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工人被提拔到车间和工厂的领导班子里，同时也进入各系的领导班子(在那个时期，校工厂在行政上与相关的科系结合)。实际上，有些普通工人在全校各级领导班子里都占据位置。把基层工人提拔到领导岗位的政策被称为“掺沙子”，意为加入沙子以打散坚硬的泥土。一方面，这个比喻是指让工人、农民加入知识分子组成的领导集体——这两者之间存在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差异。按照同样的原则，基层教师也被提拔到清华的主要领导集体中。这种做法是要让非领导成员介入领导集体——他们之间存在被领导者与领导者的差异。

　　权力的分割

　　工宣队由两位年轻的军队干部迟群和谢静宜领导，他们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也是他激进的追随者。迟群曾在负责保卫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的8341部队担任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则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达十年之久，与毛的妻子江青关系密切。

　　一开始，宣传队的庞大队伍包括5147名工厂工人和105名军队干部，但几个月以后人员大大减少。[7]

　　绝大部分高层领导是军人，如迟、谢，不过有几个工人也担任了重要岗位。绝大多数工宣队成员是来自本地工厂的普通工人。他们都在工厂里党领导的政治团体中有积极表现，其中多数是党员。除了最高层的几名领导之外，其他工宣队成员都轮流进校，然后返回自己原来的工厂或部队。他们在清华是帮助监督学校领导，而不是自己担任领导。大多数校领导恢复了工作，工宣队给他们安排的职位与文革前大致相同，不过他们要在宣传队的监督下工作。[8]

　　工宣队到达不久就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管理大学，1966年各项职能已经停顿的学校党组织也于1970年由革委会重新建立起来。刘冰再次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负责党的组织工作。文革前负责学术工作的何东昌恢复原职，不过正式的头衔是大学“教学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一把手的位置则保留给宣传队代表。[9]

　　到1972年，作为学校权力核心的校党委常委会由九名宣传队成员和八名清华的老干部组成。宣传队的领袖迟、谢分别担任书记和副书记。[10]工宣队的领袖与中共的激进派结成紧密联盟，与此同时，包括刘冰和何东昌在内的学校老干部则与党内较为保守的领导结成紧密联盟。[11]尽管各级的分裂和联合错综复杂，党的激进、保守两个阵营的分化却也使得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充满活力。[12]一系列与文革相关的激进政策划定了派系间的战线。[13]

　　激进派的生命与文革息息相关，他们热烈拥护文革纲领，而保守派努力遏制甚或颠覆文革方针。激进分子的领袖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们垮台后被指责为“反革命”的“四人帮”)，他们主要的支持者是文革早期涌现的地方激进派的残存者。邓小平成为公认的保守派代表人物，他的主要支持者是老干部。

　　迟群和谢静宜在全国性政治活动中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70年，迟被任命为国务院科学与教育小组的副主任，而谢成为北京市委副书记并于1973年被选入党中央委员会。[14]

　　迟、谢应邀列席代表国家权力核心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们在文革后期帮助发起并领导了最重要的激进政治运动。他们越过常规的组织程序，直接向激进派领袖江青和张春桥汇报。

　　大学的老干部和清华的工宣队成员有各自不同的权力背景。一方面，老干部有文化和政治上的雄厚根基，属于国内教育程度最高的一批人，许多人在党内的地位都比半路出家的工宣队要高。不仅如此，清华是他们的势力范围，是他们建立了大学的党组织，而现在工宣队对党组织的领导是薄弱的。另一方面，由于宣传队成员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们的权力单单建立在政治资本的基础上，而且他们的政治资本具有文革的独特性。即使是宣传队的最高领袖，起初在党内的级别也并不高，与其说他们的政治权威源于在党内的地位，不如说是由于毛委任他们治理学校。

　　学校的一位高层领导麦清文回忆说：在那个时期，毛的权威远远胜过党组织的权威。当时造反派的攻击破坏了党的“威信”。

　　“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威信在文革早期一落千丈。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受到批判，无论批评的对不对，结论就是他们都是坏干部。腐败、贪污、乱搞男女关系——所有领导都不好。”

　　麦解释道：由于宣传队是毛派来的，它的权威超越了大学的党组织。“工宣队利用了党组织，但是党本身没威信了。是工宣队领导党，而不是反过来。迟群首先是工宣队的领袖，然后才是党委书记。”

　　迟、谢想要紧紧地控制住学校的工作，但党组织的分裂状态妨害了他们实现这个意图。系统的决策机制、常规的命令下达链条和传统的升迁评级体系都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瓦解了。此外，宣传队对于自己控制的清华党组织不完全信任，他们又建立了一套权力网络，使其凌驾于原来全能的党组织之上。自上层和下层监督领导与教师

　　工宣队在校期间，清华的管理与以往大相径庭。在文革之前，蒋南翔担任领导，大学由高度服从纪律的党组织管理。蒋身兼党委书记和校长两职，他要求下级绝对忠诚，并在各级建立了围绕党委的有效的管理机构。这种权力等级制度是清晰的、单向的、由上而下的。处于底层的学生应当服从老师，校办工厂的工人则服从他们的领导。[15]

　　在文革早期，这套严密的政治控制体系成为学生造反派的主要攻击目标。清华激进派报纸上发表的一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批评学校干部既有屈从性，又有压迫性。

　　“他们总是条条框框多，有奴隶主义;工作中他们只对上面负责，他们更在意遵守规则而不分辨是非对错。对上面的人唯唯诺诺，对下面实行资产阶级独裁统治，压制不同意见。”[16]在文革早期，学生造反派把蒋和其他共产党领导拖到主席台上，他们被自己的下级批判羞辱。[17]在文革的词汇中，这种来自下层对干部的批判被称为“群众监督”，旨在矫正领导把持权力的官僚作风。为了避免“官僚阶级”的出现，各工作单位的基层员工被授权去“监督”上级。工宣队到清华后，制止了文革早期粗暴混乱的“群众监督”，取而代之的是将约束官僚权力纳入规范的做法。1966年之前在清华实行的是单向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等级制度，现在的体制则是工宣队从上面监督学校的干部和教师，与此同时发动学生和工人从下面批评他们。图1简单示意了清华监督制度的变化，与工宣队在校期间相对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的统治政策。

　　学生监督老师

　　在文革后期，大学的教室中坐满了由工厂、农村公社、部队推荐来的学生。工宣队认为这些工农兵学员比起大学领导和教职员工(他们大部分出自革命前上层社会的家庭)来在政治上更为可靠。按照当时的口号宣传，这些新学员不仅应当进入大学，还应当管理并改造大学。朱佑贤记得，在1970年清华欢迎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的群众大会上，校领导告诉他和其他新学员说：“你们来自工人、农民和士兵的队伍。清华是知识分子一统天下，你们必须要参与政治。”

　　为了让学生能参与管理他们所在的科系，学校变更了组织结构。文革前，学生和教师高度组织化，不过是分别管理的。学生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学习、娱乐、福利等)，而教职员工负责教研工作。职工委员会(以及与其并列，掌握实权的党委)管理各系，职工“教学与研究小组”管理系内各专业。文革期间则大为不同，师生结合到同一机构，学生直接参与管理教学研究工作。

　　与文革前相同，一个班大约有25名学生，他们在校期间一同生活学习，不过现在每个班里还固定安排了一组老师。对学生和教师双方而言，班级都是基本的组织单位。同届同专业的班级组成“小型教研小组”，其中包括学生、教师和一名工宣队代表。每门专业由三个小型教研小组构成(每届一组) [18]。教工代表、学生和工宣队“三结合”的“教学改革小组”统一领导这种教研小组。同样由教师代表、学生和工宣队组成的“革委会”则管理各系(每系包括数门专业)。近一半学生是党员，再加上师生通常属于同一党支部，这使得师生组织上的结合更为牢固。实际上，在一部分师生共属的党支部中是由学生担任领导的。

　　这种蜂窝结构无疑限制了学生选择导师及课程的范围，但却有利于学生参与决策。学生们加入到设计课程和解决教学难题的工作中，小型教学小组频繁会面，讨论学术、组织和政治事务。方学英和其他学员是这些小组中的积极分子，她说：“教师汇报后我们来讨论;有时我们否决整个报告，有时则认可其中的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学生对于教育改革热情高涨。我们会讨论自己的专业方向——说到底，我们要去训练什么人呢?”

　　这些讨论紧密围绕着中共最高层确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向。“我们在会议上争论，贴大字报表达不同的意见。”[19]老教师魏学诚回忆道：“不过一般都是附和中央定下的基本观点。”然而争论决非毫无意义。涉及到的教育方针问题是保守派和激进派论战的焦点，其中包括如何在工作地点实行“开门教育”，重点应放在基础理论抑或是实际应用的课程，如何评估学生的学习，是否要把学生分为快慢班等等。结果是把师生双方均置于论战的前线，正是这样的论战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国的政策。激进派和保守派的势力互为消长，中央的政策方针左右摇摆，此时一些人努力捍卫激进派或保守派的牢固地位，有些人则见风使舵，跟着占上风的一派走。方学英说，所有这些政治活动锻炼了工农兵学员的写作、演讲和组织能力。

　　“我们要参与、管理、改革(上、管、改)，要批判教师和旧的教育体制。我们每天晚上都开政治会议，讨论问题，写大字报……我们的业务知识比不上现在的学生，不过写作能力比他们强。[20]

　　我们要写大字报，参与辩论并且演讲，所以我们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在小型教学小组讨论如何由上至下的落实教育政策时，一些学生不免对此做出最为激进的阐述，许多教师则发现自己在争论中处于维护传统教育方法的立场。教师们很容易被谴责为“穿新鞋，走老路”，所以他们在论战中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他们提议采取温和的做法时更是如此。1970年在清华学习的青年农民罗贤成回忆道：“当我们开会争论教育问题时，学生和工宣队代表有话就直说，可教师却不这样——他们是改造的对象。这不是公平的讨论……教师们更加谨慎——并不是他们不敢谈，不过他们比较小心翼翼。”

　　学生在过去常常屈从于教师，现在情况反过来了。老教师魏嘉陵把这种变化说成是传统师生关系的一种有害的逆转。“文革前，老师和学生是中国传统的教授和被教授的关系，这样非常好。学生尊敬老师，老师关心学生。文革期间，情况就变了——老师成了监督的对象，学生成了学校的主人。”

　　在工宣队的领导下，下层对教师和大学干部提出批评成了平常事，但是这在过去是非同寻常的。老教师杨郁天注意到了这个差异：“那个时候，工宣队要求学生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这可不像1957年反右派运动。那时他们把一些人叫做右派，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待。但在工农兵学员这一段儿，他们不给别人戴上帽子。[21]

　　不存在什么敌人——他们只是一般性的批评知识分子。这让你不舒服，说话得小心，可是他们不给你扣帽子。我们习惯受批评了。”杨的话当然不能说明七十年代的政治压力是温和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不过从他的话可以看出，对于大多数教师和领导来说，接受来自下层的批评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过去，这样的批评通常局限在批斗会范围内，批斗是只针对少数几个人的，而且预示着严重的后果。

　　按照传统，教师应当立身严谨，这样才能获得学生的尊敬。和学生开玩笑或者一起嘻嘻哈哈有损于教师的尊严和权威。文革期间，这些想法被批判为“师道尊严”，这个词是用于嘲笑当权者的孔夫子教条。一些学生乐于有机会贬低高高在上的老教授。龙江澄是水利系的一名外籍学生，他还记得张光斗教授每天都要接受审讯，这位教授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水利工程系，在1958年领导设计了大型密云水库。“学生曾对他很不好，”龙回忆道，“一个女生老是打他——她并不伤人，就是过去打他。”

　　在文革前，张曾是清华最有权威也最受尊敬的教授之一;而现在他不得不在抵挡学生辱骂的时候保持良好的幽默感。“他们拿他取笑，他也反过来取笑他们。”龙补充说，“不过他没被打倒，而且学生们尊敬他。”[22]

　　尽管师生间生硬的权力逆转制造了紧张气氛，可一些学生和教师却说他们在这个时期培养了亲密的关系。方学英于七十年代早期在清华上学，现在任教于此，她把现在的师生关系和三十年前作了比较。“那时老师的地位不如现在高——说起来，那时学生的地位更高。”她告诉我，“老师们认同这样的观点：他们是在旧体制下训练出来的，需要接受改造。所以他们愿意和学生们一起。他们不像现在的老师那么有权威，不过师生关系更密切。”梁佑生50年代就读于清华，毕业后留校教书，他对比文革前与文革期间的师生关系时，也有类似的看法。

　　“在文革以前……学生对老师非常尊敬;不过彼此等级分明——学生和老师是低层与高层之间的关系。文革期间大部分工农兵学员对老师也充满感激之情，但那不是等级关系，而是因为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对老师感情很深，也很亲。老师花费心血教导他们，他们真的是心存感激。”

　　文化大革命晚期，为了响应“开门办学”政策，师生到工厂一起生活工作，方、梁和其他人注意到，他们的关系在这段时间里尤为密切。“我们在工厂的时候和学生一起住，八个人一间。”梁回忆道，“我们分享一切;我们无所不谈。”工人监督领导

　　在文革期间，清华校办工厂的管理体制也经历巨变。为了结合教学、研究和生产，清华和其他工程技术院校一样也建立了几家校办工厂;到七十年代早期为止有1800余人在工厂工作。[23]

　　在1966年以前，基层工人已经结成小组，领导组织起车间的基本生产。因而工厂工人和学生一样是高度组织化的，不过在生产小组以外，他们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了。在文革前几年，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名校工厂的管理干部洪承谦说：“文革前，工人是被管理的。文革一开始，工人成了主人。”有一段时间，学校党组织工作停顿，学生领导的派系忙于争夺学校的控制权，这个时候工人选出了临时委员会来管理校工厂。老工人陈金水讲到了清华设备工厂的情况：“我们工作单位的所有领导都被打倒了。包括厂长、副厂长、党委书记和副书记。”他告诉我，“我们选举出一个新的领导集体……四个工人和一个技术人员……领导集体不一样了——要是有人不好，我们就选别人。”

　　在那个时候，清华工厂的员工也分裂成对立的派系，可是派系路线并不是决定选举的唯一因素。陈回忆说：“派系很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你是否信任那个人。他们是不是老实，有没有办事能力，和群众关系好不好。在一起工作几年了，很了解大家都是什么样的人。”

　　1968年夏，清华的派系矛盾转变为武装冲突，工人们放弃了学校工厂。工宣队八月份接管学校后，组织了新的革委会来管理工厂，由宣传队代表担任领导。老的管理干部通常回到原来的领导岗位，不过包括一些曾被选入临时领导班子的工人在内的基层工人也进了革委会。即使在重新任命了老领导之后，工人对工厂事务仍然保留了实际的影响力。文革使得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成了一个广泛讨论的话题。“我们批评管理干部脱离实际，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陈回忆说，“我们批判官僚作风——如果你不懂，就应该虚心请教，不然事情办不成。”

　　作为曾被打倒的工厂领导，洪承谦在工宣队的监督下又当上了厂里的高层干部。洪在回想那段岁月时心里怀着矛盾的感情。“那时候工人们造反，要推翻管理规定——有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朝着无政府主义方向发展。” 他说，“工人们会说，‘你怎么一当上领导就不劳动了?’有了这种思想，形势变得很混乱。”

　　起初，许多事情都要召开群众大会来决定。洪认为这不实际。“一百个人没法领导。”他原来经常举一个例子来向工人们解释这个问题，和我也讲了这个例子：“工宣队一到，就召开大会讨论工作时间的问题——早上几点上班，中午几点休息，晚上几点下班。所有人都开会整天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做不出任何决定。难处在于有人在学校住，有人在市区住，有人单身，有人带小孩——大家的意见五花八门。最后，他们没法决定，还是按照学校的规定来。”

　　大会的人数逐步减少。洪说：“会议变得比较有规矩了。说老实话，工人其实对开会没兴趣。”尽管工人对于群众大会的热情降温，他们还是继续在管理工作中占据一席之地。每个车间派出三名代表参加会议，协调不同车间的生产任务。

　　“所有事情都得和工人讨论。他们对讨论生产很有热情。当然了，接着就是要批判知识分子，工人们就干这个。通常的说法是：‘知识分子在纸上画条线倒容易，他们不考虑工人在实际生产中遇到的困难’。”

　　基层工人被提拔到车间和工厂的领导班子里，同时也进入各系的领导班子(在那个时期，校工厂在行政上与相关的科系结合)。实际上，有些普通工人在全校各级领导班子里都占据位置。

　　把基层工人提拔到领导岗位的政策被称为“掺沙子”，意为加入沙子以打散坚硬的泥土。一方面，这个比喻是指让工人、农民加入知识分子组成的领导集体——这两者之间存在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差异。按照同样的原则，基层教师也被提拔到清华的主要领导集体中。这种做法是要让非领导成员介入领导集体——他们之间存在被领导者与领导者的差异。两种做法互有交叉，指导思想都是通过引入外界因素来瓦解铁板一块的领导班子。

　　(本文译者：纪平平)参考文献[1] 在中共最高层，政治局常委九个委员中的四个人均为清华毕业生。分析清华毕业生的权力地位，可参看 Cheng Li :China’s Leaders:The New Generation (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2001)。

　　[2] 我访问了清华大学的89个人——有学生、教师、职员、工人或领导——工宣队在校期间(1968-76)他们至少有部分时间在学校。访问时间由1998至2001。本文中被访者均为匿名。我也研究了当时的档案，包括大学报纸和领导报告，个人回忆，官方和半官方的校志，以及统计公报。要更多了解我的研究方法，请参看 Joel Andreas, Dismantling and Rebuilding Class: The Failure of the Communist Experiment in China,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03。

　　[3] 激进的井冈山派系起初抵制解除武装，派去镇压学校派系的五个工人被杀。了解清华大学派系斗争的情况，参看Joel Andreas, “Battling ove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ower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No. 31(2002), pp. 463-519; William Hinton(韩丁),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以及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国大学出版社，2003)。

　　[4] 在许多地区，这一段是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期，由于激进组织抵制解散，军队和地方党领导以粗暴的方式重申他们的权威。参看 Andrew Walder 和苏杨,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Scope, Timing, and Human Impac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3 (March 2003), pp. 75-99。

　　[5] 对于原来的积极分子而言，最痛苦的时刻莫过于1971年对“5.16”的长期审查，这次审查直接指向原来激进派的成员。清华的审查在一名学生自杀后戛然而止。

　　[6] 刘克选和方明东(主编), 北大与清华 (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p.621.该数字包括了自杀者以及由于审查引起的压力，造成健康问题恶化而去世的人。

　　[7] 贺崇铃(主编),清华大学九十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pp.274-75。

　　[8] 大学的党委书记蒋南翔情况尤其特殊。他在文革前已经担任高教部部长。在清华的校工厂工作了几年;邓小平1978年上台后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

　　[9] 刘冰，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10] 刘克选和方明东，北大与清华，p.129。

　　[11] 激进派在全国占据优势的时候，工宣队也在清华居支配地位，而当保守派在全国占据优势时，学校的老领导力量则上升。然而宣传队和老干部双方在政治上都并不是始终一致的——有些老干部与宣传队领导结盟，而许多宣传队领导最终倒向大学的老干部一边。

　　[12] 在文革十年的早期阶段，派系冲突错综复杂，这种混乱状况使林彪和其他军官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而且他们既不投入激进派阵营也不投入保守阵营。林彪1971年9月葬身火海后，激进派和保守派的分化愈加明显。

　　[13] 文革纲领确定了1966-76十年的政治日程。由于激进派对此热烈拥护而保守派持反对态度，所以提到该纲领时使用“激进”和“保守”这两个词是恰如其分的。

　　[14] 参看Ding Shu, “进入中共中央核心的译电员”，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通讯，第65期，(www.cnd.org/CR/ZK00/zk210.hz8.html)， 2006年1月12日;以及贺崇铃，清华九十年， pp.279, 284。

　　[15] 和其他工程技术学校一样，清华以结合教学、研究和生产为目的，也建了一批工厂。

　　[16] 井冈山(清华井冈山兵团印发)，1967年4月18日，p.2。

　　[17] 在群众大会上批判羞辱共产党干部一直是过去“开门”整党的特色，不过批判是由党的机构组织的。对于内战中这种事件的生动描述，可参看 韩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纽约：Vintage Book,1966)。

　　[18] 文革期间的大学教育一般缩减为三年。

　　[19] 大字报由个人或小组撰写，贴在公共场所，是1957年以来在中国发表政治论述的一种重要形式。

　　[20] 在此期间，清华的学生不仅从事政治活动，也刻苦学习工程技术的实际知识，但是几乎不学习抽象理论。而且由于许多工农兵学员并没有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在清华的三年学习中，更为复杂的科学和工程课程对他们来说也难以掌握，而这些课程在文革前都是要教授的。激进派更为关注的是避免精英主义而非训练合格的工程师。

　　[21] “戴上帽子”意为使人成为批判对象，给他贴上诸如“反革命”、“右派”、“资产阶级知识权威”或者“走资派”之类的标签。

　　[22] 译注，鉴于张教授在学术上的实际表现，文革以后张的形象，未必如朝野尊重的那么神圣，特别与黄万里教授相比。

　　[23] 李鸿儒和 Jiang Xihua,“清华大学校办产业发展初议”，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一期 (1994),pp.8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