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既要坚决也不可轻率

　　（作者：单仁平 环球时报评论员；原载：环球时报）

　　张维迎教授8日再发文章《为什么国企改革非改不可》，实际重点谈的是“国退民进”的必要性，尽管他没有用这个表述。他提出了几点理由，一是目前的经济增长放缓说明，除非彻底改革增长模式，中国很难持续保持经济高增长。二是国企在关键行业的垄断已造成广泛的不满。三是大量研究都证明国企不如民企有效率，等等。

　　张维迎的一些具体分析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一些学者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不同意他的大判断和结论。比如张说2003年以后中国总体上“国进民退”，被认为没有数据支持。还有他将民企与国企对立起来，这也不被赞同。学者们指出，民企的发展空间巨大，比如互联网+、大数据等等，许多新经济领域都是由民营经济主导的。

　　对于张所说国企的份额应当降到10%以下，也存在强烈反对意见。国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基础，承担着稳定经济的战略任务，也是当下中国对外竞争的主力。国企的确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国企改革必须进行，国家在这方面的决心也是坚定的，但把削弱国企作为改革的目标，这不是中国社会的普遍意愿。

　　国企改革是个超级话题，它可以细致到社会的微观管理，也可以扩展到如何看待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在长期争论中，观点和利益错综交织，争论的背景有时简单有时复杂，很难形成有共识性的句号。

　　然而有一些重要的原则和边界，还是需要厘清的。

　　首先，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已是国家非常稳定并且不断强调的政策方向，与此同时，发展民营经济不应以刻意削弱国有经济为代价，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实现共同发展应当是中国的政策目标。

　　第二，国企垄断的问题需要开展全面研究，国家已经据此制定了一些解决方案。由于这是舆论意见最为集中的问题，涉及很多利益群体，它应当得到类似“白皮书”规模的阐述。

　　第三，国企改革的目标应是提高国企的自身效率和改善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但这种改革决不可能是国家的“政治屈服”，也决不应让改革过程成为对任何群体、包括对民企群体的“利益输送”。

　　第四，舆论对国企的批评很多，但这不意味着全社会已经“讨厌”国企。国企不仅是国家的一种“政治基础”，它也是中国社会平衡的重要“心理基础”。国企对中国社会公平感的支撑要远大于它们对这种公平感的侵蚀，国企也在各种经济成分中对舆论监督和批评给予了最多配合。

　　第五，国企带来了一些问题，但认为由民企代替国企就能解决所有那些问题是幼稚的。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目前都实行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从效率低下到垄断等经济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比比皆是。中国总的经济活力是相对较高的，如果认为这些活力百分百都是民营经济带来的，与中国国企的稳定支撑作用无关，这样的看法很不客观。

　　国企与民企在中国享受了不同的“优惠”，国企得到的资源多，但尽的社会义务也多，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民企得到的国家支持相对少，但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也基本“一身轻”，其内部分配制度也可完全依照市场规律制定。如果国企改革是一项社会改革的话，那么民企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也很可能受到触动。

　　国企改革是很严肃的系统工程，切不可受价值观和一些肤浅口号的影响。张维迎的观点有很突出的倾向性，如果说这是学者为了引起注意的一种策略，可以理解。但如果真的认为国企改革应当遵循简单而激烈的逻辑，那就不应该了。

　　附：

　　张维迎：为什么国企改革非改不可？

　　（作者：时芳胜；原载：华尔街见闻）

　　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在新浪撰文称，目前的经济增长放缓说明，除非彻底改革增长模式，中国很难持续保持经济高增长；国企在关键行业的垄断已造成广泛的不满；大量研究都证明国企不如民企有效率。如果民企不能成长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相信中国经济会在将来遇到大麻烦。

　　30多年的经济改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总的趋势是国有领域的收缩和私有领域的扩张。张维迎称，然而国企仍在关键行业，如能源、原材料、装备制造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国企在金融、通讯、石油天然气以及公用事业中占据垄断地位。换言之，国企在30多年后仍掌控着中国经济的命脉。

　　此外，国企和民企间不存在公平竞争。张维迎表示，国企仍享有许多政策和法律赋予的特权，民企仍在融资、市场准入、税收以及其他方面遭受严重的法律或行政意义上的歧视。一些关键行业仍未对民企开放。国企主导这些行业并非由于它们的市场竞争力，而是因为它们拥有法律和政策赋予的排他性地位。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目标，并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政策主张，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相信改变会到来。张维迎称，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目前的经济增长放缓说明，除非彻底改革增长模式，中国很难持续保持经济高增长。过去30年的高增长建立在低劳动成本、出口导向的基础上。随着劳动成本的增长(过去10年年增长15%)，出口愈加困难，中国企业必须变得更有创新性。这一转变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营企业家活力的激发，而非国企的扩张，因为国企没办法有创新性。

　　第二，国企在关键行业的垄断已造成广泛的不满。消费者抱怨高价格和低服务质量；企业家批评国企的不公平竞争；公众指责国企搞裙带关系和大规模腐败；民众甚至要求分享国企的垄断利润，不满于它们利益自肥。所有这些都说明国企不再像以前那么受人们欢迎了，这为国企的民营化提供了积极的公众基础。

　　第三，大量研究都证明国企不如民企有效率。一部分国企利润高，仅仅是因为(1)垄断，(2)过去几年资源价格的上涨，(3)它们使用了许多免费或准免费的资源。但过去几年国企也因为过度扩张和廉价信贷而变得负债累累。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它们的利润将下降，甚至转为亏损，不良贷款将重现。如果这一现象发生，政府将被迫民营化它们，正如1990年代中后期所做的一样。

　　第四，中国正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保基金已面临赤字。随着人口老龄化，赤字必然会变得很大。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把国家在国企中的股份转化为社保基金，或通过出售国企筹措资金。事实上，国有股份的转化已于近几年开始了。

　　张维迎认为，以上四个原因将促使政府迟早回到被中断了的民营化的道路上，并给予民企发展更大的空间。即使是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政府也必须这么做。

　　现有国企的民营化现在主要是一个政治决策，在技术上不是件难事。张维迎预计，在未来10-20年内，国企占GDP的份额下降到10%或更低是有可能的。中国或许将成为一个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如果民企不能成长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相信中国经济会在将来遇到大麻烦。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综合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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