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批判性阅读，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本质，更具批判性地解读当代西方学者对这些新变化所做出的理论建构，从而使我们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当代资本主义的确呈现出了很多新变化。如果我们只是从经验描述的层面来对它们加以阐释，那么，我们所能找到的角度是很多的，譬如劳动的特性、生产的技术范式、金融与资本积累的关联、消费的普及、全球化的出现等等。但这些阐释模式基本上只是抓住了其中的一个要素，来管窥整个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这就难怪这些阐释者往往只会得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形势一片大好的结论，而看不到其中所内含的矛盾与危机了。

因为上述任何一个要素事实上都是内含在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在实际发生的现实过程中，这些要素在反映着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同时，也在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与危机。譬如，当生产的技术范式转向后福特制资本主义时，它的确带来了以弹性生产为标志的生产过程的灵活性，但如果仅仅以此角度来建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图景，那就不容易看到它事实上也导致了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以及阶层矛盾的加剧等颇为严重的问题。这实际上启发了我们不能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仅仅当作一种经验事实来加以描述，而是应该把它看成是一种社会历史过程的结果。

再进一步，即使我们站到了社会历史过程的理论层面，仍然还要避免仅仅从经验的层面来理解这种过程，这具体表现为仅仅把这一过程所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描述出来。因为如果我们从哲学的视角来观察一段社会历史过程，就一定能看到任何的经验事实其实都不可能是天然的、当然的事实，而是由某种社会权力所建构出来的“产物”。我们只有把这种权力建构的过程揭示出来，才能把握住这一过程内部的矛盾与斗争。

当然，对这种权力建构过程的解读也是有不同的方法的。如果仅仅停留在政治学的角度，那至多只能揭示出这一过程中所内含的政治学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或权力矛盾，但它一定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这种政治斗争背后的社会历史依据。因此，它有很多问题仍然是无法解答的，譬如为什么这种政治斗争在当下阶段必然以此种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它的未来发展必然会以某种特定的路径呈现出来？在我看来，当下西方左派学者普遍在这一问题上没能说得很清楚，这跟他们或多或少地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直接相关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客观存在的，但当我们用某种概念去概括这种新变化时，就有可能已经掉进了某种既定的方法论框架中。譬如，当我们用“后福特主义”这一概念不是去界定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范式，而是去概括上世纪70年代之后当代资本主义的整体特征时，我们事实上就已经因为对这一概念的越界使用而陷入了经验主义的方法论框架之中。而如果我们只从生产的灵活性等角度来理解这种所谓的后福特制资本主义，那就很容易掉进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事实上，这些问题在我们使用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后现代主义、全球化等概念时也经常会碰到。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等概念，还是用后工业社会、后福特主义等概念来概括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新形态？在我们回答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要搞清楚这些概念分别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展开其解读思路的。我们知道，当马克思在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时，他显然是从生产过程的技术范式和社会范式两个角度来展开其解读思路的，而相对而言，后者显然更为重要。并且，正是因为马克思是把上述这两种解读范式不仅仅置放在一种静态的、经验的层面上，而是置放在动态的社会历史过程之中的，因此，对他来说，生产的社会范式决不可能是那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简单描述，而必然是对当下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内在矛盾性的准确反映。显然，在侧重于生产的技术范式的“后福特主义”等概念中，马克思的这些丰富思想是无法反映出来的。

综合来看，当代西方学者在解读资本主义新变化时往往会表现以下两个特征：一、经验主义。不管是对这些新变化还是对它们所带来的后果的解读，大多数西方学者都停留在经验描述的层面上。我们并不是说经验描述不需要，而是说仅有它们是不够的。事实上，你选择哪个角度进行经验描述，所得出的结论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因此，如果你不讲清楚自己的方法论立场，那就容易给人以如下的印象：你描述的是一种当然的事实。但很显然，这种所谓的事实已经是一种理论建构的产物了。研究方法上的这种经验主义特征甚至也影响到了对上述新变化进行政治学或历史学研究的学者。他们的确已经从政治权力建构或历史过程的角度来剖析这些经验事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已经不是站在经验主义的方法论立场了。但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他们并没有对建构经验事实的政治权力及历史过程本身做出非经验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而是仍然停留在对它们进行经验描述的层面上。

二、乌托邦主义。正是因为大多数西方学者在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解读上持经验主义的理论立场，因此，当他们在评价这些新变化或者思考未来的解放路径时，往往会表现出乌托邦主义的理论色彩。那些对资本主义新变化持肯定立场的人，很自然地会凸显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观念，从自由市场经济之优越性的角度来夸大这些新变化对人类社会的贡献。而那些对资本主义新变化持批评立场的学者，虽然他们因为批判性的理论视角而表现出了一定的理论深度，但由于其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局限，因此，他们实际上无法从社会内在矛盾的运动过程中找到真正的解放路径。他们所能做的，要么是彻底抛开当下的现实，从某种理想化的角度来建构人类的自由图景，要么把当下现实中的某一要素或者某些要素，从矛盾着的社会关系网中抽离出来，并以此为基础来想象性地建构未来的解放道路。但不管是哪一种理论思路，显然都无法摆脱乌托邦主义的理论色彩。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带着批判的眼光来切入当代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之中的。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一系列斑驳陆离的新现象，找到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来显现整个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本质内涵。因此，我们应该从劳动过程和生产关系出发，来探究当代资本主义在这两个基础性层面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尽管西方学者在这两个领域都进行过较多的研究，并且还提出了非物质劳动等颇为时髦的概念，但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不管是劳动过程还是生产关系，它们的物质形式、技术形式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社会形式（此处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的，专指与当下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应的、具有内在矛盾性的社会关系形式）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把解读视域拓展到消费、意识形态、全球化及空间化等领域。

上述两个基础性领域所发生的新变化很自然地会在这些领域中产生辐射效应，并生发出耀眼的景观。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层面上都遭遇这些景观，被它们所建构。它们成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直接表现物。也正因为如此，当代西方学界的很多学者都把学术聚焦点落在这些研究领域上面，并生产出了不少有意思的理论产品。但“有意思”并不一定“深刻”。全面地剖析这些理论产品，找出其中内含的理论局限性，并以此来推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再认识，是我们应做的学术工作。

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这种批判性阅读，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本质，更具批判性地解读当代西方学者对这些新变化所做出的理论建构，从而使我们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都已取得卓越的成就，因此，完全有理由具备这些自信。这应该是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继续前行的思想基础。

【作者介绍】

唐正东，江苏省常熟市人。入选2013-2014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兼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哲学学会副会长等职。

他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迄今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出版著作10多部（含译著及合著），主持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十五、十一五社科基金规划项目等研究课题11项，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宝钢优秀教师奖等各类奖励12项。

获得的学术荣誉有：2002年入选“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2004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5年入选“江苏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2011年入选江苏省第四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2014年入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来源： 实践与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