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久前，11月10日，他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又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就是当下理论界莫宗一是的“供给侧改革”，时下已经有专家大造舆论说，多年的需求管理失败，中国政府（中央？）开始拥抱西方在凯恩斯主义失灵之后“横空出世”的供给经济学(里根经济学)。 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究竟是咋回事？不是相互矛盾、南辕北辙吗？是南辕北辙，更是以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围绕中国经济向何处去寻找出路，或者是继续坠落悬崖走向崩溃的严重斗争。既是国际斗争，也是国内斗争。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不仅是受西学严重影响，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根本是按照所谓合作研究的某种国际蓝本实施的。

        这是造成一个时期以来经济形势日益严重复杂化和“中美国”困境的一个重大原因。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乃至五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执政理念和大政方针的实施，遭遇了极大的干扰和困难。特别是围绕“十三五”规划制定，这个矛盾高度激化了。蹊跷而诡异的是，FT中文网发表一篇刘胜军（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文章的导读说：“李克强总理提出：‘大道至简。中国历史上，但凡一个时代的政治比较‘简’，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就会被后世称为盛世。’这其实就是供给经济学的精髓。”是李总理在变相鼓吹自由主义包括供给经济学，与国际国内经济学家互动呼应呢？还是经济学家自作多情，拉大旗作虎皮呢？需要读者自行判断。笔者的一个看法是，总理的秀才学问不够，稿子写得不够好，例如“大凡历史上”如何如何，完全不是严肃的语言，不符合大国总理的身份，太大而化之，简直就是忽悠。不仅是忽悠公众舆论，似乎还有弦外之音：领导人要学“文、景”，不可学汉武。这就太绕弯子了，干脆说，不要搞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续拥抱里根经济学，不就完了？反正已经拥抱二十年了，干脆一抱到底得了，君不闻古有“抱柱信”？（大不了淹死）笔者这里有事实分析，也有逻辑分析，还有些心理分析，靠不靠谱，也请读者诸君自行判断。总之，“供给侧”问题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一场经济理论和政策斗争，还有更深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和极为深远的意义，本文已经太长，不能展开分析，只做一点评论。

对当下理论界莫宗一是的“供给侧改革”，有人说，这是秀才们在玩弄概念，糊弄领导人。这样讲，不够严肃，却也是事出有因，因为传闻以往专家秀才误国，糊弄领导人，曾经是某个圈子里的工作“常态”。但是在新形势下，要相信领导人自有定见，有主心骨，“保持战略定力”，不是一句空话。供给，相对于需求，原本各为一“侧”，“供给侧”究是何意？似乎没有新意，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学范畴，而且辞费。诗曰“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古之九皋，是为深泽，离天很远，以鹤比喻隐士。今之鹤不同，养在庙堂，简直就在天上，是为重臣显宦，所谓侯门一入深如（中南）海。然今之鹤，既然已经鸣不出新意，多半就是技穷。技穷多半由于道穷，或曰途穷（不是图穷）。穷则思变，就应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否则，驽马恋栈豆，就可能误人误国更兼自误。话说回来，在当前条件下，既然采用了这个提法，则这种提法值得重视的方面，就不在概念本身，而在内涵。其内涵大约主要指调整经济结构，接下来究竟如何诠释演绎，会不会引导到“马经”的笼子里，搞点理论“转基因”，以及实践上如何调整，如何展开，还不是很清楚。其实新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比例失调，多次调整结构，都很成功，何以这次几届总理都在调整结构，反倒是病情见重，越调越不“整”？可见郎中有问题，药方不对。其实，据笔者俗眼观察，“供给侧”改革的真意和根本，应在于理论的“供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侧，郎中不行，药方不对。习总书记也已经一再告诉新药方所在，秀才们却不以为意，何哉？这在过去，起码叫作抗旨不遵。当然，也可以理解，有另一种旨，来自国际什么组织，“左立刻”什么的，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但与习总书记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是两路，看来矛盾不小。何去何从？惟在最后的抉择。从党的十八大到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中央关于“十三五”的建议看，方向是明确的，但五中全会给出的还只是“建议”，“建议”要变成正式“规划”且人大通过，还有一段不平坦的路。“左立刻”们也不会闲着。

（二0一五年十二月一日，节选自《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若干基本思路探讨》，待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