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继东：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

点击：作者：朱继东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布时间:2016-10-07 20:39:00

【内容提要】随着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关注。党成立9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表明，抓好思想理论建设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而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新问题、新挑战，也更加凸显抓好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面对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时代的热切期盼，我们应从六方面努力把思想理论建设提升到一个历史新高度以确保意识形态安全，这也是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确保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的需要。

　　【关键词】思想理论；意识形态安全；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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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安全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关注。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①，是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②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将“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③作为执政党建设首要的基本经验加以总结之后，党中央对思想理论建设重要性的再强调。早在2010年9月，习近平同志就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是保持政治上清醒的基础和前提。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更是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④“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⑤在新中国走过60年的历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率领中国迈入新时代。在新时代，我们要真正确保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充分认识到抓好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真总结党成立90多年来在思想理论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尤其是针对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提高思想理论建设的能力、水平，从而为积极推进和完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先进的理论指引和强大的动力源泉。

一、党成立9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抓好思想理论建设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高度重视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坚持思想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秀传统。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非常注重思想理论建设的作用，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⑥这不仅阐述了物质与精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在论述物质力量对于革命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了先进理论的强大力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⑦在这里所说的意识形式就是意识形态，在揭示出意识形态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的同时，也再次强调了抓好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列宁也非常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强调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真正发挥先进战士的作用。他不仅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做到巩固的思想一致，排除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⑧，而且指出“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⑨。而要实现思想上的统一、做到巩固的思想一致就必须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思想理论建设。苏联不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和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苏共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建设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后来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一个致命因素则是放松甚至放弃了思想理论建设。

中国共产党人更是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建设。毛泽东就是这方面的表率。早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他提出的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引起全党重视并成为会议共识，这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也被认为是古田会议最突出的历史贡献。从此以后，他一直高度重视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工作，多次强调要用马列主义所阐明的共产主义理论掌握、加强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并用“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这个定位把对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使得全党对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和不断加强思想理论建设，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955年3月初，中共中央在《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中强调指出：“必须唤起全党的注意，进一步认真地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做到把思想领导当做自己领导的首要职责。”⑩在3月底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提出了“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的任务，强调指出：“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11)组建强大的理论队伍就是要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领导权，这也是毛泽东关于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思想的重要体现，也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正是在毛泽东的率领下，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建设、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成为我们党的一大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重要政治优势和动力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都多次强调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思想理论建设，将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不仅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而且强调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抓手，全党掀起了大力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新高潮，一些曾被淡忘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重新得到发扬，部分曾经轻视、忽视甚至漠视意识形态工作的党员干部开始重视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思想理论建设不仅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且探索出不少好做法、新经验。

二、意识形态领域的新问题、新挑战凸显抓好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大潮冲击下，再加上国内外敌对势力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我国国内一些地方、部门、单位对意识形态工作不够重视，以及部分党组织、党员不重视甚至忽视思想理论建设，面对错误思潮不敢亮剑，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受到威胁、削弱、冲击甚至动摇，威胁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这进一步凸显抓好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西方加强意识形态渗透威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直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多年来一直进行和平演变的问题，但事实却无法改变。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20世纪50年代初明确提出和平演变的战略至今，虽然美国最初的矛头指向苏联，但同时也针对中国。尤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中国成为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头号目标。此战略就是以贷款、贸易、科技、文化等各种手段诱压社会主义国家，重点进行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重心的思想渗透，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在思想、文化等方面向西方靠拢，并最终实现走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目前，这方面的问题既表现为西方通过所谓非政府组织、基金会等多种手段、方式在中国宣扬资本主义价值观，并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又表现为西方利用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机会加大对以中国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为代表的精英人士的意识形态渗透，在这些人中间寻找和培养其代言人或利益代理人。这些严重威胁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心的一项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调查结果表明，40.89%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网络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和文化渗透的现象“非常多，情况非常危险”。国内外敌对势力勾结，导致我国国内社会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日益明显，西方的所谓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相互激荡甚至一度泛滥，与处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造成人们信息选择、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和迷茫，导致部分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和错位，严重冲击和威胁着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意识形态安全。

2.大话、空话、套话盛行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由于一些地方、部门、单位片面甚至错误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意识形态工作不够重视甚至忽视、漠视，把思想理论建设视为可有可无的事情，常常通过作一些空洞的官样文章来应付了事，这样做是既可以糊弄上级又不会出问题的“保险做法”，导致内容空洞、苍白说教的所谓“永远正确”倾向已经成为思想理论建设中的一个顽症，并且大话、空话、套话盛行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被一些深受其害的干部形象地概括为“精心准备讲废话，认认真真走形式”。另外，一些专家学者只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名言名句、中央文件的表述和用一些单调枯燥的词汇来进行研究，写出来的文章虽然没有错误，却是“外行人看不懂，内行人不愿看”。

大话、套话、空话甚至假话盛行导致一些地方党委、政府部门的话越来越失去公信力，给国内外敌对势力以不少可乘之机。尤其是随着新媒体近年来的迅猛发展，有的“大V”屡屡造谣攻击、抹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并多次挑起事端、制造群体性事件等；有人极力鼓吹西方的所谓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企图将改革变成改向、改制；还有人通过历史虚无主义、戏说等手法抹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瓦解人民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和信心……这些以“意见领袖”自居的名人、学者、网络红人等成为传播错误思潮的主力，而其言行背后大部分有着明显的利益之手在操纵，从国外一些有政府背景或者被政府暗中支持的企业、基金、机构与中国几家有较大影响力的商业网站的亲密关系中可看出一些端倪。

3.“唯洋是举”严重冲击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向西看”成为不少学者尤其是出国留学者的选择。但由于缺乏应有的价值自信，食洋不化成为不少人的通病，“言必称西方”或者“言必称美国”成为这些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而随着一些人回国后在不少高校、研究单位乃至理论管理机构占据学术带头人位置或领导地位，就以自己所学的那些西方理论作为学术研究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评判标准，导致一些学术管理和评价体系竟然只重“洋气”、不问是非，不仅把在国外期刊发表文章作为衡量是否优秀的标志，而且认定在国外期刊发表一篇论文可以等同于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几篇，甚至以在国外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期刊档次等作为评定职称、申请资助以及各种奖励的重要依据。所以，“西方承认不承认、西方赞成不赞成”，成为许多单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重要评判标准，此种情况在一些高校最为明显。

在这种“指挥棒”的导向作用下，不仅很多高校教师、科研人员为了能在国外期刊上发表文章或者为有海外经历绞尽脑汁，有人直接花钱在国外期刊买版面，有人拿手中的权利或者资源和西方做交易，还有人利用这种“机会”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更严重的是，学术评判上的“崇洋媚外”相当于将学术话语权拱手让人，西方的学术标准被简单套用为我们的标准，导致中国学术研究和话语权的“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将严重冲击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而更应该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中国改革开放之机，下大力气在西方的大学、机构培养出了一批反共、反社会主义制度的学者，这些人主要以来自中国的“异见者”或者当地的华裔为主，有着所谓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大学教授等身份的掩护，虽然不是中国国籍，却有着中国血统和面孔，又熟悉中国的文化和国情。他们利用所谓的跨国企业高管、公益慈善人士、国际专家等身份来到中国，成为不少高校、企业甚至党政机关的座上宾。有的成为官办研究机构的专家、名牌大学的教授，有的成为大企业、金融机构的独立董事或顾问等，还有的被一些院校或政府部门聘为专家、顾问等，部分高校、地方政府和企业请这些人来举办大讲堂等，使得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机会、场合和身份大肆宣扬西方的所谓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支生力军，已严重威胁到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乃至整个国家安全，应引起高度警惕。

4.文化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近些年来，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不少新闻出版单位乃至理论研究机构被推向市场，经济效益成为衡量这些单位成绩的最重要指标。在行业激烈竞争的压力下，一些新闻出版单位为了追求更高的点击率、收视率、阅读率等，竟然牺牲新闻真实性、不顾新闻的政治性而去追求所谓轰动效应，甚至公然炮制虚假新闻来达到吸引受众眼球、谋取单位私利等目的。还有的新闻出版单位在市场经营等压力下，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取消或者大幅削减了理论版面或者理论频道，一些地方、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出版单位竟然也故意淡化甚至干脆取消理论频道，以软新闻等形式变相出卖新闻版面，甚至把报刊版面、电视栏目、网站频道、书号等有偿对外转让或者承包，把一些错误言论和未经核实或者根本就不进行核实的广告以新闻的形式刊发、播出，导致这些错误言论、虚假新闻误导民众、危害社会，尤其是一些大肆宣扬西方的所谓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以及变相攻击党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举措、诋毁毛泽东等领袖的文章危害巨大。这种现象在一些重要的国家级出版社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而在网络上更是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猖獗，多种错误思潮泛滥，并且这些问题屡禁不止。而在刚开始起步的智库建设中，迷信市场的问题已经凸显并且已经比较严重，一些智库拿了钱就信口开河，推出一些违背事实、观点错误甚至为虎作伥的报告、文章、书籍等误导党和国家的决策。如果继续放任这种没有底线的市场化，必将进一步加剧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局面，严重危害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三、从六方面努力把思想理论建设提升到一个历史新高度以确保意识形态安全

面对我们党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新冲击、新挑战，尤其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联手发动的一次次意识形态进攻，以及由此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的威胁，我们既要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和形势的复杂性，又要有坚定的必胜信心和科学的应对策略，这样才能真正打赢当前的意识形态反击战。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从以下六个方面加强努力，通过全党齐心协力，把思想理论建设提升到一个历史新高度，才能真正确保我们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1.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全党齐心协力抓好意识形态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严峻挑战，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不足的问题越来越凸显。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潮流冲击下推行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在经济等领域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的地位及其话语方式、话语权都难免被弱化；另一方面，在当代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中，我们在很长时间缺乏有力的意识形态守护，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和本国特色大打折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形态在制度构架、理想信念、价值取向上的异质性，决定了二者之间存在着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等各方面的交往、碰撞和斗争。意识形态能力主要体现为思想辨别力、理论创新力、共识凝聚力和话语支配力。习近平同志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2)“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13)。这是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着眼，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的明确定位。因此，我们必须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事关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全局的、一刻也不能放松的特别重要工作，意识形态能力是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核心能力，而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则是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和中心所在，也是思想理论建设的核心和重心。因此，要真正抓好思想理论建设，确保我们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各级党委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认真落实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尤其是一把手一定要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抓好意识形态工作。

2.认真总结文化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坚持党管意识形态

在近年来的文化体制改革中，我们在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方面取得了不小成绩，但一些新闻出版单位在改革中出现的“唯市场化”“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等问题被忽视了，尤其是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渗透进入我国一些新闻出版单位的问题没有引起高度警惕，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出现了一些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因此，我们应该针对这些年文化体制改革尤其是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专门调研，深刻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总结媒体市场化的成败得失，尤其深入总结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警示所有的从业者和有关管理部门一定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的方针不能改变，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不能动摇，新闻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的性质不容置疑，图书、音像、电子等出版行业的意识形态属性不能淡化，决不允许“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等错误思潮误导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决不能让迷信市场的错误思潮继续泛滥。

3.预防和平演变，筑牢反意识形态渗透的钢铁长城

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年来，在一些单位和一些人那里，党性原则讲得少了，甚至有人觉得思想理论建设应付应付就行，意识形态工作可抓可不抓。在这种错误思维影响下，有的党员干部对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置若罔闻，根本不当一回事；有的党员干部面对宣扬错误思潮的言行，不愿意甚至不敢坚持党性原则，态度暧昧甚至姑息纵容；有的党员干部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受到敌对势力追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党员干部甚至公然发表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吃党的饭、砸党的锅，与国内外敌对势力遥相呼应、狼狈为奸……这些言行使他们有意无意成为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帮手”。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提高认识和鉴别力；另一方面，我们要敢于亮剑、勇于批判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提出加强反和平演变斗争，坚决打击一切在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行为，对于境外敌对势力在国内的代理人、代言人的错误言论和破坏行为同样要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等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理想坚定、旗帜鲜明、决不让步，切实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真正筑牢反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钢铁长城，确保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4.理论联系实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途径

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的最根本的作风，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发展真理的作风。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把实事求是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把调查研究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最根本途径，“三严三实”中就渗透着这种优良作风。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确实有一些党员干部忘记了这种优良作风，不愿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而是坐而论道、夸夸其谈、自鸣得意，根本不管自己的那套理论和实际情况相距十万八千里，也根本不知道群众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正如习近平同志2014年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现在，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轻视思想政治工作，以为定了制度、有了规章就万事大吉了，有的甚至已经不会或不大习惯于做认真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了，有的甚至认为组织找自己谈话是多此一举。正是这样的简单化和片面性，使一些本来可以落实的制度得不到落实、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不断发生。”(14)我们今天讲意识形态的变革和话语转换，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回答新形势下中国实践的新课题，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破新题、说新话、讲新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直面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这些闭门造车、脱离实际、华而不实等问题，直面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直面群众关心、期盼、困惑的问题，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解答好群众心中的疑问，切实做到“说实话、说新话、说老百姓的话”，用老百姓爱听、爱看、爱读的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到人民大众中去，用真实、生动、感人的事例给群众讲好中国故事，引导群众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当前存在的问题，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解答群众的困惑、坚定群众的信心，用思想的智慧、信仰的力量、人格的魅力，引导广大群众客观、理性、正确地认识现实，更加支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齐心协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途径，在凝聚共识中引导群众与党同心同德。

5.坚决反对“唯洋是举”，真正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

我们要结合多年来“唯洋是举”造成的巨大危害，深入剖析“唯洋是举”盛行的根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清醒地认识到，没有思想上的独立，所谓的中西交流、思想包容就是一个不断被西化的过程。西方一些国家举着全球化、国际化的话语大棒，为中国培养一大批“唯洋是举”者，就是想要操纵、绑架中国的理论创新乃至整个理论研究，诱使我们服从于其制定的所谓“国际标准”，加入其主导的所谓“国际社会”中去。如果我们继续被西方牵着鼻子走，文化自信、理论自信、价值自信都将无从谈起，意识形态安全也难以保障，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此，无论是在加强思想理论建设，还是在进行决策时，我们都一定要注重实际国情、坚决反对西化。同时，我们要真正建立独立于西方世界，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评判标准。在选人、用人时，要首先考察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思想是否正确、意识形态能力是否过硬，真正做到对本土、海外归国人才一视同仁，把那些真正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的优秀人才选用到领导岗位上，形成正确的评价导向和用人机制。

6.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发展与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和生命力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属性和内在要求，坚持理论创新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中国共产党人90多年来一直非常重视和推动理论创新，也是靠着持续的理论创新不断解决问题、破解难题、夺取新胜利的。当前，经过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多年来积累的问题也不可忽视。因此，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成败得失势在必行，这也是新阶段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使命。这样才能统一全党的认识，统一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增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沿着正确的道路进一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要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科学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许多富有远见、创见的新论断、新观点、新思想、新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的科学理论，是我们在新阶段最重大、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是我们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价值自信、战略定力的动力源泉和重要保障。我们一定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在始终坚持理论同实践相统一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的互动中努力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9页。

　　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4日。

　　③《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9年9月28日。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9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

　　⑧《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6页。

　　⑨《列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7页。

　　⑩《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11)《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5-396页。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