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我们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多的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手段，这就是中医中药。195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在征服传染病的道路上，中医药也显示了特殊的功效。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月6日，23位新冠肺炎患者经过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医护人员精心治疗，治愈出院。

疾病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任何时代，瘟疫的流行都会给国家和个人带来巨大的灾难和影响。而卫生防疫，则是人类与各种细菌、病毒做斗争的重要手段。几千年的历史表明，无论病魔是多么的险恶和猖獗，每次正邪之战最后总是人类可以躲过毁灭性的灾难，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那么，从古至今，中国是用哪些方法实现预防和治疗瘟疫的呢？

初步形成保持卫生和防疫概念

根据甲骨文和出土文物来看，早在夏商时期，人们已经养成了洗手、洗脚等卫生习惯，有利于防止疾病传播。《礼记·内则》中记载：

凡内外，鸡初鸣......洒扫室堂及庭。

说明当时已经有早上起床之后把室内打扫一遍的习惯。

《诗经·唐风·山有枢》中，晋国人讽刺晋昭公：

“子有廷内，弗洒弗扫”。

 

看来当时，室内卫生做不好是要受到鄙视的。

中国古代的防疫思想是很丰富的，除了大搞卫生预防疫病以外，先秦的人们还在努力思考：疫病是怎么产生，又是怎么传播的？

虽然当时没有细菌、病毒等生物学概念，但人们已经察觉到，疫病的发生与季节有一定关系。疫情一般是在大旱灾、水灾、虫灾之后发生，或在季节失调时发生，或在战争之后发生。

《周礼·天官·疾医》记载：

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漱上气疾。

 

《晋书·食货志》记载：

至于永嘉……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白骨蔽野。

 

《宋史·五行志》记载：

建炎元年，金人围汴京，城中疫死者几半。

 

中国古代医家很早就认识到一些瘟疫病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疫病患者可以有效防止疫病的传播。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上，已经出现了对麻风病隔离院的记载：

甲有完城旦罪，未断，今甲疠，问甲何以论？当迁疠所处之。

 

意思是，甲正在接受城旦（筑城）的刑罚，服刑还没有结束，现在得了麻风病，该如何处置？应当把他转移到疠所再处理。这里的“疠所”就是专门隔离麻风病人的机构。

西汉元始二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疫病随之而来。汉平帝下诏：“民疾疫者，空舍邸第，为置医药。”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早的关于设立公立临时疫病隔离医院的记载。可见当时是由政府安排宅房作为隔离医院，用以治疗瘟疫患者。

军队中打仗时染上瘟疫的士兵需要同健康人隔离开来以防传染。东汉延熹五年，名将皇甫规率领军队征讨陇右地区，军中不幸发生疫病，皇甫规“亲入庵庐巡视”，这里的“庵庐”指的就是军队建立的临时性隔离医院。

名医辈出，推动医学理论发展

在中国历代抗瘟疫的斗争中，医生们总是战斗在抗病的第一线上，治病救人，不计较个人安危和利益。历史上医家就有“不为将相，便为良医”的美德。很多名医佚事都是有关治疗瘟疫的故事，而通过防治瘟疫，同时也造就了一代名医，推动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

东汉名医张仲景，其宗族原来有二百多口人，由于疫病流行，不到十年，族中只剩六七十口人了。张仲景因此立志行医，确立了中医的许多治则治法。他撰写《伤寒杂病论》，其中记载的三承气汤、竹叶石膏汤等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辨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为今后疫病的治疗打下了基础。

魏晋隋唐时期，也出现了几位在疫病治疗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医家。东晋医学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对天花、虏黄病（即现代所说的黄疸）、沙虱病（恙虫病）等传染病的症状、治法都有详细的记录。特别是对沙虱病病原体、感染途径、发病地域、临床特征等的准确记载，堪称世界上最早的沙虱病观察记录。

 

山水间多有沙虱，甚细，略不可见。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着人身，及阴天雨行草中，亦着人，便钻入皮里。其诊法：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三日之后，令百节强，疼痛寒热，赤上发疮。此虫渐入至骨，则杀人。自有山涧浴毕，当以布拭身数遍，以故帛拭之一度，乃敷粉之也。

——《肘后备急方·治卒中沙虱毒方第六十六》

 

隋代医家巢元方主持编纂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第一部专论疾病病因和证候的著作。

书中认为疫病流行的原因之一是“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提出疫病的预防“须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书中记载的“蛊毒”，很多学者认为就是现在的血吸虫病。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不仅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还提出用熏药法进行空气消毒、向井中投入药物给水消毒等消毒法。孙氏还主张，要注意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不随地吐痰：

要常习不唾地

 

米和菜都要做熟再吃，腐烂的食物不要吃：

勿食生菜、生米、陈臭物

 

吃完饭要漱口：

食毕当漱口数过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食毕当行步踌躇

 

宋元时期，对各种疫病的理论和实际防治经验都有了很大提升，格外重视疫病的预防和治疗。

两宋时期，发生了多次疫病流行，在南宋，军队中配置防疫药品已经成为制度。

 

 

人工免疫、控制鼠疫成功经验技术向世界输出

 

明代防疫史上值得记述的一笔，是人痘接种术的推广。人痘接种术预防的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天花。中国医学家早在公元980—1567年间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即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痘疮结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过的沾有天花痘浆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过天花的人。

 

天花的传染性很强，病情重，病死率较高。但患过天花后的存活者，则会拥有终生免疫力。人痘接种法，就是将天花患者的痘痴研粉吹入健康人的鼻孔中，使其感染，进而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这种接种法也被称为“旱苗法”，是当时人痘接种术的主要方法。但是人痘接种法应用的初期，种痘术还不够成熟，医生对这种预防法的掌握也不够熟练，种痘失败率较高，甚至种痘不成，反而危及健康人的生命。

陈评事生一子，颇钟爱……其受用过分，未几，种痘夭。

——（明）郭钰辑《金陵琐事剩录》

 

到了明末清初，人痘接种术已经有所改进，成功率提高，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推行。

 

闻种痘法起于明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传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近来种花一道，无论乡村城市，多处盛行。

——（清）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

人痘接种法，不久就传到了国外，近到朝鲜、日本，远到欧洲诸国。公元 1744年（清乾隆九年），杭州人李仁山去日本长崎，把种痘法传授给折隆元、堀江元道两人。公元 1752年（清乾隆十七年），《医宗金鉴》传入日本，于是种痘法在日本也流传起来。

发生在上世纪1910年10月至1911年4月的东北庚子鼠疫被称作20世纪世界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疫情波及五省六市，死亡人数达60000多人。时年31岁的医学博士伍连德临危受命，带人奔赴疫区，对尸体进行解剖，发现了一种新型鼠疫——肺鼠疫。他依据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防疫理念和办法，建立隔离医院、控制疫区交通、加强铁路检疫、火化鼠疫患者尸体，仅用了四个月时间，便成功扑灭鼠疫疫情。这一场抗击鼠疫的行动，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较为成功的大规模传染病控制行动。至今，在控制未知传染病时，伍连德的方案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为了介绍此次控制鼠疫的成功经验，1911年4月，清政府在奉天举行了“万国鼠疫研究会”。参加会议的有英美等11国的代表，共33人，伍连德任中方首席代表。会议宗旨为研讨微生物学及传染病学理论。为了介绍此次控制鼠疫的成功经验召开的举行了“万国鼠疫研究会”，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

新中国传染病防治工作成效显著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致力于建立高效的医疗卫生体系，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传染病防控体系的布局，并把消灭传染病当成重大战役。党和政府放手发动群众，带领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消灭传染病运动。确定防治原则，开展群众运动，建立医疗体系，推广免疫规划。

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和努力，过去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和健康的绝大多数传染病大幅下降后多年稳定在极低水平。

——先后消灭了天花、消除了致盲性沙眼、丝虫病和新生儿破伤风；

 

——曾经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已极其少见；

 

——已经保持19年没有脊灰；

 

——提前实现了WHO提出的乙肝阶段性控制目标；

 

——大多数流行地区的血吸虫病被消除或者传播控制；

 

——疟疾实现了全国无本地感染病例；

 

——已13年没有了白喉；

 

——麻疹、流脑、乙脑、钩端螺旋体病、狂犬病、甲肝、痢疾、伤寒发病降到了70年来最低水平；

 

——艾滋病疫情总体控制在低流行水平，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下降到4.9%；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结核病控制指标在我国提前实现；

 

——成功应对了SARS、人感染猪链球菌病、新布尼亚病毒病以及各种新型流感等新发传染病，尤其是迅速控制了基孔肯雅热、甲流、登革热、脊灰野病毒等输入后本地传播的疫情。

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就突飞猛进，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77岁。

作为中国人，我们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多的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手段，这就是中医中药。195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在征服传染病的道路上，中医药也显示了特殊的功效。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月6日，23位新冠肺炎患者经过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医护人员精心治疗，治愈出院。

结 语

近百年来，随着社会文明和科学发展的不断进步，人类对付瘟疫的办法愈来愈多，手段也逐渐提高，其结果是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寿命明显升高。因此，一种乐观的论调认为，无论如何，传染病是可以得到控制的。

然而，近年来相继出现的艾滋病、SARS乃至现在正在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用冷冰冰的事实告诉人类：人类在发展，病毒也在不断变异。距离解决传染病问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

幸运的是，纵然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永无止境，仍有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勇敢的人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为制服病魔贡献着自己的心血、智慧和力量。

在此，向每一位逆向而行、用身体为我们构筑起安全屏障的英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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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号，综合整理自：博物馆丨看展览《防疫极简史》，忆墨轩《简说中国瘟疫史》，中国国家历史《一场持久战：人类与肺炎的斗争史》，王玉德《试论中国古代的疫情与对策》（江汉论坛），黄磊、李中杰、王福生、高福《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传染病防治领域取得的成就与展望》 （中华全科医学），梁永宣《从中医古籍看我国人痘接种术的发展》（中国医药报），杨维中《中国传染病防治70年成效显著》（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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