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谁更接近美国的真实，科比，还是杰克·伦敦？”
前两天，我在头条号上收到一个问题：“男朋友因为科比去世已经哭了一个小时了，可咋办？”
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便回答道：“可以安排他去殉葬，这对你对他都好。”其实，我是理解的，尽管这位“男朋友”也未必能够代表年轻人。简言之，他们都是在文化战场上受到重创的人，需要的是治疗和抢救。一位万里之遥的异国退休职业运动员的意外死亡，使这位“男朋友”如丧父般的伤感，证明美国的文化影响力、渗透力足可以用“统治”来形容。尽管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清醒，但恐怕还有更多的人习焉不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情感以及对世界的认知，在追逐NBA球星的过程中，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修改，未来在某一个不确定的场合，当需要做出决定或表态时，立场也会发生不知不觉的偏移。NBA从来都是美国“软实力”的一部分，科比（这里指的通过媒体和营销包装、展示的科比）的真实功效，和闯进南海的美国濒海战斗舰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让你喜欢美国，后者让你害怕美国，最终目的则是让你屈服于美国。科比在这方面做的很成功。他以自己的奋斗、成功、天才、乐善好施等等，在“男朋友”这样的“年轻人”心目中，建构一个亲切可人的美国形象。无疑，对这样的美国，任何戒惧、防范，都是多余的，甚至是可笑的。今天不想过多地谈科比，想谈另外一个人——杰克·伦敦。
杰克·伦敦（1876.1.12-1916.11.22），美国现实主义作家
如果说，科比是美国的表层，那么很可能，杰克·伦敦则代表了美国的深层，代表了西方文明中最秘而不宣的部分。这样说，并不是主观臆断，而是来自大航海时代以来500多年西方历史，包括贩卖黑奴、灭绝印第安人、排华的历史。纳粹主义是内在于西方文明，不是外在于西方文明的，不是异数，而是常态，这一点被许多人忽略了。
杰克·伦敦曾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的《热爱生命》，我读过至少两次。我的书架上也一直插着一本他的人物传记《马背上的水手》，作者欧文把他形容为“一个长得太大的孩子”，把他的爱、他的痛苦、他的创作激情以及整个创作生涯，叙述得生动亲切。
杰克·伦敦是复杂的。1876年，他出生于旧金山一个破产农民的家庭，当过童工，后来又在美国各地流浪。他读过《共产党宣言》，青年时代的作品中，跳动着向资本主义挑战的脉搏。同时，他也深受尼采、斯宾塞等人的影响，成名后，他又逐渐陷入极端个人主义和空虚之中。1916年11月22日，杰克·伦敦因为服用过量吗啡身亡，年仅40岁。杰克·伦敦并没有真正读懂马克思，他没有解放全人类的抱负。相反，1910年他在文学政治杂志mcclure's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史无前例的入侵》，暴露出他骨子里完全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短篇小说”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它没有情节，没有人物塑造，也没有故事，和一般读者印象中的“小说”截然不同，但也不是论文或历史研究文章。《史无前例的入侵》更像是一个人在被深度催眠的状态下，喃喃说出的最隐秘、最可怕的秘密，也许只有像他这样“一个长得太大的孩子”才会把他写出来并公开发表。杰克·伦敦在其中预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失败，以及中国恢复独立后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爆炸”。西方认为，由于中国的人口如此之多，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很快就要“淹没”欧洲。怎么办呢？并不是向中国提“一胎化”建议，而是由美国率领西方国家，用细菌战消灭所有中国人。在杰克·伦敦看来，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可行方案”。在《史无前例的入侵》中，杰克·伦敦这样向西方读者描述“中国的扩张”——
中国开始派出大量移民，在所有的边境上，中国移民以一种可怕的冰川一般的缓慢而坚定的势头，蔓延到邻近的领土。
这个入侵的过程很简单。首先出现中国移民（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人已经在那里，不知不觉地居留和扩张长达数年）。接下来出现的，是武装冲突和扫荡所有反对派的民兵战士大军，以及他们的家庭和家庭行李。最后，作为殖民者在征服的领土安定下来。——从未有这么奇怪和有效的方法可以征服世界。
谁会知道这个陌生的二十世纪中国，返老还童的中国，富有成效的中国，咄咄逼人的具有威胁性的新中国会怎么样？！
法国尝试用武装入侵对抗中国的扩张，但遭遇惨败。于是，西方在美国的主导下，经过一系列的密谋，决定用细菌战灭绝中国人。
这个飞艇盘旋在城市上空来回飞行，降下奇特而无害的“导弹”：易碎的玻璃试管，在街道和房子的顶部粉碎成数以千计的碎片。
杰克·伦敦用极为满意的笔触详述了细菌战的惊人成效——六个星期后，如果有人再次在北京出现，他会发现一千一百万人大都不知所终。他也许会看到其中的一少部分，大约几十万人，他们的尸体溃烂，分散在房屋和无人的街道上，或是堆积在被丢弃的堆得高高的运尸车上。而其他人会分布在帝国各个公路和小道上。所有人都在逃离鼠疫灾区，远离北京，成千上万的人撇下未掩埋的尸体，火速撤离。但瘟疫不仅仅发生在北京，而是发生在帝国所有的城市、城镇和村庄。瘟疫毁掉了这个国家。不是一种两种瘟疫，而是十几种的瘟疫。各种致命的传染病，都在大地上快速蔓延。
如果当时只流行一种瘟疫，中国有可能应付。但当时流行了十几种瘟疫，没有生物对此全部免疫。从猩红热前逃脱的人被天花带走了；对霍乱免疫的人被黄热病带走了；如果有幸免疫，黑死病也能把他带走。——这些细菌、病菌和微生物，在西方的实验室被培养，又通过玻璃试管送到中国。
这是对中国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入侵。对于这十几亿人来说，他们毫无希望。只能蜷缩在停尸的房子里面腐烂和发臭，失去所有的组织力和凝聚力；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化为乌有，只能等待死亡。他们无法逃脱，被从自己的陆地边界驱赶回来，也被从海洋边界驱赶回来！在1976年的夏季和秋季，中国是一个地狱。微生物武器到达了每一个最偏远的藏身地，无处躲避。未掩埋的尸体繁衍着细菌，导致传染能力翻倍。最后，每天数百万人死于饥饿。此外，饥饿削弱了受害者的身体，并摧毁他们对瘟疫的天然免疫能力。整个国家陷入了自相残杀、谋杀和疯狂之中。至此，中国灭亡。杰克·伦敦怀着雀跃心情描绘了赢得胜利的西方人如何进入中国并分享他们的战利品——然后，他们（西方入侵者）开始了一项庞大的工程：彻底地把中国打扫干净。五年的时间内，亿万珠宝被找到并搜走，然后全世界人民都迁入了中国，不是分区居住，而是杂居而处——这是阿尔布雷希特男爵提出的想法，并根据美国的民主程序实施。1982年及其以后，大批兴高采烈的各个国家民族，在1982年和随后的几年里，共同落户中国，成为一个巨大且成功的民族混合实验，并产生了在机械、智力和艺术方面的辉煌产出。
1976年，即杰克·伦敦幻想对中国发动细菌战的那一年，中国的确已经成长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同时也建立由“两弹一星”和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为后盾的强大国防，中国的卫生防疫体系也处于世界的前列。但是，他们不敢对中国发动细菌战，是不是意味着他们没有这样的动机，是不是意味他们永远不会在感到合适的时候用细菌战、生物战的手段对付中国呢？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秘而不宣地接管了日本罪恶滔天的731部队，联想到他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居然尝试用细菌战挽回败局，难道我们没有感到有点毛骨悚然吗？
究竟谁更接近美国的真实，科比，还是杰克·伦敦？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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