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钱理群酝酿住进养老院的消息引发社会热议。据悉，钱理群先生早已卖掉住房于今年6月底入住昌平区一家养老社区，房间100多平方米，每月住宿费大约要2万元。作为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钱理群卖房入住养老院的消息引发一片哗然，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住进养老院是一件悲惨的事情，是子女的不孝，是无助中的下下策。果真如此吗?

　　住2万一个月的养老院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钱教授卖房养老引发社会关注，有网友认为：每个月2万元，不如雇个保姆岂不更舒服经济?

　　钱理群教授卖房养老，其实早在2014年就有这样的想法，主要是二老没有子女，不用考虑将房子留给孩子;另外他的夫人患病之后，无法再照料二人生活;更主要的是住进养老院也是希望能借此避开很多琐事，大量时间可用来写作，不用再操心做饭等日常琐事。

　　钱教授选择的这家养老院，不仅拥有养老公寓，还配置有康复医院、会所、社区商业等设施，能够满足老人的各项基本需求，当然价格也不菲，并非一般老人能消费得起， 而是面向高端消费老人，为老人能提供高品质生活的保障。钱教授北京有房，而且还有可观的退休金和写作收人等，卖掉房子找一个适合自己写作的养老机构，即没有了家务缠身的烦恼，又能全身心投入到自己喜欢的写作中，这也许是他们老两口安度晚年的最佳选择。

　　许多网友认为：这样的养老方法太“高大上”，离老百姓太远，只是有钱人样本，没什么示范性……

　　钱教授可以这么选择，更多的老人呢?

　　钱教授卖房养老，很是让人羡慕嫉妒恨，撩拨了多少人的养老之痛?因为目前大多数人养老达不到这样的条件，一是很多老人有儿女，宁愿把房子给子孙留下也不会用来提高自己养老生活。二是大多数老人条件不具备，退休金少房子卖不了这么多钱，同时很多地方存在着“一床难求”，想进公立养老院要提前排队十几年，不是像高端养老院什么时候都闲置。更不用提大量农村老人养老根本没有养老院，只能依靠孩子或自己养老。因此教授卖房养老只不过是夕阳里的别样“风景”，对很多人来说只是水中画饼。

　　我国已进入老年人社会，养老已是社会难题。无论是失独家庭，独生子女家庭，还是农村家庭，养老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容回避的难题，钱教授卖房养老虽然只适合一部分老人，但毕竟开启了养老的新模式，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早该摈弃，但如何找到适合自己养老的方式，还需要社会多探讨，社会多提供养老条件，让底层的老人也能安享晚年。

　　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我国就迈入了老龄化国家行列，目前正处于老龄化加速阶段，2012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9.4%，2050年老龄人口将达到峰值4.83亿。届时我国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占全球老年人口的1/4。更重要的是，持续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4:2:1的家庭结构在城市中极为普遍，居家养老显然并不现实。面对空巢老人和失能老人比例不断提高的局面，入住养老院必将是未来主要的养老方式，其专业性优势也是不可替代的。有数据显示，慢性病所致的护理要求是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重要动机之一，慢性病越多越严重，老人的意愿也就越强。显然，钱理群夫人患病后无法照顾二人生活，也是他做出这一选择的原因之一。

　　“老漂族”一个不能被忽视的群体

　　所谓老漂族，指为支持儿女事业、照顾第三代而离乡背井，来到子女工作的大城市的老年人。民政部今年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约有5000万。而有多少老人离开故乡到异地跟随子女生活，至今没有任何宏观数据。广东省人口学会的调查显示，到2012年，广州有666万登记的流动人口，其中约有10万名是外地老年人。全国来看，这个数据不会是少数。

　　老漂族是当下中国的无奈现实，儿女要到异地谋生，要安家落户生儿育女，孙子孙女还得要人照顾。照顾第三代的任务，就这样落到老人身上。跟儿女生活在一起，固然可以有亲情的相互慰藉，但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困境。

　　老年人离开生活大半辈子的故乡，同时也就离开了熟悉的生活环境和固定的社交圈。他们不仅需要去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而且还需要重建新的社交圈，结交新的邻居和朋友。这不是所有老年人都可以轻松应对的，多年过去，一些老年人仍然无法适应新的环境，精神生活质量一直很低。

　　一些政策设计，也会使老漂族的生活遇到麻烦。目前大概除了旅游景区对老年人的优惠不分户籍地外，老漂族无法享受各个地方包括老年人乘车减价或免费在内的各种优惠待遇。

　　更大的麻烦是医保。由于中国各地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差异很大，最高统筹到省或直辖市层级，更多的地方是地级市或县级统筹，各统筹地政策不统一、医疗保险待遇标准不一致，各地的医疗保险结算起付线、自付比例、封顶额度等计算标准不一致。这种医保割据，导致医保异地结算无法发挥应有作用，可报销的数额杯水车薪。

　　目前全国并没有养老保障的联网体系，也没有全国性的社保生存认证平台，导致老漂族为此在现居地与户籍地来回奔波，花费不少路费。

　　老漂族遇到的很多难题，不过是青壮年流动人口遇到的问题反映到更为弱势的老年人身上而已。解决了流动人口的难题，老漂族的很多难题迎刃而解。

　　不过从群体的特殊性来说，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是可以做起来的，比如社区应该掌握老漂族的基本情况，提供一些简单的医疗卫生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服务，社区文化活动应该把老漂族包括进去。志愿者服务应该延伸进这一群体。

　　老漂族面临的上述尴尬处境，或许是特殊发展阶段带来的，有一些无法避免，属“转型阵痛”，但政府与公众有必要共同努力，使他们的晚年生活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痛苦。

　　底层老人，或许需要关注

　　如果说钱老这样的教授级老年人可以去两万一个月高大上的养老社区，中产的老年人可以跟着儿女，成为“老漂族”，我们不禁要问，广大的底层人民，老了怎么办?

　　老年农民工已经成了我们身边实实在在存在的一群人。河北人老辛今年59岁，四年来一直在工地上给人做水暖工程，来北京之后他最奢侈的就是花八十多块钱给自己买了件衣服。老辛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在承德修摩托车，小儿子去了三亚做房地产，家里的12亩地，8亩平地都包给别人种了，每亩每年收入1100元，剩下的山地老伴在种谷子。老辛一家都漂泊在外，只有过年才能聚在一起，他每年到年底能省下4万块钱。而这，只是钱教授两个月的养老院开销。

　　像老辛这样的老龄农民工并不在少数，根据今年4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目前的2.73亿农民工里，50岁以上的占到了17%，总数超过4600万人。建筑、运输等行业工作又苦又累，年轻人越来越少，活跃在这些行业的多是5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为什么一大把年纪还要出来赚这点辛苦钱?一个数据可以告诉我们：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仅占38%，参与养老保险的仅占16.7%。同样是老年人，他们面对的只能继续地忙碌、忙碌、忙碌……

　　所有的老年人，都是曾经为社会贡献过劳动，贡献过青春的劳动者，对他们基本生活的保障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标志。“以房养老”固然是一种可以解决“老漂族”问题的方案，但也不要忘了没有房产，只能依靠出卖自己劳动过活的底层老年人生活，他们的生活，考验着社会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