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源自于群众的首创精神、经过领袖毛泽东大力弘扬并且通过群众路线而得到全面推广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制度实践。

　　当然，赤脚医生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与建国以后提出的医疗三大原则——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和团结中西医——紧密相关的。没有这三大原则，可以说不可能出现赤脚医生的实践。

　　毛泽东在1956年的文章《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中写道：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些，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建国之后的爱国卫生运动、防止血吸虫等传染病等的确提高了中国人的健康水平，但是因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在农村，状况积重难返，“病夫”依然很多。到了1965年当毛泽东看到，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居然有80%的高级医务人员留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而城市占去了75%，不禁大发雷霆：“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于是就有了光辉的“六·二六”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同年，来自于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的王桂珍(没有多少文化的卫生员)和黄钰祥(毕业于苏州医专，分配到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因为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们治病，同时也参加农业劳动，而受到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当地农民见王桂珍既行医，又(光脚)劳动，所以称她为“赤脚医生”。为此他们得到了县、市级的报道，但还只是属于“学雷锋”的范畴。

　　直到1968年，上海市的记者认识到王、黄二人的做法与毛泽东所作出的指示以及他所提倡的方式是契合的(“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于是写作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这篇报告最先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来由《红旗》和《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毛泽东对此的批示是：“‘赤脚医生’就是好。”

　　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农村的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县级人民医院，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室——也建立起来了。除此之外，农村医疗“三大支柱”的最后一根即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源自于群众的发明。湖北省乐园公社卫生所的赤脚医生覃祥官所提出的《关于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试行农民合作看病的草案》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其具体办法就是：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痼疾缠身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

　　1972年，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者所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让全世界得以了解赤脚医生。之后，王桂珍、黄钰祥和覃祥官都先后出席过国际会议，引起了全世界的卫生工作者和媒体对赤脚医生的赞叹。今天，当屠呦呦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和提取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时，重新审视那个时代的医疗，就变得非常必要。

　　一. 医疗与革命伦理共同体

　　在“六·二六指示”中，毛泽东说：“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这段话在我们现在看来，不免要讥为外行话，认为是外行干涉内行。但毛恰恰是有意无意地看到了现代医学科学的本质，那就是，为了成为科学，必须要让医生与病人产生“隔阂”和距离，从而让病人成为有待认识的客体，于是就产生了医生对于病人的权力。这无疑造就了冷冰冰的医患关系。与此相关，毛泽东甚至在1965年8月2日说过“神医”的三个好处，其中之一就是“给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我们都不会否认，温情、平等的医患关系必然会对患者的康复产生积极作用。

　　现代西医恰恰是通过冰冷的理性将患者建构为知识的客体。在福柯及其导师康吉莱姆看来，19世纪的欧洲医学因为听诊器和算数技术的使用，病人的生命体慢慢成为一组可以进行客观分析的数据，并以征候(sign)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此就确立了医学知识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即便对一位充满爱心的医生而言，他∕她的专业训练也将迫使他/她将注意力集中在人以外的病征(即征候)、数据与检验报告上。病人自感的症状不再是医疗的重要依据，而医师日益专门化的术语更脱离了病人日常生活的世界，口罩和白大褂只是医生权威和权力的体现。

　　赤脚医生却因为学历低、政治觉悟高、中西医结合等特点，可以很好的与农村病人相结合，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自治体系。赤脚医生并不会高高在上，他们不只看病，还要种地，与当地农民形成了一个融洽的共同体，这种可以形成比较平等的医患关系。医生不只是将病人作为客体进行诊断，从而得出科学的征候，相反，医生与病人之间存在着熟人间的活生生的情感交流。杨念群从“空间政治”的角度指出，中国乡村中传统的“医患关系”不仅表现为病人及其家属对治疗方式的自主性，还表现为更加看重医疗过程的“拟家庭化”程度，即整个诊疗过程是否在一种亲情人情网络中完成。

　　当然，因为赤脚医生来自基层，与病人之间除了医患关系，还有亲戚、朋友、邻居或同乡等关系，而这些关系在旧时代的确是一种拟家庭化或者类家庭化的关系，但与其将其称为亲情人情网络，不如称为革命伦理共同体，因为革命的原则是尽量破坏以血缘为依托的宗族伦理，诉诸“亲不亲，阶级分”的革命伦理。如以赤脚医生为主题的电影《春苗》的插曲《春苗出土迎朝阳》中就有这样一句歌词：身背红药箱，阶级情谊长。

　　当时赤脚医生的来源除了医生世家和下乡知青，还有就是家庭出身好、政治思想好、但文化相对较低的贫下中农子女，他们所服务的对象自然也主要是贫下中农。正是基于阶级地位，当年的农民对赤脚医生有这样的评价：“城里有的‘洋’医生高高在上。生活特殊，对贫下中农没有感情。而赤脚医生，亦医亦农，跟贫下中农同吃一锅饭，同种一块地，同穿一样衣，社员在哪里劳动，他们就在哪里行医。”所谓“洋”医生有可能是作为专家的西医，也可能是高高在上的中医，他们可能因为脱离群众，而成为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成为贫下中农的对立面。而赤脚医生因为政治挂帅，心怀群众，所以与患者形成了一种新的革命伦理共同体关系。

　　二. 赤脚医生与群众动员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强大的动员能力，这种动员能力在建国后也有增无减，体现在历次战争和运动中。这种强大的动员能力无疑弥补了中国政府在物质资源上的匮乏。成功消灭血吸虫病很好地反映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所产生的效果。

　　所谓群众动员是真正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自下而上的确立新的实践和原则。在毛泽东看来，人永远是最具能动性和决定性的要素，尤其是在客观条件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在文革中，赤脚医生必须彻底革命化，从而最大程度的符合毛主席的指示，他们的路线就可以通过对待贫下中农的态度而表现出来，而贫下中农在接受治疗的同时也会对赤脚医生进行审视，从而判断他们是否在践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这样就形成了赤脚医生真正关心患者、而患者也真心信任医生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的结果就是极大的革命热情和专业热情，从而相对忽略物质收益(我们并不否定物资收益依然具有某种吸引力)，并积极去探索新的治疗方法和药物。例如，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不少地方的合作医疗依然坚持了很多年，其原因就在于赤脚医生和农民群众积极发掘和利用中草药。赤脚医生使用“三土”(土医、土药、土方，也有说是土方、土法、土洋结合)上马，“四自”(自种药、自采药、自制药、自用药)创业，使用中草药来为群众治病。他们自己上山采药，房前屋后种药;很多公社和大队开办了土药厂，进行中草药的加工制作;还煮熬大锅药，挑到田间地头给群众服用，以预防疾病。这些离开群众运动是不可想象的。

　　这些并非来自自上而下的命令，或者逐利的动机，而是来自于对革命精神的内化。如当时的日记就有这样的记录：“想到能给病人减轻一份痛苦，自己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甜的。”“只有干我们这一行的人，才知道梨子的滋味。……不叫苦不叫累，甘当群众的老黄牛，我想是我应该做的。”

　　另一方面，这种被动员起来的精神让赤脚医生们敢于蔑视权威，大胆钻研同时也大胆的实践，将自己作为小白鼠进行试验。很多人都有以身试毒的经历(在《春苗》中，春苗不顾生命危险，试尝含有毒性的加大剂量的草药)。屠呦呦和研究组的成员以身试药可以说是当时大环境的产物。

　　三. 赤脚医生与无产阶级专政

　　赤脚医生能够在全国推广，并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直接原因固然得归功于合作化与合作医疗，但归根结底还得归根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

　　试想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以及之后的文革，农村的医疗情况会得到好转吗?为什么到了1965年，“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居然有80%的高级医务人员留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如果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会有更多的医务人员下到农村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自然的”逻辑是：人往高处走。

　　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在“低处”，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些人的需要。社会主义阶段依然存在着城乡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在承认现状的同时势必会让某些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逐渐脱离群众并走到群众的对立面，而这种情况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加以限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绝不是政治上的专政，同时也是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专政，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通过国家权力与掌握文化、经济权力的旧有的和潜在的资产阶级进行进行斗争的阶段。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更是对无产阶级的民主，而这种民主不仅体现在政治方面也体现在其他方面，如经济，如医疗。在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下，从大城市的医院、解放军的部队医院派出巡回医疗队，为农民群众送医送药，让农民也有自己的高水平医生。这难道不是实实在在的医疗民主吗?

　　据1965年上半年统计，全国城市共有28000多人到农村，很受农民欢迎。同时，为农村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医疗卫生人员，也是巡回医疗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文革期间，县里或者市里的医生也要经常到农村，对赤脚医生进行适当的指导。这是缩小城乡差别的一项尝试。

　　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既不掌握经济资源、也不掌握文化资源的贫下中农才能诉诸于国家权力，对精英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展开斗争并取得胜利。作为贫下中农的群众只有在这种(无可避免的)斗争过程中才可能慢慢走向成熟，并最终成为国家的主人。

　　换句话说，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而正确的路线决定一切。

　　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赤脚医生失去了经济基础。1985年，卫生部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术语，赤脚医生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从中国现实来看，恢复赤脚医生制度已不大可能。但这并不能否定赤脚医生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因为除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发达国家也有很多贫困人口，也面对严峻的医疗卫生问题。他们应该可以从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中得到启发。毛泽东说，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赤脚医生制度或可列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