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农业发展研究所接受境外组织资金被举报！

点击：  作者：吕永岩等    来源：吕永岩 博客  发布时间:2015-11-06 17:56:29

  

【吕永岩按语】中国很多智囊研究部门接受境外组织资金，拿外国钱，为外国出力，任凭境外组织渗透。更有一批人受境外组织培训洗脑，吃力扒外，坑国害民。这次中央巡视组巡视一些部门，社科院农发所接受境外组织资金的问题被举报，但愿能查出一个结果，堵住境外组织以金钱为敲门砖渗透中国要害部门的黑道。

 

 

喜闻中央巡视组来了，专项巡视中国社会科学院，且直奔单位党组织，亦是最严党规修订后的首轮巡视。据悉，拉帮结派首次纳入违纪条款，并作为违反政治纪律的最新巡视内容。毋庸置疑，有帮派势力就没有中央领导；有帮派势力就没有事实真相；有帮派势力就没有公平正义。帮派所形成的权力关系网和利益共同体，不仅是滋生形形色色学术腐败的基础和保障，且是许多铁证如山的学术造假案悬而未决的根本原因；也是整治学术腐败的最大障碍，是埋葬无数优秀学术人才的罪魁祸首。事实上，走向黑帮化和盗匪化的不仅是商界和政界的腐败分子，还有带着荆冠的知识圣殿的团团伙伙。当科研沦为骗局，当职称沦为诱饵，当教授研究员沦为人渣，智库沦为藏污纳垢之地，当官场和商界的习气向学界渗透以及追名逐利弥漫于学术殿堂之际，老辈学者宽广胸襟、兼容并蓄的风范和学术精神已不复存在，“谈笑皆鸿儒”、“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学人情怀却成为历史，取而代之即是拉帮结伙、一枝独大、打击报复和残酷打压。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帮派，无视中央“三令五申”痛加鞭挞拉帮结派的精神和要求，不断犯案，是习惯和贪念，亦是帮规和使命。农发所三十七年的科研发展史，也就是圈子文化和山头主义的活动史，且具有明显的上下依附及权力更迭的特点，以及隐蔽性和欺骗性特性。从农发所原党委书记刘文璞帮派的萌发和夺权阶段到农发所副所长杜志雄帮派的全盛时代，无不表现这样的特点和特性。他们，披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雾，大肆宣讲与共产党党章相悖的“剥削有功”的思想和观点；他们，服务利益集团并长期接受境外组织的资助，肆意“出售”进入中国农村的“门票”，随意“交出”了解摸底中国农业的“钥匙”，故意“成为”诱惑和误导中国农民的“工具” ，以及把“不真数字提供给政府，真实性数据奉送给东家”；他们，丧失学术立场、忠诚态度和探索精神，鼓噪和吹捧闭门造车及“假大空”文化，恶毒攻击和贬低联系农民利益并将深奥理论思想诠释通俗化于民心的优秀学术成果，致使学术垃圾化及荒芜化，败坏学风和玷污殿堂。

 

农发所杜志雄帮派猖狂任性，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制度视为儿戏和学术腐败工具，以及奖懒罚勤、劣胜优汰的作恶手段，导致了创新工程学术腐败“群体化”及“公开化”；“去学术及创新化”的农发所创新工程项目，扼杀了科研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学术精神，导致了“富裕者更富有、贫穷者更贫困”的学界“马太效应”及“人间悲剧”，直接致使农发所北京大学博士杨东升同志于今年5月1日年仅47岁的“不幸早逝”。

 

农发所杜志雄帮派嚣张及手段残忍。他们，把投票方式，变成了堂而皇之胡作非为的作恶工具；他们，把表达民众愿望的投票形式，完完全全变成了残害自己同事及管所治人的罪恶手段；他们，残酷打击报复实名举报人，肆意践踏学者尊严，欺辱少数民族女性学者，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徐鲜梅职称事件”，人民网、新华网、民族复兴网、红歌会网、凤凰网、人大经济论坛、北大中文论坛以及成百上千的博客，纷纷以“拉帮结派之风不除，振兴中国学术之梦难圆”；“拉帮结派误国太深，害民太甚”；“若执意孤行，联名向‘两会’呼吁解散社科院”；“一人一票正在毁掉第二个屠呦呦，学术腐败该反思”；“迪阅：中科院屠呦呦’诺奖’牵出社科院徐鲜梅‘事件’日记”；“徐鲜梅，输给了潜规，败给了帮规”；“屠呦呦和徐鲜梅与你我有多大关系”；“全都在看屠呦呦之际，请顺道看一眼徐鲜梅”和“中国社科院联合调查组真相”等为题进行报道，社会舆论哗然。在舆论的压力下，本月21日院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到农发所进行调查。可是，调查组成员不但未能为院严肃党纪，端正学风提供真实的第一手调查材料，相反，调查员抱有偏见，偏听偏信，再次侮辱受害人，再次“强奸”受害人，再次将徐鲜梅置于死地；他们，将院调查组变成了进一步践踏学者尊严和欺辱学人的工具，成为农发所帮派的帮凶。

 

农发所帮派冷漠无情。农发所副研究员余贤怀才不遇长期郁闷，惨死家中，无人收尸，足以证明帮派势力利欲熏心及麻木不仁。某些当权者如果还记得自己不是帮派的头目，而是单位领导，应该主动关心余贤同志，体现最起码的组织关怀。如果能这样，余贤也许就不会突发疾病惨死家中英年早逝。正是因为某些以权谋私的当权者满脑子都是拉帮结派和帮派里的骨干奴才，其他的人和事完全没有地位，才会出现几个月不来上班也不查问，出现中年学术人才惨死家中、无人收尸的惨剧。这种事大概不只是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脸，也丢整个中国的脸。任何一个多少有点人情味的单位或团体中，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事！只有在官僚主义十二分严重又帮派横行，对帮派之外的群众和人才没有最起码的组织关怀，甚至最低限度的管理责任也不尽的单位才会发生。

 

农发所帮派所反映出的一枝独大、沆瀣一气以及人才“逆向淘汰”是手段和表象，帮派团伙意识形态背后的裙带关系、权力欲望及利益链条才是拉帮结伙及“圈子文化”的目的和实质。他们，利用权力抢劫学术资源；不择手段抢夺科研经费；团团伙伙抢占学者福利。鉴此，建议专项查处政治账，也应当查处财产账。他们，获得“这样补”、“那样补”、“明着补”或“暗着补”；他们，有国务院补贴、长江学者补助、创新智力补偿，还有指导费、专家费、劳务费等；他们，有了福利房，还有经济适用房；有了经济适用房，还有集资房；有了集资房，还有项目房；有了项目房，还有公款房；东城区有，西城区有，怀柔有，通州还有；他们，不劳而获，一骗享终身。

 

关于农发所帮派行为及危害，农发所科研人员一直在向院有关部门反映举报。徐鲜梅职称事发不久，即直接而真诚地反映给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赵胜轩同志，他回复：“这是农发所‘一人一票’投票的结果，院领导也没有办法。你可以考虑调动单位。”对此，新华网以“一人一票正在毁掉第二个屠呦呦，学术腐败该反思”为题对赵胜轩同志作出回应；网友评论：“这是什么话？这是站在学术骗子和贪腐官僚立场上说的自欺欺人的假话或鬼话。这正如一个姑娘把自己的全部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一个男人，但却遭到这男人家族的百般虐待。待人家人老珠黄之后还大言不惭振振有词地说：‘你可以选择离婚啊’。这种说法不仅大错特错，而且缺德至极，阴损至极，完全是流氓无赖的混账话。类似的话竟然出自最高学术殿堂的道貌岸然的领导之口，真让人匪夷所思。”

 

学风折射党风、文风体现世风！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国家马克思主义最坚强阵地，中共中央智囊团，国务院思想库，其行为必然要影响全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是有形的样板，是无声的命令，是永存的号召。最高学术殿堂刮起的人才“逆向淘汰”之风流毒八方，蔓延全国；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变为中国社会腐败的总根源，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参谋部和智囊团变为假冒伪劣专家的吃喝玩乐俱乐部；最高学术殿堂变为贪腐官僚和学术骗子的天堂。中国社科院农发所，是专门研究和指导全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活动的国家级学术及信息部门，“农业乃国民经济之命脉，农村则人民立命之根本”。恳请中央巡视组，严肃查处农发所并为整治学术腐败提供示范及保障。

 

       （作者简介：徐鲜梅，女，彝族，52岁，农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科研人员）

 

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美人从来不做亏本生意；外人有本事将资产负债表中的长期债务“赖账”成为“资产权益”，国人却心甘情愿将资产负债表中的短期捐赠收入“做账”成为“长期债务”。一直担心：只要短暂20多年（1994—2015）发财史的社会主义本国与有200多年发展史的老牌资本主义外国，如何进行等价市场交易；普通市场上，穷人与富人交易，是要“吃亏的”。

 

我大单位，是国家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是中共中央核心智囊团，是国务院重要思想库。我大单位，接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和培养的学术精英，比全球任何其他组织都要多得多，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也是我中国最高学术殿堂无数学者倍感自豪及无限荣耀的事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大单位就不断接受来自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金资助，瞄准有前途有潜力的精英人物，实施“面对面、一对一”援助计划行动，以及开展最前沿、最重要的问题合作研究活动。我小单位，是专门研究和指导（中国​）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活动的国家级学术及信息部门。“农业乃国民经济之命脉，农村则人民立命之根本！”境外组织资助我小单位，就等于获得了广泛进入中国农村的“门票”，拿到了了解摸底中国农业的“钥匙”，得到诱惑和误导中国农民的“工具”。“披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雾​”之抽象意识形态的问题，在我小单位，是如此具体和清晰，即“不真数字提供给政府，真实性数据奉送给东家！”​

 

如我小单位原所长，李周研究员，自1992年以来，一直接受美国福特基金会及境外组织的资助和支持，其主题均是重要的并“触目惊心”的，即《（中国）生态敏感地带和经济贫困地区的相关性研究》（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中国森林资源丰富地区的脱贫研究》（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科建设项目》（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中国天然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性利用的政策选择的研究探讨》（世界自然基金会资助）；《湖北小水电项目的扶贫评估》（世界银行基金会资助）；《新世纪贫困规划方法论研究》（亚洲开发（银行）基金会资助）；《大众旅游对西部经济的影响》（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化解中国农村工业化快速增长对环境和资源的负面影响的研究》（中华社会科学院基金会资助）和《政府非专职部门扶贫案例与理论研究》（中华扶贫基金会资助）等。而且，李研究员很早就与长期接受美国福特基金会“全方位”资助的林毅夫先生，密切合作、共享研究成果，如《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996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差异分析》（1998年）和《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1999年）。

“ ​农业乃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命脉，农村则是中华人民立命之根本！”我所建所37年（1978年）来，调查和掌握了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最真实、最全面和最核心的数据。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我小单位并与我们合作研究，就等于获得了广泛进入中国农村的“门票”，拿到了了解摸底中国农业的“钥匙”，得到诱惑和误导中国农民的“工具”。

 

我小单位，在美国福特基金会及境外资金的支持下，不断组织培训中心（如中国社会科学院FPC北京总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和北京农发扶贫基金会等），设立关系网络（中国小额信贷行业协会，中国小额信贷促进网络，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等），建设实验基地（如中国社科院河南省濮阳市小额信贷实验基地等），在中国影响颇大，渗透到全国各地的学术领域及乡村，彻底打开了境外组织及人士“摸底调查中国村庄”的大门，并长期以合作研究及培养外国学生的方式，泄露和出卖中国村庄最真实的基础数据和信息，并培养了大批“有为”青年骨干及接班人。

 

如我原党委书记，刘文璞和杜晓山，自1993年以来，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美国花旗基金会、亚洲（银行）基金会等境外组织的鼎力相助下，不断从事境外组织资助项目活动。如美国福特基金会从未停止对我FPC组织的无偿援助；再如1994—2004年世界银行（中国）扶贫公司和宜信汇才商务顾问（北京）有限公司无偿资助我FPC组织几百万元，2004年11月，美国花旗基金会（“花旗中国”）“不甘示弱”地向世界宣布无偿资助我FPC组织1230万元，“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扶贫基金会组织能力建设”。​

 

试想，倘若，美国福特基金会的驻华援助，未能瞄准中国人民共和国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中共中央核心智囊团和国务院思想库，岂不是美国对华援助战略的失败？也会使美国福特基金会对华援助的真实意图失去应有的意义，从而丧失自身在美利坚的政治和社会地位。

 

关联阅读（一）：

 

黑色幽默：福特基金会代表是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高官培训项目主管梁山别揍英台

 

早在1996年,就有60名官员和48名军官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受训。1998年,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与国家外国专家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签署协议,共同启动“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该项目由中组部、国家外国专家局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联合立项，得到了时任中组部部长的支持。根据协议,肯尼迪学院每年培训20名中国官员，其中4-6名官员参加一个学期的中长期培训,其他人参加 4 周短期培训,全程英文授课。

 

2001年,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联合国内有关方面启动了更大规模的官员培训项目——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项目,该项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清华大学、哈佛大学共同举办。

 

项目规定，哈佛大学自2002年起每年培训约60名中国官员，他们由中组部从中央机关、各省市机关、金融机构和国有大中型企业选派，以中青年干部为主,级别要求地厅级或司局级以上，在本岗位至少有2年工作经验,45岁以下(副部级可适当放宽),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英语达到大学英语四级水平。这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第一次为一个国家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培训班,也是该学院规模及影响最大的官员培训项目。

 

培训模式的特殊性还在于费用的支付方式也与以往大不相同——学员在国内的学习费用，由中国发展基金研究会承担，总费用估计一年150万元左右；在国外的各项费用则由美国安利公司赞助，估计一年约100万美元；学员所在单位只负担交通费。

 

负责此项目培训的主管官员是哈佛最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的赛基教授。通尼·赛基（Tony Saich）是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发展学的教授，他曾经担任福特基金会亚洲代表！

 

福特基金会什么组织大家可以从茅于轼柴静等的所为了解一二，先略不谈。

 

先看下最近热门的落马高官

 

1.仇和，云南省委副书记，1995.04-1995.12江苏省高级管理人才经济研究班赴美国培训，2005年6月至9月,仇和参加中国第4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先后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

 

其他的事先不说，在他主政昆明期间，昆明市公安局警徽被修改成六角星，具体如下图：

 

美国的警徽是这样

 

像不像呢？！

 

2.杨卫泽，曾任南京市委书记， 2004.07—2004.09第二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进入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

 

3.李伍峰，曾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2002.12——2012.07，中央外宣办网络新闻宣传管理局(五局)局长。2007年李伍峰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管理项目培训班接受培训后，思想更加开放开明，回国后即开始整顿互联网上左派思想。

 

4.何家成，曾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1999年9月-2000年1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学习，2000年当选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国同学会会长。

 

5.尚勇，曾任江西省委副书记，中国科协党组书记，2005.8—2006.1 以高级研究员身份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修。

 

6.方旋,曾任广州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2006.06—2006.09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学习。裸官，提前退休。

 

7.王振耀，曾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1999-2000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行政管理硕士学位。现在是北师大公益研究院院长，跟李连杰的壹基金搞在一起。

 

.....

 

关联阅读（二）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培养了多少中国官员？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简介：

 

在公共行政学院刚成立的时候，全学院只有20多名学生。肯尼迪政府学院成为成为美国重要的公职人员培训基地和政府问题研究机构，为美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公职领导人员，并承担了大量的政府研究课题，对美国社会发展和政府决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员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全日制的专业研究生，分为三个方向：一个是公共政策硕士；一个是城市和区域规划硕士；再一个就是公共行政硕士。培训的对象主要是政府机关内部的高级公务员，也包括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和市长。

 

主要目的就是美国价值的文化输出，事实是文化殖民。通过培养他国政府官员精英从而影响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版图。哈佛商学院的培养模式自改革开放30年来一直风靡中国，而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国百姓并不知晓，该学院通过案例教学、活动会议、毕业走向、中国官员的培训等目的明确，就是培养有利于美国战略利益而已，对中国培养回来的所谓精英分子实施政治洗脑从而为美国利益服务，当然不要指望这些人回来为人民服务，因为他们已经笃信耶稣了，这些人有的已经在中央党校，青年政治学院等培养中国地方官员的学府拿起教鞭，大讲美国价值观和基督信仰，共产主义信仰和烈士的鲜血重托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致使现在的结果是贪腐前赴后继，风气污浊百姓不满。（有点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不过事实也就这样吧，不对就拍砖吧）

 

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就读的学生除了在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外，每年在学院进修的学生超过3000人，其中中国学生不下200人。由于来自中国的学生以及与中国合作项目增加较快，政府学院从2000年初起设立亚洲部,专门管理以中国为主体的亚洲学生。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界涌动起人员培训的春潮，不少地方政府纷纷将自己辖区内的官员派到海外接受有关机构的中短期培训。实践证明，在接受了海外熏陶后，这些陆续“学成归来”的官员尽管可能由于培训时间过于短暂而无从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但“新观念、新思想、新方法”却在这些人脑子里生根发芽。2001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根据当时的培训热，提出了一项被外界称为是针对中国官员的“最大规模的海外培训计划”——“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构想。在提出了这个构想之后，合作伙伴的选择便成了最重要的问题。“要选就选最好的”，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这所以培养过罗斯福、肯尼迪等美国总统和大量美国国会议员及其他领袖人才而在全世界最负盛名的学院，自然被列为发展研究中心的首选对象。碰巧的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院长约瑟夫·Ｓ·奈，当时正受聘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顾问委员。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位负责人向媒体透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是教学机构，要进行培训，必须寻找合作伙伴。”虽然当时的清华大学公管学院成立才一年多，但清华的名气、哈佛与清华的良好合作关系，加上公共管理学院没有传统的思维定势，相比而言“更能接受新的改变”，以及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院长和清华的特殊关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最终被邀请加入了这个培训计划。

 

至此，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合作的举办形式被确立下来。2002年1月18日，三方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约。对此，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助理Edward Cunning曾向媒体承认，这是哈佛历史上针对某一国政府官员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培训计划。

 

按照计划，从2002年起的5年内，三方共同持续开办针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项目每年面向 60 位左右的中国官员开展培训。这些官员由中组部选派,来自中央机关、各省市机关、金融机构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培训对于官员的要求十分严格与细致:选派官员以中青年官员为主,倾向于地方官员,级别要求为地厅级或司局级以上。

 

培训计划则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国内培训，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来华教授重点讲授有关基础理论和国内政策的课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有关专家将围绕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做专题讲座。

 

第二阶段到国外培训，地点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重点讲授公共管理最新的理论和工作方法。课程设计将充分利用哈佛大学的教学资源，广泛介绍国际经验，同时力求紧密联系实际。为保证学习效果，在北京和剑桥由哈佛大学教授授课时将配有高水平的同声传译。学习结束后，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三方共同向学员颁发结业证书。培训模式的特殊性还在于费用的支付方式也与以往大不相同——学员在国内的学习费用，由中国发展基金研究会承担，总费用估计一年150万元左右；在国外的各项费用则由美国安利公司赞助，估计一年约100万美元；学员所在单位只负担交通费。由于这种培训模式具有的探索价值，中央非常重视。中组部干部培训局官员援引***总书记的批示，要求抓好领导干部的境外学习，多开辟新的途径让领导干部到国外的名牌大学、研究机构去学习深造。

 

负责此项目培训的主管官员是哈佛最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的赛基教授。通尼·赛基（Tony Saich）是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发展学的教授。在他担任福特基金会亚洲代表期间，认识了不少中国政府和清华大学的朋友。

 

如此大规模整体的官员培训，人选更是全面慎重，精益求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确定的条件是：必须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在本岗位至少有两年工作经验，年龄在45岁以下的地市级或司级以上的国家干部，且将以中青年、地方干部为主，而副部级干部年龄则可适当放宽。

 

最终，在严格筛选下，终于选定了60名参训官员，其中11名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其余则来自地方政府机关。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为中国官员培训班安排的豪华教师阵容也是创下学院历史上的一项记录。来自哈佛七大学院及麻省理工学院等周边学校的27名教授参与了授课，其中包括政学学院的院长约瑟夫.奈，哈佛大学东亚教授，素有[中国先生]美称的中国问题专家付高义，还有前克林顿政府的高官，也有哈佛各学院的著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