欧洲一样长久的分裂和地方割据。我们作为今人，更应当继续发挥国家通用语言的凝聚作用。

“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注定要灭亡”[25]。为保护少数民族语言采取的措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些语言逐渐式微的大趋势。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主任黄行认为：“国家要发展、要统一、要稳定，要现代化，这个大目标是不能变的。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地方化，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的保护不可能有一个很好的效果。他只能相对延缓语言消失的时间和速度。但是总体的趋势和方向是不可改变的。”[26]

我国坚持不懈推广国家通用语言，已收到很大成效。根据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2010年抽样调查显示，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到70%以上，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27]。国家层面的资源就应该用于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由地方财政掏钱、量力而行，这样才算合理。

参考文献

[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http://www.gxrd.gov.cn/html/art161267.html

[2] 孙宏开等主编，《中国的语言》（商务印书馆，2007）

[3]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另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城市大学合编，《中国语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2012）

[4]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3-12/17/nw.D110000gmrb_20131217_1-07.htm

[5] 孙宏开，《中国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的抢救与保护》，暨南学报（2006）

[6] 金星华主编，《中国民族语文工作》（民族出版社，2005）

[7] http://media.people.com.cn/GB/15865896.html

[8] https://www.applysquare.com/account-cn/marks/all?uuid=ed203c7f-f413-41f9-bb77-0f297387217c

[9] http://www.yi.zhongc.com/newsshow.asp?id=20247&newsid=40921&com=

[10] 陈卫亚，博士论文《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