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新中国既往的历史已然证明毛泽东创造的中国农业互助合作制度、农村人民公社集体化制度是一个科学有效的现实制度，未来的中国历史还将会证明毛泽东创立的中国农业互助合作制度、农村人民公社集体化制度仍然还是一个科学有效的现实制度，这决不是罔顾事实、信口开河，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基于新中国历史事实、历史功绩的慎重结论。　

毛泽东创立的中国农业互助合作制度、农村人民公社集体化制度改变中国的第一个历史事实、第一位的历史功绩，就是基本消除了饥饿、基本解决了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并使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摆脱了绝对贫困的状态。

一   1949年1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陈兵长江北岸准备解放全中国之时，自以为是“中国通”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著名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其中有这样一段阐述：“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甚至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利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这段话后来被解释为艾奇逊暗示“同历届中国政府一样，共产党政权也将因无力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而垮台”。据说蒋介石灰溜溜离开大陆之时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涉及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毛泽东可以占领中国，可是他也没有办法解决吃饭问题”。

对此，毛泽东批评说：“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10页)并且豪迈地宣告：“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中国人口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同上第1511、1512页)

二   毛泽东说“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是说艾奇逊唯心史观的破产和反动，而不是说艾奇逊概述的“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吃饭)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事实，相反这是连蒋介石都否认不了的板上钉钉的铁的事实。

中国自古就是农业立国，有向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可是中国上下几千年的文明史，除了极个别的风调雨顺的年份和政治极清明的短暂阶段，基本的就是一部饥饿史。民国著名史学家邓云特先生在他的《中国救灾史》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将近四千年间，几乎无年不灾，也几乎无年不荒，西欧学者为之惊诧，称中国为‘饥荒的国度’。”“中国饥荒之严重，在世界各国中绝无仅有!”拿“我还想活他五百年”的康熙皇帝的治下也不过如此：流民遍野、道路相食。1670年代的大旱，仅陕西、甘肃、宁夏等西北地区就饿死灾民1000余万人。至于民国范儿赞不绝口的民国就更不要说了：“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万至700万人死于饥饿。民国时代累计饿死过两亿以上人口。”——这可不是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朋友在造谣，而是被毛泽东和共产党“别了”的司徒雷登大使基于事实的概括和总结!

三    面对蒋介石留下的哀鸿遍地、白骨露野的烂摊子，毛泽东是如何尽快消除中国的饥饿、解决中国的温饱问题，并进而让中国人民包括中国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呢?

毛泽东的办法就是他宣称的：革命加生产。

毛泽东的革命，广义来讲是指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不同阶段的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经济革命和技术革命。其中就包涵有农业制度革命——推行农业互助合作化、农村人民公社集体化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制度创新。毛泽东建立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尤其是毛泽东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组织成为中国农民进行农业建设、农村经济建设、农村文教卫等事业建设、农村社会管理和政权建设的主要阵地和基本平台。

毛泽东的生产，是指农业、农村工业和国家工业化的生产。单就农业生产来说，它并不只是一个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周而复始的简单生产过程，而是如何扬长避短、尽力克服恶劣的自然和气候条件保证农业产品的质量和数量不断增长并逐步满足甚或超过人们的生活及工业需要的科学生产体系过程。而要想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的不断增长，就必须锲而不舍、持续不断地开展农业基本建设和进行农业技术革命。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好“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篇文章，也就是推广和落实好毛泽东提出和总结的“农业八字宪法”。

四   以毛泽东建立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尤其是以毛泽东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组织为主要阵地和基本平台，在农业基本建设和农业技术推广方面，毛泽东时代短短的27年，做了中国农业上下五千年、中国改革开放35年，其他国家和地区想都不敢想、想做做不到的事。这其中尤以人民公社集体化时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作出的成绩最为辉煌。

1、在土地开垦和土壤改良方面，有关部门统计，1953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6.28亿亩，1957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6.77亿亩，增加了4900亩，年均增长0.4%。此后到1980年，耕地面积增加到20.69亿亩，增加3.92亿亩，年均增长0.9%。人民公社期间新增耕地面积占新中国成立后新开垦耕地的88.7%。集体经济时期是小农经济时期耕地增长速度的2.25倍。与此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大量的低产田改造成了中、高产田，人民公社时期“耕地面积扩大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大量低产田被改造为中产、高产田，这是实现粮食持续增长的基础。这个成就至今为中国人享用。”

2、在农业水利建设和增加灌溉耕地面积方面，新中国成立前，大中小水库只有1223座，总库容估计在200亿立方米左右。到1970年代末，全国总计新建水库84000多座，总库容达到4200亿立方米。其中，1957年前总计建设1079座，年均135座。人民公社时期新建83300座，年均4230座，占改革前新建水库的98%，年均水库建设速度是小农经济时期的34倍。与此同时，全国的耕地面积由1957年的近2亿亩增加到1980年的近8亿亩，接近全世界的四分之一。

3、在化肥工业建设和增加肥料使用方面，1950年代，中国基本没有化肥生产能力。文革开始后，我国大力发展了小化肥产业。到文革后期，几乎县县有了小化肥厂，十年间产量增长70%。1972年，我国就进口大型成套化肥设备8套，1978年又引进13套。这些设备在改革之前先后建成投产，为农村改革后大量使用化肥提高粮食产量奠定了肥料基础。与此同时，草籽、满园花和农作物秸秆为基本内容的有机肥的大面积的种植，不仅发展了有机农业，也极大地提高了土壤肥力。

4、在改良农业品种和大规模开始推广优良杂交品种方面，1960年代河南几个高产小麦品种开发成功并得到推广，1979年李振声的小麦杂交品种培育成功并迅速推广，1973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培育成功并迅速推广，1979年李登海的玉米杂交品种培育成功并迅速推广，与此同时，优良棉种也得到大面积推广，1070年代，湖南省的全国植棉劳动模范唐纯银就创造了亩产200多公斤的记录。“一粒种子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到1980年代，中国缺粮的帽子，终于“扔到太平洋里去了”;中国人穿不暖的历史，也终于成为历史了。

5、在“密、保、管、工”等几个方面，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不俗的成绩。单就工具改革——农业机械化来说，当时每个人民公社、相当的生产大队，甚至一部分小队，都有大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了。

五   以毛泽东建立的农业合作化，尤其是毛泽东建立的人民公社集体化制度，基本消除了中国人的饥饿、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并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开始富裕了起来。这主要表现在主要农产品的增长方面。

1952年，油料总产373万吨，1980年达到1179万吨;1952年，棉花总产131万吨，1980年达到2707万吨;1952年，生猪8976万头、羊6178万头(未查到总产量)，1980年达到1205万吨;1952年，水产品总产167万吨，1980年达到450万吨。饿得人死、养得人大的粮食产量总体上是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由1952年的11318万吨增长到1958年的近20000万吨，年均增长32%。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和恢复期后，1965年恢复到1958年水平。自此以后开始了一轮长期的快速增长。其中196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后期增长速度最高。1949年，全国人均粮食209公斤;1959年我国人均粮食252公斤;1970年，我国人均粮食289公斤;1975年，我国人均粮食306公斤;到1979年，全国人均粮食已达到340公斤，离温饱线人均360公斤已是一步之遥了。(杨松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并且，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第一次工业化的代表：单车、手表、缝纫机及收音机等所谓“三转一响”的轻工产品已基本进入寻常百姓家了。这些表明：毛泽东的中国不仅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实现了农民的初步富裕，按照埃德加·斯诺先生的话说，就是“中国前所未有地富裕起来了”。

六  毛泽东取得的农业成就，还必须考虑以下两个制约因素：一是自然灾害因素。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度，自然灾害并没有因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而退避三舍，相反，竟是灾害不断、频频袭来，其间的1959年至1959年，竟是接连五年大旱，再加上政策因素，造成了我国农业的倒退和徘徊;二是人口因素。我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很大，新中国每年均已1000万以上的人口增长，再加上人口寿命的不断增长，吃饱穿暖的压力自然增加不少。可是毛泽东的中国，不仅基本战胜了自然灾害、克服了人口增长的压力，而且基本解决了温饱、实现了初步富裕，这不能不说是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　

七　有比较，才有鉴别。

毛泽东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取得的成就，与世界当时同类别的国家比，与世界农业发展的速度比，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取得的才成就比，不仅仅是毫不逊色，而且是光彩熠熠、成绩显赫。

1、与印度同期的农业状况可有一比。印度与中国素有”瑜亮情结“：两国有着相近的历史、相近的土地规模(解放初期人均耕地比中国多将近一倍)、相近的人口;印度气候温和，自然条件远远优于中国。印度和中国的农业几乎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但是，到了1980年，印度和中国的农业真的成了“龟兔赛跑”：印度的化肥产量是中国的四分之一，拖拉机的产量只有中国的一半;印度的粮食产量是14015万吨，中国是32056万吨，中国是印度的229%;印度的大豆产量是45万吨，中国是794万吨，中国是印度的1764%;油菜籽印度是142万吨，中国是385万吨，中国是印度的271%;棉花印度是1300万吨，中国是2707万吨，中国是印度的208%;肉类印度是87万吨，中国是1205万吨，中国是印度的1385%;牛奶印度是1300万吨，中国是114万吨，中国是印度的9%;水产印度是245万吨，中国是450万吨，中国是印度的184%。中国几乎每一项农业指标，毛泽东时代都完胜了印度。

2、与世界同期农业的发展速度可有一比。中国1969年-1979年粮食从2.11亿吨增加到3.32亿吨，年均增长4.64%。世界同期粮食总产从12.13亿吨增加到15.61亿吨，年均增长2.55%。中国是全球增速的182%。中国的粮食生产实际是一个超高的增长速度，可以说，当时世界粮食的增长基本就是中国粮食的增长。(杨松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3、与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状况可有一比。客观地说，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的农业形势，都有高潮和低潮，顺境和逆境，好的阶段和差的阶段。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均粮食产量，1950年代由建国初的200公斤左右到1958年提高到了280公斤;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出现反复，下降到250公斤左右。1960年代中期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后形成了一个长期的粮食增长过程，到1979年，人均粮食产量达到了340公斤。改革开放后持续承继着这一过程，到1987年，人均粮食达到360公斤。从1968年到1987年人均粮食增加104公斤，年均增长175%;1987年至1998年，粮食增速明显放缓，年均增长094%;而到本世纪之交，粮食又发生了一次大滑坡，2003年人均粮食只有333公斤。尔后的”七连增“、”八连增“不过是在2003年粮食谷底上实现的增长。从上述粮食生产增长的情况看，毛泽东时代的增长并不逊色改革开放时代，甚至好于改革开放时代。

八  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说过：一个时期的经济成就，不仅要看当时结出了多少果实，更要看它为今后创造了多少结果的能力(大意)。

从结果的能力上看，毛泽东建立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尤其是人民公社集体化组织其功绩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任何一个时期，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都是无法望其项背也无法比拟的。按照《人民日报》曾经报道过的江西省樟树市芦溪村农民胡细珍的话说：现在(2011年)我们“用的还是‘大跃进’的水，种的还是‘学大寨’的田”。不仅改革开放36年以来的农业乃至工业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农业生产力的基础上的发展，而且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的农业乃至工业仍然还将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农业生产力的基础上的发展。

因此，毛泽东是中国当代的神农氏、后稷、大禹、贾思勰、黄道婆、徐光启……的总和。

因此，是毛泽东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和初步富裕问题。

因此，是毛泽东奠基了中国农业乃至工业的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问题。

因此，编出“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顺口溜的人，不仅无知，而且无耻；接受这个吹捧人，那是“上嘴皮在天，下嘴皮在地——不要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