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货币价值管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美国采用综合手段,通过巩固和提升美元购买力、利率、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以及美元作为资本的预期收益率来称提美元价值,但是随着美国综合实力的衰退,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在推动创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新型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要慎提“人民币国际化”。新时代人民币价值管理要注意以下事项:(1)通过夯实我国实体经济、确保我国供应链完整性,以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和国际经济竞争力支撑人民币购买力价值;(2)应遵循汇率价值和利率价值不能过高的原则;(3)必须让我国的资本市场成为投资而不是投机和圈钱的场所,同时严格限制外国货币在中国的投资权力、坚决守住人民币在外汇市场(对外币)的非自由兑换底线、严格管控国内单位和居民资金外流在合理的范围内;(4)严格管控离岸人民币的数量和限制其使用功能;(5)维持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以巩固人民币的多重价值。
自从《管子》提出,“人君操谷币准衡而天下可定也”[1],对货币的价值管理就成为执政者的一个重要的执政内容。南宋袁燮和叶适皆针对铁钱的泛滥提出了“称提”①[2]120-121。特别是纸币代替金属货币、货币符号化后,对纸币的价值管理更是国家兴衰、政权固塌攸关的大事,中国历史上的蒙元王朝和民国政府的垮台,都与纸币价值管理失控密切相关。但是,现在流行的货币理论,多是探讨市场的货币需求量应该如何决定和如何控制货币发行量来调节物价水平的,探讨货币价值的管理却比较少见。
作为纸币的美元从诞生开始,在实践中就一直存在价值管理问题。在1944年成为世界货币之前,美元的价值管理主要关注的是利率、汇率及其黄金价格,采取的管理手段是多种多样且变化繁多,如调整货币供应量、调整关税、禁止私人持有黄金和直接调整黄金价格等。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后,对美元价值的管理就超越国界了,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金融问题国家顾问委员会和世界银行管理美元汇率,美国政府禁止美国公民持有黄金、遏制黄金的流出、减少出口黄金的需要、限制工资和物价上涨、实施“利息均衡税”限制美元流出、发行欧洲美元债券以回流欧洲美元,等。[3][4]
如果说,1944年美国是凭借其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军事实力以及大量的黄金储备,强制性地将美元的价值规定在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价位;那么,美元从1960年10月爆发第一次危机后频繁爆发危机,可以充分说明美元价值管理是失败的。以至于美联储不得不于1971年拒绝美元按承诺的比例兑换黄金。
美元从1971年与黄金脱钩后,其价值应该如何管理就需要新理论了。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美元价值不再锚定黄金以后,开始以石油等大宗商品为“锚”,俗称“石油美元”。除了通过推高国际原油价格外,美联储加息和回流美元也是我们所熟知的美国“称提美元价值”的常用手段。然而,美联储与美国政府究竟是用什么理论来指导管理美元价值的,他们是不会公开宣称的,所以,我们只能利用已有的理论知识来推测,并将此推测拿到现实中去检验,以期能逐步打开此“黑箱”。
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通过多轮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以试图拯救美国经济,但是过量发行的美元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危机,世界悄然兴起了“去美元化”。如何“称提美元价值”,成为美联储乃至美国政府所面临的重大问题。2022年2月乌克兰战争爆发,国际能源价格大涨、新冠疫情冲击以及与中国打贸易战,美国经济受到重创,再加之美国实行多年的霸权政策,更是加速了众多国家的“去美元化”。美国于是开启了加息等一系列的“称提美元价值”行动,美元周指数从2022年3月18日的98.23涨到了同年10月14日的113.29后,就呈现出震荡下降的态势(2023年3月23日已经下降到了102.59)。
2022年3月16日美联储第一次加息至2023年3月3日(共51周),美元出现了强势上升、然后下降的历程,这为我们研究美联储管理美元价值的机理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案例。虽然后面美国还采取了继续加息等措施,但在这51周内,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可以说穷尽了一切他们能做到的称提美元价值的手段,其美元价值管理机理基本上都展现出来了;而且从2023年3月至今(2024年2月23日)的情况来看,美元周指数一直在99.94~106.65之间弱势震荡。所以,本文只选择该段时期51周的美元价值管理事实来对假设的美元管理机理进行局部检验。对于新时代人民币要如何进行价值管理,我们可以从中获取一些重要的启示。
《管子》作者提出的“彼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2]19,北宋周行己的“夫钱本无用,而物为之用;钱本无轻重,而物为之轻重”[5]336,都认为货币的价值在于其购买力。周行己还提出“以其(货币)本无轻重,而相形乃为轻重”[5]337,认为货币铸造成本,也是货币的价值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告诉我们,货币作为资本(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还具有获取利率和预期利润率的价值。如果还考虑到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那货币就有了五重价值和相应的多种功能。
货币五重价值论和货币七大功能论认为:(1)货币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货币的购买力、汇率、利率、货币需求者的机会成本(即货币使用者放弃的、可能的货币预期最大收益率,常以平均预期利润率为参照)以及货币的制造成本这五重价值;(2)而这五重价值中,除了货币的制造成本外,另外四重价值又与货币四个层级的“七大功能”有关。[6] 这“七大功能”是指:“一级基本功能,即价值尺度或财富符号、流通手段;二级派生功能,即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三级衍生功能,即商品经济中的资源性功能或润滑剂功能;四级衍生功能,即资本功能和权力功能。”[6]
通过阐述货币的多重价值与其七大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吸纳学界已有相关理论成果(特别是马克思的货币思想)基础上,作者提出“货币五重价值管理假说”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其基本观点如下:
第一,货币购买力价值是货币的基础价值,货币购买力价值不仅指用货币可购买商品的价值大小、还指货币可购买的商品种类和数量的多少(或者说货币可购买的商品规模大小)。我们一般认为,货币可购买的商品单价越高、规模越大,货币的购买力价值越高。货币要具有价值尺度或财富符号、流通手段的功能,就必须要有稳定的购买力价值。货币购买力价值不管是变轻还是变重,都不利于商品交易和经济的稳定运行,特别是作为世界货币,就更是如此。因为世界货币购买力的变动,不仅影响到该货币所涉及的世界范围内商品的供求,还带来不同货币之间的汇兑风险。这意味着,货币必须要有充足稳定的商品可以购买、货币流通不能出现突然的过度胀缩,货币的购买力价值才能稳定。这也是马克思的“货币的本质是商品”的含义,更是汉字“货币”二字的本义——币者,货之价值符号也。
第二,作为世界货币,在进行价值管理时,必然要超越国界,这就必然会触及到到他国的货币金融经济主权,其中的关键是汇率价值管理。货币要能够很好地发挥其第二层级的功能——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作为马克思所说的“绝对社会化身”的货币除了需要稳定的购买力价值外,还需要有合适的利率价值和汇率价值。一般而言,(1)利率越高,人们越愿意贮藏此货币;(2)利率和汇率越高,在国际贸易结算中,人们越愿意接受此货币作为支付手段;(3)一种货币兑换其他货币的汇率价值越高,意味着该种货币在他国的购买力越强。当愿意贮藏此货币和在愿意接受此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范围,从一国一地区扩大在多国多地区时,我们就说此货币演变成了世界货币或区域货币(世界货币是扩大版的区域货币)。
而当这种货币被世界接受的范围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形成对其他货币的排斥趋势,进而表现出世界货币霸权的特征——侵略性。对于具有霸权的货币主权国,虽然可以利用其霸权通过增发货币从世界范围内获取铸币税,但是这会招致国际关系的恶化而不可持续;而且,实行货币霸权的国家往往倾向于高估其货币的汇率价值、以提高对他国的掠夺程度,但对本国的出口乃至生产不利。
第三,从宏观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讲,货币购买力价值与利率价值存在不一致性。一旦货币稳定地具有了财富符号、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的功能,成为马克思所说的“绝对社会化身”后,就具有了第三层级的功能——整合社会生产资源进行生产的功能和便宜经济运行的功能,即商品经济中的资源性功能和润滑剂功能;②而货币要能稳定地发挥这两种功能,货币就要有稳定的购买力价值和较低的利率价值。较低的货币利率,意味着资金成本低、进而意味着宏观经济运行成本低,这也是凯恩斯反对采用高利率的货币政策来遏制通胀(实为价飙(飚)③[7])的原因。这意味着,在进行货币价值管理的时候,需要协调处理好这种不一致性。
第四,当货币的资本价值在不断消散时,货币的社会权力功能就会随之消散;货币的资本价值管理,不是单纯的宏观调控政策能胜任的。货币要稳定具有在第三层级功能基础上衍生出的第四层级的功能——资本功能和权力功能(统称“社会权力”功能),货币持有者必须可以通过转让货币的使用权而获得利息、通过整合生产资源(即货币能够作为资本进行投资)获取利润,即货币需要有稳定或较高的资本价值——利率和最大预期收益率(或利润率)。利率可以通过调整再贴现率、货币流通量等宏观经济政策来人为调控,而稳定提高货币的最大预期利润率却不是单纯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解决的。这意味着,货币的价值管理还涉及到经济系统的结构问题(即经济的体制和机制问题),而且,货币的利率价值往往与最大预期利润率之间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
总之,货币价值是一个经济系统运行情况的晴雨表、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志,货币价值的消散标志着建立在货币基础上的各种社会权力的消散,货币价值管理是、也应该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的购买力、利率、汇率和货币需求者机会成本(最大预期利润率)这几个方面来研究美元的价值管理机理(在纸币时代,货币的制造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1. 机理假设与局部检验
根据上述五重货币价值管理假说,我们对美元的价值管理机理,可以做以下四个假设:
假设1: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它对国际大宗商品的购买力影响它的价值。
假设2: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价值受到世界其它主要货币与美元汇率大小的影响。
假设3:美元作为货币资本,美元利率越高意味着它的价值越大,但是该作用机理在美元购买力显著下降条件下效果有限。
假设4:美元作为金融资本,世界主要资本市场的行情影响美元的价值。
根据以上四个假设,我们选择以下可能的影响因素来分析美元价值管理机制:(1)美元兑欧元、日元、英镑、加元、瑞典克朗、瑞士法郎、人民币、卢布的汇率;(2)用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中值代表美元利率;(3)用黄金、铜、小麦、大豆、石油等用美元表示的期货价格、以及美元在国际支付中的比重来表征美元的购买力;(4)用美国道琼斯指数、美国纳斯达克指数、英国股指、德国股指、法国股指、日本股指、韩国股指、中国上证指数、中国恒生指数、俄罗斯指数来表示世界主要资本市场的行情。
(1)对假设1的局部检验
通过对美元指数与用美元表示的若干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之间的趋势相关性分析(相关性趋势如图1.1所示),我们可知:(1)美元指数与纽约黄金、铜、大豆期货价格和伦敦白银的(美元计价)期货价格之间大体上呈反向走势;(2)美国小麦期货价格在第19周后,与美元指数之间基本上呈同向变动趋势(只是在第10-18周期间,受到其它因素干扰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与美元指数走势关联性下降);(3)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总体上与美元指数之间呈同向变动趋势。
按照上述五重货币价值管理假说,我们可知,美元的购买力还可以用美元在国际支付中的比重(即美元可购买的商品规模比重)来表示。根据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公布的数据,2022年3月美元开始加息至2022年底,美元在国际支付中所占比重总体呈上升态势(由41.07%上升到41.89%,最高时达到42.63%,但9月份后出现下降趋势,如下图1.2所示),其走势与美元指数走势大体上同向关联(先上升后下降)。
假设1得到事实的支撑。但黄金等贵金属期货价格与小麦、石油等期货价格影响美元指数的机理是不同的。黄金等贵金属作为美元的(财富贮藏手段)替代品,其价值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美国出口较多的小麦、石油等大宗商品,其价格上涨(导致对美元的需求增多)恰恰是支撑美元的货币资本价值上升的重要因素。但美国也是大豆出口大国,大豆期货价格与美元指数呈反向走势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前期美国大豆市场的供求关系恶化导致其期货价格下降,但其他推动美元指数升值的力量较大、掩盖了大豆期货价格下降对美元指数的负面影响,后期大豆期货价格虽然缓慢上涨,但是又不足以完全抵消其他因素对美元指数的负面影响。
(2)对假设2的局部检验
通过对美元指数与欧元、英镑、加元、瑞典克朗、瑞士法郎、人民币的美元汇率的趋势相关性分析(相关性趋势如下图2所示),我们可知:(1)除卢布外,美元与欧元、日元、英镑、加元、人民币、瑞典克朗、瑞士法郎的汇率都与美元指数呈同向变动趋势,即美元指数与美元的外汇价值呈正相关趋势;(2)在美元指数上升过程中,经济体量较大且其美元汇率下降的货币中,人民币的美元汇率下降相对较小。
上述假设2得到了事实的支撑。美元兑换加元、瑞典克朗和瑞士法郎的汇率虽然在美元指数上升过程中下降较大,但是其经济体量比日本、欧盟和中国小很多,因此对美元指数的影响相对较小。美元兑换日元、欧元、人民币和英镑的汇率的大幅上升造成的美元指数升值掩盖了加元、瑞典克朗和瑞士法郎的美元汇率下降对美元指数的负作用。所以,最终的结果是美元指数在从2022年3月第一次加息以来的51周内呈现出升值。卢布的美元汇率之所以初期与美元指数呈方向走势、后期呈同向走势,是因为卢布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不久就与美元体系脱钩、且俄罗斯宣布出口能源用卢布结算(对中国能源出口还可以用人民币结算),卢布的购买力价值在国际能源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提高,使得国际市场对卢布的需要增加、进而助推了卢布在外汇市场的价值。
(3)对假设3的局部检验
通过对美元指数与美元联邦基金利率趋势相关性分析(相关性趋势如下图3所示),我们可知:(1)第1周至28周,美元指数随其联邦基金利率的上调而上升;(2)第29周至31周,在美元联邦基金利率没有变的情况下,美元指数在112.22-113.29之间震荡;(3)从第32周开始,美元指数呈下降趋势,即使美元联邦基金利率从第34周开始上调三次、由3.125%上调至4.625%也没有改变该趋势。假设3仅得到事实的部分支持。
之所以说“假设3仅得到事实的部分支持”,是因为从第32周开始,即使美元联邦基金利率从第34周开始上调三次、由3.125%上调至4.625%也没有改变美元指数下降的趋势。这背后的机理在图2中不能得到说明。但此机理,我们可以结合对假设1的检验得到说明,即在美元购买力显著下降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利率来推高美元指数的作用下降。由此,我们可以说,假设3得到2022年3月美联储第一次加息至2023年3月的事实支持。
(4)对假设4的局部检验
通过对美元指数与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韩国、中国、俄罗斯股指的趋势相关性分析(相关性趋势如下图4所示),我们可知:(1)除韩国股指、中国上证指数、俄罗斯RTS指数外,美元指数与美国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德国DAX指数、法国CAC40指数、英国富时100指数、日经225指数、中国香港恒生指数都呈明显的负相关走势;(2)在美元指数上升阶段,股指下跌幅度最大的是中国香港恒生指数、最大跌幅达32.56%,其次是道琼斯指数、最大跌幅达17.50%;(3)日经225指数、德国DAX指数、、法国CAC40指数、韩国股指都与道琼斯指数在第29周跌到最低点,中国香港恒生指数仅比此延后4周达到最低点,英国富时100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比此延后2周达到最低点。
假设4得到事实的支持。美元指数上升与美国道琼斯指数下跌,其内在机理很有可能是美联储股东为了回笼美元而做空道琼斯指数,进而减少市场中美元的流通量以助推美元升值;此机理与2023年3月份美国硅谷银行倒闭、外国储户存款被没收的机理很可能是相同的。至于美元指数与德国DAX指数、法国CAC40指数、英国富时100指数、日经225指数、中国香港恒生指数之间的反向走势,其内在机理在于美国实施的“为渊驱鱼”策略——通过做空他国股指,来驱赶包括美元在内的国际金融资本流向美国资本市场,进而达到打击其他货币、助推美元在外汇市场升值的目的。④
2. 美国管理美元价值的进一步分析:综合手段
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分析方法,本文仅仅对上述美元价值管理机理分析中影响美元指数的主要因素,讨论美国“称提美元价值”的综合手段。
第一,提高利率助推美元升值。随着2022年3月以来美联储连续加息5次(至第31周),美元指数也随之上涨。其中的机理是,美联储加息引起利率上升,使得全球美元回流和美元紧缩,全球范围内美元需求的上升和供给的下降则会更进一步地引起外汇市场上美元的升值,进而提高美元的价值。但是,美元这一轮第六七八九次加息助推美元升值的效果不佳(美元周指数从2022年11月4日的110.78下降到2023年4月8日的102.12⑤),充分说明,在综合国力明显衰退(特别是美元购买力下降)时提高利率,并不一定会提升本币价值。
第二,打击欧元提升美元价值。美国为了打击欧元以提升美元价值,近两年来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1)拱火俄乌冲突,制造欧盟能源供应短缺,推动欧盟物价飙升,导致欧元购买力下降、欧元贬值,对于将货币作为财富储藏手段的人而言,就有了抛弃欧元的动机,从而导致欧元在外汇市场上贬值,这就助推了美元指数上涨。(2)欧盟经济社会动荡以及能源价格上涨(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了前者),导致实体经济受到重创,使得欧元区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下降——即货币作为产业资本的预期价值下降,所以产业资本家就有了抛弃欧元、另找投资预期收益率较高场所的倾向,欧元的汇率也必然下降,进而助推美元指数上涨。(3)作为交易媒介的欧元,由于其在购买力、产业资本预期收益率、汇率三方面下降的情况下,持有者的持有意愿也会进一步下降。
第三,打击英镑提升美元价值。从价值稳定的角度讲,英镑是当今世界能与美元相抗衡的少数货币之一,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伦敦作为欧洲资本的中心对欧洲乃至世界金融影响较大,美国为了提升美元价值则不会不考虑对英镑下手:(1)拱火俄乌冲突、操纵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加剧了英国的价飙,英镑购买力下降,进而使得英镑汇率下跌和美元指数上升(这一点英镑与欧元的遭遇类似)。(2)推动苏格兰的独立公投等,加剧英国政局的不稳定性和社会矛盾,进而恶化英国投资营商环境,使得一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从英国流出寻求更为可靠的投资场所。(3)随着在英国的资本流出,英镑的需求随之降低,进而英镑汇率下跌、美元指数上涨。随着英国前首相特拉斯减税政策的出台,并要求政府大规模的举债,进而导致英镑利率提高,更是加剧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英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态度,进而加剧了英镑贬值、美元升值的趋势。
第四,打击日元提升美元价值。日本作为曾经的第二大经济体,日元成为美联储进行美元价值管理的重点关注对象之一。2022年以来,日元在外汇市场上不断下跌,并且一度突破1美元兑150日元大关,创下32年来最低值。其原因如下:(1)随着全球通货扩张加剧和美联储加息,各国央行也随之进入加息行列,而日本央行被迫于国内经济增长乏力而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随着美联储不断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收益率不断上涨,而日本却坚持负利率政策,使得日本国债收益率较低,两者巨大的利率差导致美元与日元之间套利交易盛行,造成日元在外汇市场上的不断下跌。(2)2022年全球性的能源危机导致国际能源价格飙升,导致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日本在对外贸易中形成持续的逆差,2022财年创下21.73万亿日元逆差(1979年以来)的历史新高⑦,导致经常账户余额严重缩水,日元在外汇市场上受到经常项目失衡带来的抛售压力;而且,日元贬值又加剧了日本资本项目国际收支的失衡,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3)2024年3月,日元在美国逼迫下加息,更是加剧了日本经济衰退的预期、引发了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度贬值,4月29日一度击穿了160(日元/美元)。⑧
第五,操纵黄金价格提升美元价值。2022年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从3月11日最高的2078.8美元/盎司一直跌到10月21日的1662.10美元/盎司,而美元指数在此段时间内顺势而涨。黄金作为一种投机和保值功能兼备的特殊商品,其美元价格的下跌表现为美元的相对价值增加,于是便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持有美元,从而使得美元指数上涨和美元升值。同时,美元与黄金作为世界上比较重要的储备资产,其中美元的坚挺与升值则削弱了黄金的保值功能和储备资产的地位,进而使得黄金的需求减少及其价格下跌。至于美国是如何操纵黄金期货价格的,这仍需进一步研究。但是,从2024年3月以来,美国操纵黄金期货价格似乎力不从心了,黄金期货价格是一路上扬。
第六,操纵石油价格提升美元价值。按照上述第五点美元购买力价值的分析,石油作为一种用美元来交易的大宗商品,其价格的降低会意味着美元的购买力价值上升。而根据实际的情况(如上图1所示)来看,美元指数与美国石油期货价格呈同向变动趋势;其背后原因在于,美国石油期货价格的提高使世界对石油交易所需美元的数量增多(俄乌战争爆发后,石油价格大涨,美国趁机大量高价出口石油),使得美元在一定程度上因为需要增多而在外汇市场上升值,从而抵消了一部分美元购买力下降所带来的贬值。但是,随着“石油美元”的弱化,美国操纵石油价格以维护美元价值的作用在不断弱化。
第七,打击世界主要资本市场提升美元价值。如上图4所示,德国DAX指数、法国CAC40指数、英国富时100指数、日经225指数、中国香港恒生指数在美元指数上升期间,都出现了显著的下跌。美联储为首的国际金融寡头,利用疫情、俄乌战争等冲击,大肆做空世界主要资本市场,从而起到将世界金融资本驱赶到美国、从而推高美元价值的效果。
3. 美元价值管理结论与展望
第一,美元指数不一定准确反映美元价值,它很可能是美联储进行美元价值管理所使用的一种欺骗工具。但是,一旦这种欺骗成功,让世人误以为美元指数升值就是美元价值上升,进而增持美元资产,那美元在外汇市场就确实会升值。而美元在外汇市场上的升值或价值稳定地居于高位,就会强化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功能。
第二,美元的价值管理机理是复杂多样化的,充满着霸权的特征,美元霸权是美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综合实力的表现。但是,随着美元购买力下降、美国科技军事霸权开始削弱、欧美经济危机不断加深,欧美金融系统的信用受到怀疑和有金融危机征兆的情况下,继续加息已经很难维持住美元价值,操纵黄金价格也更加困难了,美国的“为渊驱鱼”策略效果已经大不如前了。特别是,如果欧盟等能找到不用美元结算的石油进口替代途径,会进一步弱化“石油美元”。而2023年3月份以来世界悄然兴起的“去美元化”,也会削弱美国操纵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打击其他经济金融大国(地区)货币及其资本市场的能力。但操纵日本排放核污水入海很可能引起东亚地区出现新一轮资本外逃。2023年9月以来人民币在外汇市场快速贬值,很可能就有这个原因。⑨
第三,美元霸权损害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的正当利益,同时也损害包括美国所谓的盟友在内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人类需要构建一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反霸权的新型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但是,美帝国主义者绝不会甘心丢失美元霸权,所以他们注定要耍各种阴谋诡计、设置各种障碍、甚至不惜制造各种纷争和灾难来阻止建立新型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上述在货币五重价值管理假说指导下对美元价值管理的研究,对新时代人民币价值管理有以下启示(包括警戒和借鉴两方面):
第一,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使得其价值管理超越了国界,进而具有了帝国主义的特征,这注定了其无法克服内在的矛盾而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在新时代人民币逐渐走向世界、构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新型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对“人民币国际化”要慎重,以免我国人民币价值管理重蹈美元当前面临的困境。⑩2023年1月以来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出现的贬值异动⑪,已经非常明确地为“人民币国际化”发出了警示。
第二,美元世界货币地位之所以难以为继,除了上述帝国主义特征使得众叛亲离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其购买力价值不稳定,其最重要的原因又是其产业空洞化,所以,新时代人民币价值管理,要通过继续夯实我国实体经济、补短板、确保我国供应链完整性(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和乡村经济),努力打造新质生产力,巩固和提高我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强大的实体经济和商品生产能力支撑人民币购买力价值,夯实人民币的价值基础。
第三,为了夯实人民币的价值基础,新时代人民币价值管理还应遵循汇率价值和利率价值不能过高的原则,这意味着人民币不能走美元霸权之路,以免人民币价值管理反受其累。美元价值管理,由于其掠夺他国的霸权特征,进而长期高估美元汇率价值、导致其产业空洞化,进而导致美元购买力价值失去了本国产品的强力支撑,以致于不得不从国外寻找产品支撑,这就导致了美元价值管理必须依赖于军事霸权和存在更大的风险,进而也提高了美元价值管理的难度和成本。所以,新时代人民币价值管理必须要以此为警戒,人民币的外汇价值和利率不能过高,以免制约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至于对不同外币而言人民币汇率究竟应该多少才合适,这还需进一步研究(有一种观点认为,汇率决定应该遵循贸易平衡原则[8]260-261)。就目前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来看,由于美元价值高估,所以人民币价值是低估了的。近年来人民银行不断调低利率、最近中央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提出要“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和个人消费信贷成本”⑫,都说明我国利率政策方向是有利于实体经济生产的。至于这个利率应该低到何处,可参考作者提出的普惠性的社会主义利率定价机制。[8]252-253
第四,新时代人民币价值管理,在维持人民币低利率的同时,为了有效防范美元高利率对资本人民币的吸引,以阻断美国“为渊驱鱼”策略在中国的实现路径,从而称提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的价值,就必须让我国的资本市场成为投资而不是投机和圈钱的场所、从而真正具有资金蓄水池的功能,同时要严格限制外国货币在中国的投资权力(虽然我们欢迎外国资本来中国投资,但欢迎的是人民币资产和黄金、先进技术和实物资本)、不实行人民币在外汇市场(对外币)的自由兑换、管控国内单位和居民资金外流在合理的范围内。现在有一种人民币国际化的论调,就是打着让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旗号误导我国实行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据新浪财经网,从2022年3月16日至2023年10月27日,在岸人民币汇率从6.3515元人民币/美元降到了7.3166元人民币/美元,充分说明我们对人民币的汇率价值管理仍需要完善和加强。当然,如果说是从打击国际游资对中国的资本市场的攻击,在国际游资撤出时在外汇市场主动贬值人民币,却是有利于我国的。但我们只要严格限制外国货币在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权力、不实行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对外币)的自由兑换,就不必通过外汇市场上(升值或)贬值人民币来应对国际游资通过(狂进或)狂出所形成的攻击了(即御敌于外)。
第五,要严格管控离岸人民币的数量和限制其使用功能,比如,货币互换机制下的人民币只能用于协议国与中国的贸易支付,以免出现境外人民币价值管理失控的情况。美国之所以采取“为渊驱鱼”的美元价值管理策略,就是因为境外美元(准确地说是美元价值符号,如非美国家的美元外汇储备)规模过大,威胁到了美元购买力价值的稳定。
第六,新时代在高质量发展经济的同时,要维持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以巩固人民币的价值。一方面,我们要加强维护世界安全和维护国家海外利益的能力,以防范美帝国主义不甘心美元霸权的衰落而铤而走险;另一方面,要加快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加快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保障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积极有序化解内在的各种政治经济风险(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注释:
① 称提,原意指支撑、提升货币的购买力。
② 现在看来,货币在商品经济中的资源性功能和润滑剂功能,虽然在微观层面上都表现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但在宏观层面还是两种不同的功能——前者强调的是整合资源、后者强调的是节约交易费用。
③ 价飙,是指物价水平在某种商品价格的带动下整体性快速、大幅度上涨;价飚,是指价格体系在价格水平上涨中出现自我强化的螺旋式上涨。
④ 但“为渊驱鱼”策略说,似乎掩盖了一个真相——名义上属于其他国家的美元(资产),实际上从没有离开过美国国境和美国控制的金融系统(SWIFT)。例如,俄罗斯的美元外汇储备,之所以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能被美国没收,就是因为它一直存放在美国的金融系统中。“为渊驱鱼”策略说所趋的“鱼”,实际上是“美元(资产)”的价值符号,如以美元为价值后盾的电子货币。
⑤ 数据来源:新浪财经官网(2023年4月8日)。
⑥ 美元购买力下降,除了美元计价商品的价格上涨外,还包括用美元结算的贸易范围和规模的缩小。
⑦ 数据来源:日本财务省官网(2023年4月20日)。
⑧ 数据来源:新浪财经网(2024年5月17日)。
⑨ 截止2023年9月9日,人民币兑美元(在岸收盘价)已经贬值到7.3450人民币/美元(数据来源:新浪财经官网)。
⑩ 至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反美元霸权,读者可参考其他相关文献,如李建平,陈娜:《美元权力的溯源、异化与世界反霸之路》,《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10期,5-16页。
⑪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岸收盘价),从2023年1月13日的6.7000人民币/美元,贬值到2023年9月1日的7.2675人民币/美元(数据来源:新浪财经网2023年9月10日)。
⑫ 这是潘功胜在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作国务院关于2022年第四季度以来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提出的(参见:王月龙,张锦河:“央行行长重磅发声”[EB/OL].中国经济网,2023-10-22。
[1]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45.
[2]叶世昌,李金宝,钟祥财.中国货币理论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120-121、19.
[3] 杰瑞·马克汉姆.美国金融史:从 J.P.摩根到机构投资者——1900—1970(第二卷)[M],高凤娟 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
[4] 杰瑞·马克汉姆.美国金融史:从衍生品时代到新千年——1970—2001(第三卷)[M],李涛、王湑凯 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
[5]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336、337.
[6] 刘明国.基于国家治理的货币——中央银行理论研究——兼论中国特色宏观经济学的货币——中央银行理论框架[J],经济纵横,2021(7):10-19.
[7] 刘明国.中国货币之谜:假说、模型与估算——中国特色宏观经济学理论[J],财经科学,2018(10):12-23.
[8] 刘明国.基于国家治理的宏观经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作者:刘明国,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导;杨富安,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袁敏,贵州省遵义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金贸易科。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编发,原刊于《当代经济研究》202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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