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为计划经济说几句公道话。二十多年来，中国的计划经济被一些人妖魔化得不成样子，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中了西方的圈套。反思改革，需要以科学发展观重新认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计划经济的最大优势之一在于迅速地（不通过市场机制）将社会剩余产品转化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由于中国没有外部积累来源，有时候可能侵蚀一部分必要产品，比如“挖农民”和长期实行低工资，甚至长期冻结工资。迅速积累的含义至少包括：第一，用行政手段配置剩余，不通过市场机制；第二，政治独立，消灭官僚买办资本，合营了工商业，剩余不流失于个人（官僚买办和私人资本），更不流失国外，而留在国内，在国家手里转化为积累。正是在这里，没有殖民地的后起国家产生了赶超发达国家的可能性，为“一穷二白”的中国奠定了初级工业化基础，还有了原子弹和航天基础，为今日的崛起插上了腾飞的翅膀。饮水需要思源，历史的教训要记取，不能搞戈尔巴乔夫的“推倒重来”。所以，苏联和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社会主义是落后国家的强国之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完全正确。前引十七大报告的一句话：“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其中无疑包含了肯定计划经济历史作用的意义在内。

这个问题，本来历史清楚，没有疑义。但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时局的翻覆和国内的变化，许多过去没有问题的问题，都成为问题了。于是产生不少糊涂认识。例如有一种议论：1945年以后，共产党要是“不争权”，“告别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者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政府”，一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早就“崛起”了。这种观点，是政治上糊涂。

抗战胜利以后国共两党的历史决战，关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乃势所必然。蒋介石政府对重庆谈判和“联合政府”没有诚意，一心发动内战，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共产党不得已才兵戎相见，谁也没想到国军如此不禁打。一直打到“钟山风雨起苍黄”，惊动斯大林出来说“和”——“划江而治”搞“南北朝”，说是担心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导致中华民族“灭亡”。斯大林是站在苏联立场，透过雅尔塔协议的眼镜看中国，置中国利益于何地？划江而治，等于肢解中国，只对两霸有利。中国共产党不听邪，大主意自己拿，硬是“百万雄师过大江”，定了乾坤。历史证明这一战略决策极为英明。否则，留下一个台湾，尚且遗患无穷，真要搞了“南北朝”，前途不堪设想。退一万步，1945年以后，即便没有国共两党的历史决战，中国继续按抗战时期“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路子，即沿“一个主义”即资本主义道路走下去，以战后民不聊生的局面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必定走向天下大乱。即便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扶持下能够统治下去，政治外交上必定向美国“一边倒”，政治上不能独立自主，则经济上一定依附于美国，不能建立强大的民族经济体系，注定走印度、巴西道路，只能两极分化，内乱不止，内无稳定环境，外无崛起可能。搞不好，被“两霸”肢解了，也未可知。六七十年代，美国“放飞”亚洲“四小”（龙），这个事实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曾引起一些国人羡慕和幻想。今天美国又制造“金砖四国”舆论。殊不知，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立场看，美国“放飞”亚洲“四小”（龙），是出于“冷战”和分化发展中国家需要；制造“金砖四国”舆论是为了“忽悠”中国，牵制、淡化、困扰中国崛起。须知美国可以“允许”东亚飞出“四小龙”，却决不允许出现中国腾飞“一大龙”。在美国眼里，休道亚洲“四小”可以“收放自如”，就是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政治和军事捏在“山姆大叔”手里，必要时呼朋引类，美国带头，欧洲“齐上”，一个“广场协议”就搞得日本半死。这就是政治上失去独立自主的的代价，也是日本的“命门”。中国人独立自主刚刚半个世纪，就有人忘了它的宝贵和意义，更有甚者，试图用独立自主“换”和平发展。这就离二战前的张伯伦“不远”了。须知，中国崛起实际上始于1949年的独立自主。设若中国崛起遭遇挫折，也一定是由于丧失独立自主。这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不是虚言。所以，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培训班所作的重要讲话特别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法，由来已久，前面冠以“坚定不移”，而且后面加上“伟大”的定语，乃第一次，极为醒目。人民日报以此为通栏标题予以报道，此中有深意焉！可惜局外人特别是西方评论家往往看不懂中国时局的奥妙，许多评论更是“雾里看花”，似是而非，不得要领，看得人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