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学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斡旋下，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经历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上层下层相结合的策略方式，倾注很大精力，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文章中，在没有提“讨蒋”、“反蒋”等口号，专讲“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将旧称“蒋贼”，改为“蒋氏”，这一字之差表明共产党的态度，在社会各界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书，明确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让东北军“围剿”红军，是蒋介石的“一箭双雕”的得意之笔，而西北地区张学良、杨虎城、红军的“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是让蒋介石大为恼火和失望。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事先是毫无所知，消息传来人们激情振奋，有人提出“罢免老蒋，交人民公审”、“除掉蒋介石，各方面都有好处”，也有不同的看法：“不要急躁……”、“西安事变是抗日救国产生的，要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到西安与张学良彻夜长谈并了解事件全过程及各方面的反应，并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与南京谈判的条件。22日下午，宋美龄、宋子文来西安劝说蒋，蒋介石的立场才有所转变后，授意宋氏兄弟代表他与周恩来进行接触。12月24日，周恩来由张学良、宋美龄陪同见蒋介石。周恩来向蒋介石表达中共联合抗日的诚意，迫使蒋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六项承诺。至此，西安事变以和平的方式宣告解决，全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1937年4月2日，周恩来在中共进驻延安后，首次乘直升飞机回到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延安机场迎接同国民党谈判归来的周恩来一行人，并在机场合影。
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共中央领导人等到机场欢迎（1937.4.2）4月20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周恩来再赴西安。同国民党合作关于红军改编问题与国民党进行新的一轮谈判。党中央多次派周恩来穿梭于延安、西安、南京及蒋介石住的庐山之间。4月25日上午九时，毛泽东站在凤凰山树下，特意叮嘱警卫员：路上一定注意安全。虽然蒋介石公开表示停战合作，但国民党内部复杂，会用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一定要谨慎……目送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一行人离开。从延安出发，途径甘泉、富县、黄陵等地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为了确保周恩来此行的绝对安全，中央保密部门在沿途做了严密周详的部署。从中央警卫营特务队抽调25人组成护送队。有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周恩来的随从副官陈友才、参谋处负责人孔石泉、记者、通讯、司机等。警卫排长和其他战士配发了长短枪、子弹、手榴弹和一把大刀。那个年代机关人员出行没有汽车，只有临时租用3辆商用卡车并安排好相互照应，无法辨认周恩来出行的座位和车辆。汽车离开延安城，向甘泉方向前行。中午12时许进入崂山，亦称“九焰山”，这里是国民党管辖的区域。为了安全只能穿越茂密森林、地势险要、狭窄的山间小路。虽然路况差、驰骋、颠簸，对红军战士而言，比起爬雪山、过草地，全靠一双脚步行万里容易的多。第一次能坐上汽车执行任务，警卫员们非常兴奋，眼下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汽车在崎岖的峡谷中行驶，突然“砰”的一声枪响，从很远的山中传过来，陈友才立即警觉起来。有个战士说：“不想枪声，是不是放羊人的鞭声。”很快又是几声枪响，密集的子弹从山林、峡谷中射来，黑压压的敌人向车队逼近。此情此势，周恩来等人处境极为险恶。三辆卡车被击中轮胎，动弹不得，周恩来和陈友才立刻意识到，这是敌人有组织的伏击。在危险中，张云逸命令陈友才带着警卫员保护周恩来转移，命令警卫副队长陈国桥掩护。陈友才果断地说：“周副主席，他们是冲你来的，快，我们换衣服!”陈友才立即将周恩来的外套半脱半扯了下来，将自己的军装披在他身上。二人立马跳出驾驶室，躲开左侧的火力，在车右侧指挥战士开枪还击。
周恩来崂山遇刺11名警卫员壮烈牺牲（1937.4.25）陈友才大喊：“周副主席，快撤，我留下。”并命令身边的刘九州、陈贤仁、向三光、曹鸿护送周副主席向山谷密林深处撤退，自己留下拖延时间。敌人的火力越发猛烈，身边的战士不断倒下。敌人看到一位身穿大衣，气度不凡的人在指挥战斗。对方大喊“那就是周恩来，干掉他……”这时的陈友才大腿中弹，无法脱身，又身中六枪与其他战友倒在密集的火力中，血流成河。敌人看到红军都已倒下，反扑围攻过来，从陈友才身上搜出“周恩来”字样的名片，发出狂妄的狞笑。将倒在血泊中无生机的陈友才连捅二十余刀，穷凶极恶，丧心病狂，疯狂怒吼着，扬长而去。护送周副主席撤退的四位战士，是幸存者。这凶恶的狞笑在山谷中回荡，在撤退的路上，周恩来及四位战士停下了匆忙的脚步。没有了枪声，知道战友们都已牺牲。最为忠心的陈友才为了掩护自己，甘愿做了替身而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周恩来面对遇难的方向，久久地伫立着、沉默不语，潸然泪下。一路跋山涉水，攀登断崖，难辨方向，几经周折周恩来和四位战士。下午三时多终于到达南三十里铺，并立即向延安总部毛泽东通电话。当毛泽东得知周恩来一行人遇袭并死里逃生，命令骑兵连长黄霖火速赶到三十里铺支援。周恩来命令刘九州带骑兵连赶到出事现场，土匪早已逃之夭夭。三辆卡车布满了弹孔，四周躺着战友们的尸体，战士们含着泪收敛了倒在血泊中烈士的遗体。当黄霖怀着沉重的心情，将陈友才布满刀痕和血迹的遗物交给周恩来手中时，周恩来泪流满面地说道：“友才是替我死的，我永远都不能忘记他……”
周恩来遇袭时，陈友才为掩护他而牺牲（1937.4.25）黄昏时，军委领导在南门河边焦急地等待。当周恩来出现在他们视线内，守候在此的毛泽东、朱德、张闻天、李富春等领导人才长吁了一口气，毛泽东张开双臂紧紧拥抱战友周恩来，在场的人热泪盈眶。几个小时前，一场惊心动魄的刺杀大案，随行有11人壮烈牺牲，毛泽东听后勃然大怒，下令彻查此案。不惜一切代价抓住凶手，为遇难烈士报仇雪恨。后来在中共中央机关从事侦察工作的谢滋群侦破下，才将卧底的敌人揪出来，将土匪头子李清伍和土匪全部消灭。“崂山事件，震惊全国”中共中央红军总参谋部，第三天上午在延安为壮烈牺牲的陈友才、陈国桥等11位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由肖劲光主持，张云逸致悼词，悼念遇害的烈士。会后，将他们的遗体安葬在延安宝塔山腰。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被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将烈士的遗骨移在甘泉烈士陵园安葬。陈友才，1914年出生在湖南省郴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3岁参加革命，1928年1月参加朱德、陈毅领导的湖南起义，4月随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聪明机智，打仗勇猛，表现出色，被朱德军长看中，选派去毛委员身边当警卫员。忠于职守，勤恳工作，经过锻炼考验，1929年经陈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6月调周恩来身边担任警卫员任务，照顾患病的周恩来，经过长征抵达陕北。1936年2月，在渡黄河东征战斗中，挽救了周恩来的生命而负伤。1936年12月12日，护送周恩来一同前往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谈判。1937年3月，随周恩来赴杭州同蒋介石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4月2日，跟随周恩来返回延安汇报工作。
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陈友才多次与敌特周旋，保证周恩来工作的顺利进行。1937年4月25日为掩护周恩来脱险，壮烈牺牲，年仅23岁。1973年6月9日上午10时，一架银色的飞机从遥远的天边滑翔而来，徐徐俯冲下降，稳稳地停在机坪上。周总理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访问延安，总理走出舷梯热泪早已模糊了双眼。26年的日夜春秋，他老人家时刻牵挂、思念，这片炙热的土地，紧紧握着前来迎接他的延安地委领导和身边群众说：“我又回家来了!”这亲切、温馨的话语，质朴、深厚的感情。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欢呼声、呐喊声，震撼着这片久别的热土。在那个年代越南政府向中国提出无偿援助81亿人民币，当时我国的国力根本做不到。周总理忙于接待，饿着肚子，拖着癌症的折磨，身体虚弱。凭着睿智的谈判技巧和个人魅力与越南代表团从中周旋，折服了越南总理。最终，在毛主席的批准并援助25亿人民币的协议。为了让他们了解我国正处在贫穷阶段，经济拮据，中国人民勒紧裤腰来援助。让他们更多了解当年，我们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运筹帷幄，从艰难斗争中战胜蒋介石。从艰苦岁月中一步步走到今天，让他们真正体会老区人民还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实际生活现状。在百忙中，总理抽身来到宝塔山上，为一位故人祭奠。当得知烈士的墓地被胡宗南的飞机炸毁，坟墓遭摧毁，没有找到而含泪叮嘱当地工作人员：“一定要找到陈友才的坟墓，他死得英勇。我一生遇到过无数次危险，最危险时是陈友才救了我，把牺牲的烈士请进陵园，给他们立个碑!”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后，工作人员在他洗的发白衣兜里找到一张发黄的照片，是他和张云逸、孔石泉的合影，照片背后写着：崂山遇难，仅存四人，这是周恩来终生不忘的人。
周恩来（中）、张云逸（左）、孔石泉（右）
我每次搜集、挖掘、翻阅这些资料和文字记载，都会情不自禁热泪夺眶而出。残酷的战争岁月，艰苦的环境，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革命友谊，让人肃然起敬。甘泉崂山遇险，周恩来不畏艰难，怀着对战友的无限怀念和悲愤。因谈判期临近，未能参加追悼会，但专门送了花圈。第二天，要求西安方面派直升飞机，当天抵达西安，又乘飞机，由西安转道洛阳与蒋介石会面后，于同年6月4日又抵达庐山。1937年7月17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进行会谈，为国共两党尽早实现第二次合作。在周恩来为出发前曾多次与毛泽东、朱德在延安土窑洞彻夜、反复研究、磋商并完成了《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不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延安，就国共团结抗日致电蒋介石。战火在中华大地上熊熊燃烧，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迫在眉睫。1937年7月15日，我党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国民党发表。宣言提出纲领，改编红军番号等，并向全国宣布。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演说：“如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些讲话口号，在当时贴满了大街小巷。通讯社也发表了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几经周折、磋商，共同奔赴前线抗日。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两党合作过程中，斗争曲折而激烈，复杂而矛盾。共产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努力发展进步，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对顽固派斗争有理、有力、有节，使国共合作坚持到抗日胜利。
第二次国共合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南京（1937.8.2）
1937年8月22日~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章。分析两党不同抗战路线的本质区别，指出抗战的正确方向。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下辖三个师：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又将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开赴华中抗日前线。9月22日，在共产党的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抗战正式开始。1937年9月25日，115师在河北与山西伏击日军，取得了“平型关大捷”。10月9日，129师击毁日军飞机24架。1940年9~11月129师与日军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取得了“百团大战”在抗日战场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新四军挺进华中抗日前线，军民开展大江南北的游击战争，创建苏南、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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