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布兹(Kibbutz)是以色列的一种建立在平等、公有、自愿原则之上社会经济组织，以土地国家所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民主管理为原则，分配上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或按劳分配”的制度，成员之间完全平等，是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这一经济组织自建立以来，已经存在一百多年，在发展过程中进行了一些改革，是成功发展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成功的经验值得知识界重视和世界各国借鉴。

关键词：以色列基布兹、集体所有制、民主管理、平等原则

　　基布兹(Kibbutz)是希伯莱语的音译，是“集体定居点”的意思。过去有人将其翻译为“农村合作社”或“集体农庄”，是不确切的。基布兹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公有、自愿原则之上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或简称“集体公社”，是以色列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社会内的“社会主义成分”。其百年的成功经验值得知识界高度重视，值得世界各国学习和借鉴。

　　一、基布兹的管理原则

　　第一，自愿原则。加入基布兹完全是自愿的，可以自愿加入，也随时可以自愿退出。申请加入者要承认和遵守基布兹的章程，熟悉并且愿意分享基布兹的生活方式。申请者要提交简历和身份证明材料，通过审查、面试后有为期半年的“作客期”。通过“作客观察”评估后，还有两年的“实习期”实习期结束时，如果可以在全体社员大会上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公社成员无记名投票通过，才能成为公社成员。基布兹成员退出也自由，可以自动离开或者提出申请脱离基布兹。脱离关系的成员成为自由人，可以加入其他的基布兹，也可以另找出路。这一点与丹麦的农民合作社相似，后者实行宽进严出的社员资格原则。不过不同的是，在后者中社员如果自愿退出，即失去占有的股份且不退还股金，同时必须支付合作社净债务中他的份额;而合作社有净资产时，退出者却不能得到任何的付款。

　　第二，平等原则。基布兹的成员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上一律平等，各成员对基布兹的方针、政策和生产、经营、生活等方面的活动享有同等的表决权。劳动是人人遵守的社会准则，所有成员只有专业分工不同，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完全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管委会和专业委员会的成员是全体成员的公仆，不享有任何特权，不领取何额外报酬，只是一种业余服务，是一种本职工作之外的额外付出和劳动，代表着成员对他的信任和支持。然而，即使是一种额外的付出，领导们也都尽心尽力，唯恐辜负成员们的期望。成员定期在专业委员会轮换，并承担一份岗位劳动。基布兹一直反对雇工。直到近几年，因为人员流动，劳动力短缺，才开始允许雇工劳动。

　　第三，生产资料公有原则。基布兹是一个集体公有组织。在这个组织里，只有土地属于国家，其余所有的财产包括生产资料、固定资产和各种产品统统归全体成员共有。以色列建国后，把土地收归国有，基布兹需要的土地要向国家租赁使用。租期一般为49年，有的可达99年，期满后可自动延长。一个基布兹内部，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基布兹集体共有，其中包括文化、教育、医疗、住宅等，形成了健全的生产、经营、销售的社会服务体系。基布兹实行独立经营，自己决定组织生产和产品定价、销售，所获得的生产收入归全体成员所有。在农业上，以色列建立了区域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组织，涉及到国内外市场需求时，政府和专业协会会给予基布兹一定的帮助。基布兹农产品内销由区域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组织负责收购、加工和批发销售，外销部分由农产品出口组织负责组织出口服务。

　　第四，实行民主管理原则。基布兹的政治、经济、社会事物对成员公开，最高权力机构为成员大会，一般每周六(安息日)晚上举行一次成员大会，成员大会讨论决定发展规划、重大经营决策及社会活动，选举罢免干部等;表决议案需2/3通过，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和一人一票制。基布兹的最高行政领导是书记，下设生产计划、劳动、财务、住房、卫生体育、社会等专门委员会。并设住房、治安、青年、老年、保健等工作机构，负责具体工作。书记与各委员会主席一起组成书记或执行委员会，负责处理基布兹的日常事务。书记与各委员会主席均由全体成员大会选举产生，任期2年至3年，最长不超过5年。全体成员每年对他们进行一次信任投票，工作表现不佳的，可随时撤换。除社会委员会外，其他各委员会开会均是公开的，任何成员都可以旁听。社会委员会讨论家庭纠纷等问题时，除直接有关人员可以参加外，其余人一律不得列席。但会后需公布会议决定，以供大家监督。

　　第五，“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基布兹规定，有劳动能力的成员都要参与劳动，无劳动能力的成员由集体照顾，禁止雇佣工人。早期，男子一般从事农业生产，女子多从事服务性工作，但是随着基布兹规模的扩大，劳动分工也逐渐专业化，由劳动委员会根据各人的能力和需求分派工作。基布兹内部没有退休制度，老年人一般从事比较轻松的工作，当他们行动不便时会得到集体的照顾和帮助，一般都不会感觉到孤独与无助，因此，有人说，基布兹的老年人是最幸福的。分配方式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集体供给成员必需品。基布兹内部建造了各种各样的生活设施，如餐厅、房屋、洗衣房、诊所、图书馆等等，尽可能满足成员的基本需求。基布兹内部没有商品和货币交换，但是集体会定期发给成员一定的零用钱，以购买日常所需的日用品，休假和旅游期间还会有额外的补贴。一般来讲，不论从事何种工作，成员的待遇和生活水平相当，不存在贫富差距的现象。基布兹成员可以在城市里面从事其他的职业，如律师、官员、艺术家等，但他们仍享受基布兹成员的一切待遇，可以继续住在基布兹里，参与基布兹的各种活动，但要把从外面获得的收入全部交给基布兹，像其他成员一样领取“零花钱”。

　　二、  “基布兹”的产生与发展

　　自从第一个基布兹诞生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基布兹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历程，根据基布兹的变化特点，可将这段时间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基布兹初创阶段，大致为1909年德加尼亚基布兹诞生的10年时间。犹太史上的第一个基布兹诞生于巴勒斯坦加利利湖畔。20世纪初，一部分来自东欧的青年移民巴勒斯坦，他们受到锡安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大卫·戈登的理论影响，立志要建立一个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共同生活、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1909年，他们进驻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湖地区建立了一些集体拥有的独立农场，并且决定将这里建成一个永久定居地。他们给这个定居地起了个名字，叫德加尼亚(Degania)，又译为德甘尼亚，这也是第一个基布兹的正式命名。最初，基布兹内部没有任何管理机构，白天，成员们在田地里辛勤劳动，晚上，他们聚在一起讨论基布兹内部的事务。直到1913年才选出委员会，负责给成员分派工作。此后，基布兹的基本组织机构开始完善，并成为未来基布兹的典范。德加尼亚基布兹不仅是第一个在自愿和互助基础上共同劳动、共享致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的生产组织形式，而且很快就成功地实现了自给自足，因而产生了不小的示范效应。此后，一个又一个的基布兹仿照德加尼亚的模式陆续在巴勒斯坦北部地区建立起来。1911年，另一个基布兹在梅尔哈维亚建立。1914年，巴勒斯坦地区的基布兹的数量达到11个。这一时期，基布兹主要的特点是规模小，人数少，主要从事农业垦殖工作。

　　第二阶段是基布兹发展初期，大致从20世纪20年代到以色列建立。20年代，基布兹迅速扩大。从1919年春起一直持续到1923年，大概有3.5万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有相当一部分移民把公社当作自己安置定居的归宿，或者加入了已有公社，或者创办了新的移民村，如金纳戈尔村等。为了解决新移民的就业问题，第一个全国性大型基布兹在“劳动兵团”于1920年9月宣告成立，主要从事公共工程，兴办农业移民村，保卫犹太定居点。其成员人数短短六年时间就由创办时的几十人增加到2000多人。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最后解体，但是它指明了基布兹未来的发展方向。为了在经济上相互扶持，基布兹未来将会逐渐由分散走向联合，成立基布兹联合体，这有利于基布兹在更大范围内以更优的方式调配劳动力、分配资金、提供教育等，促进基布兹实力的增强，扩大基布兹规模，增加其数量。到1945年，巴勒斯坦共有将近300个移民村，其中有一半是基布兹。

　　第三阶段是基布兹的发展的黄金时期，大致从建国后到80年代中期。1948年，英国政府结束了对巴勒斯坦的托管统治，以色列宣告成立。首任总理本·古里安宣布建国三原则：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平等主义，这实际上肯定了基布兹在国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并为以后基布兹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时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移民大潮，1948 年有10.2万移民回归;1949年回归的浪潮达到顶峰24万人，平均每月2万人;1950年17万人，1951 年17.5万人。在建国初的头四年，共有68.7万人到达，国内的犹太人口数量翻了一番多(独立时的以色列有68.7万人)。在建国最初几年中，又建立了84个新基布兹，到1958年初，基布兹成员达到7.97万人。1963年在基布兹联合体的基础上成立了“基布兹运动联盟”，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基布兹联合体，负责协调各基布兹的共同事务。70年代基布兹的农业产量曾占据全国生产总量的40%以上。随着以色列经济的发展，基布兹内部工业和第三产业也开始发展，改变了以往单纯的农业格局。1969年，基布兹共有164个企业，到80年代中期，已经达到400多家，在国内的塑料、金属、食品等工业领域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并且开始开拓国外市场。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也逐渐成为基布兹重要的收入来源，从业人员也相应增加。到20世纪70、80年代，基布兹的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已经基本定型，进入历史上的黄金时期，成为以色列政府引以为豪的对外展示的橱窗。

　　第四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是基布兹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基布兹挑战与机遇并并存。由于受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国内经济危机的影响，一些基布兹面临着生存的威胁。1983年到1995年间，基布兹的流出人数超过343人，进入基布兹的人数只有77人，基布兹成员的流出数量要远远高于非成员的流入人数。2002年，在以色列全国范围内，大约2000名基布兹居民离开农场另谋出路，而选择进入基布兹生活的只有619人。根据2005年以色列社会学家本·拉斐尔领导的调查委员会的数据，以色列260多个基布兹的负债总额已高达20亿美元。2004年成立62年的麦祖巴基布兹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破产的基布兹，2005年又有两家基布兹向政府申请破产保护，其他许多基布兹也处于破产边缘。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经济发展，基布兹开始改革。经历改革后，基布兹的状况得到明显缓解，根据基布兹运动的官方统计，在2005年到2010年期间，基布兹总人数增加了20%，达到143000人，是历史最高水平。基布兹爱菲克( Afikim)的人口由2010年的500人增加到600人。现在基布兹申请加入的人数已经超过离开的人数，等待者的名单越来越长。

　　1998年产生了一种新式的基布兹——“爱诗博”(Eshbal)，创建者是60名青年男女。“爱诗博”和别的基布兹差别很大，他们没有属于他们的土地，没有现成的工厂，也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成员们拥有的，只是各自不同的技能。个人劳动是这个基布兹一切活动的经济基础。成员们在附近的学校教书，在附近的城镇做各种各样的社会工作，他们的工资上缴基布兹，基布兹再按照小组给他们发放生活费用。在这群年轻人的理念中，基布兹生活的中心主要有两点，一是集体责任心，二是社会责任感，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就是这两者的结合。现在，“爱诗博”的60位教育者分为7个核心小组，他们负责以色列的许多教育项目，包括以色列社会上不同部门的年轻人。每个“爱诗博”成员每天要引导大约4000位年轻人。

　　三、基布兹的成功经验

　　(一)政府支持

　　以鲁宾为首的巴勒斯坦办事处的鼓励和扶持是早期基布兹体制赖以形成的官方保证。9世纪末期以来，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移民垦殖活动，由于条件恶劣、资金匮乏，向来离不开一些慈善家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扶持。从一开始当局政府就给予了必要的鼓励和扶持，从而使这一新事物得以顺利成长和发展。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农业部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基布兹提供各种服务，为他们提供具体的指导，指明发展方向。1949年，全国掀起了一场合作农庄定居拓荒运动。由一些基布兹资深的成员组成了一个小组，他们作为指导者，要考虑一个基布兹的组织结构、社会问题、经济处境以及农业技术，同时指导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对于一些不适于农业的山区和北方一些荒地，先在这些地方建立起劳动村，犹太民族基金会雇佣劳动村的移民进行修路、平整土地、绿化荒山，付给他们一定的工资，当山区被平整为可耕地，就可以将这里转化为经济自立的农业合作农庄了，其中大部分是基布兹。基布兹体制是一种创新之举，它的成功，不仅依赖于创建者们的主观努力，而且依赖于一些客观因素的支持，特别是官方的支持。因此，基布兹体制的问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1957年，基布兹的进一步发展中，农业不仅满足了人们的要求，而且出现了剩余，农产品价格下跌，农业收入下降。政府和犹太代办处和各银行、农业组织设立一笔专门的联合基金，补贴农业，包括饲料、化肥和水的成本等。目前，以色列政府依然对社办的企业采取扶持政策。例如，AHAVA化妆品公司就获得了以色列政府授予的死海资源独家特许经营权，其他公司禁止经营死海的化妆品，这样可以避免公司之间形成竞争，导致商品降价，资源低价流失。

　　(二)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最初的小基布兹只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其耕作方式相当原始，种植的作物也比较单一，以至于在耕作的淡季，成员们还经常外出打工，以弥补平时收入的不足。不过，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大基布兹的出现，在政府和相关协会的指导下,多种经营的综合农业模式开始起步。其指导方针是，在人畜食物需求上实现最大程度的自给自足，剩余的农产品可销往市场。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基布兹的成员们除了种植小麦、大麦、饲草和玉米等大田作物外，还积极发展奶牛业、果树栽培业、蔬菜种植和家禽饲养业等，基布兹的农业走上了综合发展的道路。

　　大约从30年代后期开始，为了满足农业机械化、特别是二战期间军队对工业品的需求，一些基布兹也开始发展自己的手工业和工业，着手生产饲料、农机及其配件、军工产品等，并且取得了可观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因此，最晚从3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基布兹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农业之外又发展出了自己的手工业和工业。从50年代初起,地区合作性质的第一批现代化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如苜蓿脱水厂、轧花厂、肉鸡屠宰厂、饲料厂等，也开始创建起来。到1977年,工业项目已经达到300个。至此，从总体上看，基布兹的产业结构已经是农业和工业两分天下了。此后，基布兹的产业结构在上述基础上又发生了更加迅速而深刻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基布兹的传统农业经营开始减少，转而经营其他行业，基布兹工业企业已达400余家。1985年，基布兹企业占全国塑料与橡胶行业总产值的42.2%和出口额的62.6%，占木器行业产值的14.7%和出口额的30.9%，占金属和机械行业产值的10.4%和出口额的9.5%，占食品工业产值的5.1%出口额的22.4%，以及化学制品及燃料业产值的2.3%。总的来说，基布兹的经济结构为工业占70%,农业占20%，旅游业及其它各占5%。目前，只有15%的基布兹成员从事农业，越来越多的基布兹成员转而从事经营性商业服务，洗衣店、餐馆、幼儿园和游泳池等。

　　目前，第三产业开始快速发展，并且逐渐成为基布兹经济的发展重点。现在，参观“基布兹”是以色列的重要旅游项目之一, 是外国游客的传统保留节目, 为以色列增加了可观的旅游收入。基布兹——“春池公社”不仅拥有高度现代化的农业，良种牛场和鸵鸟养殖场，而且拥有发达的旅游观光产业，他们的“鱼餐”已经成为著名的旅游品牌，每年有很丰厚的收入。基布兹的产品不仅面向国内市场，也面向国际市场。

　　(三)若干改革

　　基布兹的根本制度是公有制，基本目标是要全体基布兹成员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共同生活，人人平等。随着基布兹面临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基布兹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生存、发展，基布兹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基布兹进入转型期。

　　首先，财产性质发生了改变。原来属于基布兹的一些财产，现在逐步归成员个人拥有。这些财产包括成员居住的房屋，也包括基布兹的一些股票。在一定的限制下，这些财产可以买卖。一些基布兹实行住房改革，将原来统一的住房折价卖给个人。基布兹内的大多数公共服务项目，水、电、洗衣和垃圾处理等，也改为收费服务。

　　其次，实行工资制度。根据成员从事工作的性质和工作量的不同分别给予不等的工作报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再像以前一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改革之后，一名经理就可以拿到相当于一个洗衣工人两倍的薪水。人们也可以更多地保留自己的额外收入，而不必交公，可以向亲朋好友赠送一些钱物。根据工资改革不同，基布兹产生了三种形式。188个基布兹已经转型为“更新的基布兹模式”，占总基布兹数量的72%，他们的成员工资不同，一部分来自于他们的工作，一部分来自于基布兹的其他资源带来的收入;混合型基布兹有9个，他们的主要收入平均分配给成员，只有很小一部分比例作为工资发放;65个基布兹保留了传统的分配方式，无论成员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们获得相同的收入。“更新的基布兹模式”，按照个人收入扣除“差额税费”之后再下发给个人，既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又可以实现按能力取酬。这部分资金归农庄集体掌握，用来改善农庄内的教育、文化设施。

　　再次，生活上也发生了很多改变。成员穿衣和吃饭不再统一，成员可以在家做饭。购买自己喜欢的、基布兹没有能力供应的一些高档商品。这种改革大大提高了成员工作的积极性，减少了浪费。孩子从小就要过集体生活的原则也发生了改变。近些年来,许多基布兹组织已比较宽松地允许家庭抚育孩子,不过分强调孩子的公有性质,对孩子成人后是否选择留在基布兹也给予很大自由。对于选择离开和没有经过批准加入基布兹的年轻人，基布兹会提供三年的经济支持，“扶上马，送一程”。基布兹长大的孩子大约有一半留下，来自外部申请加入基布兹的人也很多。

　　最后，积极扩展海外市场。以色列当地市场狭小，基布兹的发展受限。为了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一些基布兹开始在海外投资。1965年，以色列最富有的基布兹Hatzerim发明了滴灌技术，拥有自己的跨国公司Netafirm公司，在二十世纪90年代，Netafirm公司年收入2.3亿美元，其中80%来自出口。该公司的产品已经进入世界上多数缺水的国家。2004年，以色列北部的基布兹——“阿勒法”向非洲国家津巴布韦出口了价值1400万美元的军用设备。2005 年基布兹在欧美投资2000 万美元合资或独资建立了10家新的工厂，与2004 年相比增加30%。基布兹计划投巨资在海外建立新的生产线和物流中心。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基布兹在金融市场上开始融资。2004 年，以色列首个基布兹企业股票在特拉维夫股票交易所上市，为基布兹进入股票市场树立的成功的榜样。2005 年年初，以色列北部SHAMIR 基布兹企业股票在美国华尔街纳斯达克上市，融资550 万美元。

　　虽然基布兹在许多方面变化很大，但“平等、公有、自愿、民主”的原则并没有变。基布兹仍然保留着免费医疗、免费教育、集体救助和公共文化等传统。基布兹的负责人和管理人员仍然由全体成员投票选举产生，每四年一届，且全体成员每年都对领导层进行信任投票，不能通过信任投票的领导人将被罢免。

　　四、基布兹的贡献和广泛影响

　　基布兹作为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与社会组织形式，成功地存在了一百多年时间，日益发展壮大。基布兹是以色列的“民族复兴柱石”，与工会、国防军并称为以色列的三大支柱。这一模式为以色列的建立与发展、为人类的公有制探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一，基布兹对政坛产生重要影响。本·古里安深受基布兹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于1919年建立了劳工联盟，奋斗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1948年，该联盟演化为以色列统一工人党(以色列工党的前身)，为建立和发展以色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建国后一直执掌国家的政权，直到1977年大选失败。工党主张要通过变革的方式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注重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政策，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控制贫富差距过大，维护社会稳定。1948年到1977年期间，8位政府总理有4位曾是基布兹成员，本·古里安卸任后回到了基布兹。近三分之一的政府部长来自基布兹，还有不少基布兹成员在国防军中担任重要的职务。1977年之后，基布兹在政坛的力量和影响力才开始减弱。

　　第二，基布兹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基布兹在以色列的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农业方面，以色列地理条件十分恶劣，国土中将近一半是沙漠地区。1953年，基布兹人开始引水工程，到1964年一期工作完工开始通水，沙漠中出现了5.7公顷的绿洲。以色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曾经的沼泽地被排干了水，改良为早涝保收的万顷良田，以前裸露的山头重新种满了树木，沙漠中出现了绿洲。以色列的农产品不但能自给自足，而且还大量出口到欧洲，赚取外汇。这一经济奇迹的创造者主要是基布兹。2010年，以色列基布兹的农业产值超过17亿美元，占全国农业产值的40%。基布兹取得的这些成就主要是依靠最新的科学技术。基布兹人利用现代生物技术精心培育了许多适合本土种植的新品种，针对水源有限的弱点，研制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滴灌和喷灌技术和装备，这些共同创造了高效、优质、高产的以色列现代化农业。在工业方面，基布兹还是劳动锡安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培养了大量技术性的工人，如采石、建筑、修路和灌溉等，这些人在以色列建国前后都走上重要的岗位，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基布兹开始发展工业，到1996年，基布兹企业总数多达388家，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产品包括塑料、机械食品、服装，而且也涉及计算机、通信设备等高精尖产品，工业产值占当年以色列工业总产值的7.7%，出口工业产品占全国工业品出口总值的8.2%。2010年，基布兹的工业产值为8亿美元，占以色列工业总产值的9%。以旅游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也蓬勃发展，已经成为基布兹重要收入来源。恩格夫基布兹以“圣彼得鱼”和戈兰高地的红酒闻名，每年吸引大量的游客。前面提到的春池公社的“鱼餐”是著名的旅游品牌，春池公社每年都会举办“春池音乐节”，这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音乐盛事。同时，基布兹也主动招募国内外的志愿者，让他们来体验生活。一些基布兹还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积极向海外投资。

　　第三，以色列基布兹的高效率与高产出与其知识化发展道路紧密相关。犹太人历来重视教育，本·古里安说“没有教育就没有未来”，结束了两千年流浪生活之后终于拥有祖国的以色列犹太人，对国民的文化教育更为重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色列的教育经费从未低于GDP的8%，这还不包括各类私人办学和海外投资，政府投资占教育经费的65%。以色列义务教育年限为12年，犹太人100%受教育。2012年，以色列7所大学中的3所名列世界大学100强，其中4所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专业跻身世界大学前30名。以色列发达的教育使基布兹成员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同时，深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基布兹人，又非常重视进行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因此，基布兹的成员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同时具备很高的思想素质。

　　第四，基布兹为世界公有制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法郎吉、新协和村等，以及中国的人民公社、苏联集体农庄都属于社会试验。基布兹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尝试，至今依然非常有生命力。成立一百多年来，虽然也经历过坎坷，但经过改革后的基布兹，现在发展又有新的面貌。基布兹内部实现了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这一社会主义理想和奋斗目标。基布兹始终坚持平等、民主的理念，成员之间互助团结。基布兹的改革也仍然坚持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原则。2009年，以色列第一个基布兹德甘尼亚庆祝了自己的百岁生日。至今，已经走过百余年历程的基布兹为人类的公有制实践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基布兹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并取得如上成就，主要是因为具有以下的特点：第一，基布兹的成员自愿接受基布兹的经济社会组织形式。这可以充分发挥和调动基布兹成员的这种主观能动性，使基布兹长期保持活力。第二，基布兹非常重视商品经济。基布兹内部长期实行主要消费品供给制，但在外部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则积极主动通过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进行商品的买卖，参与国内外市场的竞争，遵循“优胜劣汰”的原则，不断发展壮大基布兹的事业。第三，基布兹有效地进行改革，顺应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进行改革，才使得基布兹能够成功地转型。这可以给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以有益的借鉴，相比之下，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路径迄今还多地注重于商品契约、要素契约和治理层面，在核心的所有权即集体产权方面创新仍显不足。实践证明，农村合作组织作为维护农民利益的一种工具，其本身有其适用的人文地理环境。随着后者的变化,农村合作组织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选择相应的组织形式。但这种组织形式必须立足于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方面的创新，才能在未来为各种农村合作组织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

　　文章来源：《经济纵横》2015年第3期，第62-68页。

　　作者简介：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首席教授。

　　孙业霞，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