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走向全球的困境

　　从1975年于墨西哥城召开的首届联合国妇女大会开始，女权主义中的全球北方霸权就被富有争议地提出。正如Chilla Bulbeck在《同一个世界妇女运动》中解释的，那个历史时刻在提出全球团结和全球不平等问题的同时，也发起了关于全球女权主义中含混之处的大讨论。

　　这个讨论今天仍在继续，尽管是以不断变化的面貌呈现，却已经成为我们所熟知的故事。在北方内部，黑人女权主义者挑战了关于女性如何受到压迫的普世化模型，这个模型源自20世纪70年代白人激进和自由派女权主义思想家。这一挑战的加强得益于Gloria Anzaldflad的Border Lands/La Frontera在美国的接受，和解构主义的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在接下来几年的兴起，以及Kimberly Crenshaw的“交织性”(intersectionality)概念的日益普及。其中，妇女与性别研究课程数量上的扩张也起了作用，为女性主义学术带来了社会背景更加多元的受众。

　　对于全球女权主义而言，也许在北方最重要的变化，是一代外籍学者的工作，从Gayatri Spivak到Deniz Kandiyoti，她们的工作在北方都会的大学中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空间。这个新空间的出现集中体现在Chandm Talpade Mohanty的著名论文《在西方的目光下》(Under Western Eyes),及其被纳入的文集《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权主义政治》。Mohanty和她的同事们发现了北方性别学术中的殖民性凝视，并尖锐挑战了北方女权主义思想中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刻板印象。

　　他们的批评已经被听到了。在过去的20年里，欧美的女性主义学者开始承认性别研究的全球语境和全球差异性。这在性别研究的教科书中显而易见^举个例子，在富有价值的美国读本《经差异折射的性别》(Gender Thought Through Prism of Difference)中，囊括了来自孟加拉、墨西哥、西班牙、危地马拉和北美原住民的案例，以及有关移民的丰富议题。由于Mohanty、Kandiyoti、和Spivak这类学者的工作，以及黑人和拉丁女权主义的兴起，带有后殖民视角的女权主义理论已经成为北美和近来欧洲课程中的必修内容。当下的性别课程更倾向于强调，而不是忽视多样性。

　　女性主义研究中也发生了跟教学领域一样的转变。北方期刊(包括《女性主义研究》)在这方面做出了点成绩，收录了世界各地的研究贡献，并推出了来自阿拉伯世界、印度、非洲或拉美的女性主义研究特辑。对知识的全球调查已经成为性别研究中一个明确的类型。《目击妇女行动主义与全球化》《男性与男子气概研究手册》《全球性别研究：跨国视角》等著作文集全部在北方出版，致力于在全球或区域层面思考问题，且收人了来自全球南方的材料。

　　全球化已经日益成为性别研究内部的知识对象。在学术期刊上，通过检索“知识网”(Web of Knowledge)数据库获得的记录显示，在标题或摘要中将性别概念和“全球化”结合在一起的论文数量，从1990年代初到2000年初期上涨了10倍。

　　这种转变已经影响到理论的写作。在《被稀释的霸权》(Scattered Hegemonies)中，Inderpal Grewal和Caren Kaplan列出的议程融合了北方后现代主义与跨国女性主义，这一组合已经开始具有影响力。现在的都市女性主义思想家，即使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其在全球维度上制定研究也已经越来越司空见惯。比如，Spike Peterson巧妙地将社会性别理论纳入全球政治经济，Sandra Harding受后殖民思想启发对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想象性改写，以及Cynthia Cockbum对性别关系和战争的全球综合分析。

　　这些变化代表了巨大的进步。然而仍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尚未解决。几乎所有在国际间流通的、涉及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女权主义思想都是基于在全球北方发展出的概念和方法。当我们经验性地谈论墨西哥的化妆品出口企业、印度的性，或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权时，那些最广为流通、可以通过主流数据库获得的大部分研究，仍然深陷于Karl Marx、Michel Foucault、Margaret Mead、Simone de Beauvoir、Juliet Mitchell、Judith Butler以及Joan Scott的理论世界中。这些文献的运作基于一个心照不宣的假设：全球南方只产出数据和政治，却不产出理论。“理论”，在这里我指的是为了研究、批判和行动创造议程;概念化、分类和命名;以及发展方法论、解释范式和认识论。

　　理论是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过程中知识生成的时刻，它总是以某种方式转换并超越那些给定的经验和数据。在这方面，女性主义的性别研究并不孤单。“南方不生产理论”几乎是所有建制化知识领域的默认假设，从生物医学到比较语言学。

　　很多人都感觉到了这里的悖论。全球政治和欧洲中心论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助于推动当代女权主义所强调的全球多元化——无论是理解为后现代的流动性和身份的多重性，或作为地方的文化差异。但这些都依然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框架，归根结底是来自全球大都会和海外帝国的历史经验。他们都是“从中心去解读边缘”的例子，而这是北方理论的特色。对于理解女性主义的知识基础和概念，这种北方理论使得我们面临一个两难的窘境，从“父权”“身份”到“性别”本身。

　　有关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主流文献暗示了一个统一的认识论作为建立知识的基础。我们可以谈论整个世界，只要我们使用从世界最强大的部分派生的概念的语言。这在女性主义写作中的经典例子是Robin Morgan的文集《全球姐妹情谊》(Sisterhood,以及被Mohanty剖析过的ZedBooks出版物。当下的例子是联合国发展项目(UNDP)的全球国家性别平等排行榜，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极具影响力的报告《在一代人内消除差距》(Closing the Gap in a Generation),其中性别作为一个影响健康的独立社会因素被测量。

　　针对这个状况的一个回应是完全拒绝北方对性别的普世化理解。一些项目已经明确地这样做了，比如Obioma Nnaemeka讨论过的非洲中心知识项目，Fatima Mernissi提出的女性主义伊斯兰方法论，有时也似乎隐含在全球性别多样性的讨论中。问题是这些项目指向非常不同的知识基础，我们可以称之为马赛克认识论。在这种知识构造中，分离的知识体系或项目就像马赛克上的瓷砖一样紧挨在一起。每一块都是基于其特定的文化、宗教、语言、历史经验或身份的片段，因此具有自己的术语和分类系统。每一块都有权利要求自身的有效性，没有哪一块应该被视作普世的解释，成为整个世界的主导性叙述。

　　但是相对于帝国主义本身，这样也许并不是一个舒服的姿态。因为这正是殖民主义者观看部落世界和文化的方式，每个独特的文化只有借助殖民的力量才能获得整合性视野。有理由认为，在现今的新殖民主义世界上没有彻底独立的文化或宗教保留下来。现今世界上最强大的群体是跨国企业的商务人士而不是地方族长。因此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女性主义研究者迫切需要的是互相滋养，而不是分隔她们的工作。问题是，如果抛弃了先前共同的理论语言和他的欧洲中心认识论，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实现交流呢?

　　在两个有缺陷的知识生产进路之间进行选择——北方的种族中心主义和马赛克认识论——这个两难处境，是女性主义研究面对全球性问题时的一大难点。因此，考虑到全球性问题的战略重要性，这成为女权主义思想的一个普遍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尝试建议一种跨越这一难题的方法，为此，有两个关键的步骤。首先是要认识到女性主义被深度嵌入主流知识生产的全球经济，这个知识生产被中心和边缘的不平等结构所塑造。第二是要认识到，尽管有此不平等结构的运作，边缘的确也在产出理论——且是具有深度和重要性的理论。从这些起点出发，就能开辟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如世界范围内性别的殖民性、女性主义知识生产的劳动力、反公共性(counter publics)，所有这些都为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新的视野。

　　知识生产的全球经济

　　对于知识形成和流通领域的北方霸权的批判已经从几个方向出现。其中包括人文领域的后殖民研究;解殖民(decolonial)思潮的拉美学派;在伊斯兰和非洲哲学领域的辩论;原住民研究方面的文献，包括Linda Tuhiwai Smith来自Aotearoa Zealand经验的《解殖民方法论》。在社会科学领域，来自后殖民世界、亚洲视角和南方理论取径的讨论越来越多。

　　我的论述特别是基于西非学者对本土和全球知识体系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工作，其中的关键人物是贝宁哲学家Paulin Homitondji，他指出问题的关键不是对西方观点的简单套用，而在于知识生产的全球分工及其帝国主义根源。

　　殖民世界曾经是作为科学数据的丰富来源;这些数据从著名的达尔文和洪堡的时代就在做收集分享。这些观察数据被运回全球北方的都市中心，在那里被知识生产体系加工成理论。在图书馆、大学、博物馆、植物园，还有代表帝国权力的科学协会和研究机构中，数据被分类，智识体系被建立和讨论。在那里，专业化的研究队伍被创建，将研究转化为应用科学，如工程、农学、医学等。在这种应用形式中，知识最终被传送回全球边缘地带，被殖民者用在矿山、农业和政府治理中。

　　在后殖民时代，边缘仍然被作为原始资料的来源：新生物学、医药学、天文学、社会科学、语言学、考古学等。中心大都会仍然是主要的被认可的理论生产地，其中包括企业研究机构和巨型的数据库公司。边缘地带的知识劳工被推向了一种Hountondji称之为“外向性”(extraversion)的立场，对自身社会的知识被来自自己社会外部的权威所左右。要作为科学工作者取得成功，一个人必须阅读或主编在核心区域发表的期刊，学习来自那里的研究技术，并获得那里的同行认同。职业生涯包括在北方大都市区域的高等训练、参加会议，更成功的情况是在北方都会获得教职。在北方核心区域发展出来的这些理论框架再反过来嵌入边缘地区的学术工作中，这种权力关系不是来自直接的控制，而是经由整个知识经济的组织方式达成。

　　这种模式已经在性别研究领域清晰可见。来自殖民世界的数据支撑了19世纪欧洲有关原始母系社会和家庭起源的辩论，后来又支撑了女权主义者有关性别角色的社会可锻造性的讨论，如Margaret Mead等一些学者的民族志文集，如Michelle Zimbalist Rosaldo和Louise Lamphere的《妇女、文化与社会》(Women, Culture， and Society)对在北方核心建立妇女研究课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具有影响力的各类不同取向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如Mary Daly和Gayle Rubin,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来自边缘地区的数据(而不是理论)。而边缘世界的性别研究中，外向性的模式普遍存在。许多性别研究者依然要到核心都会去获得高阶训练。许多本土出版物依然由北方思想框架主导。对此，对特定作者指名道姓可能是令人反感的，但我所说的关键问题需要得到证明，所以接下来我不得不提到两个优秀研究的例子。

　　在一项对于墨西哥普埃布拉的女性化的同性恋工作者(vestidas)精确且令人动容的研究中，Natatxa Carrera Sendra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他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阿甘本的哲学理论，来解释他们的性别身份挣扎和性暴力故事。MartaLamas，墨西哥女性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在她最近的文集中包含这样一个章节：“性别：一些概念和理论澄清”。这一章讨论了哪些人呢?讨论了来自欧洲和北美的人类学家Butler、Scott以及PierreBourdieu。

　　问题不在于来自南方写作的本土内容的缺席，而在于本土现实被降低为北方都会理论视角下的一个“案例”。来自边缘地区的典型性别研究文章，往往就是本地数据或案例加上一两个来自北方的理论。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思考和写作的压力并没有减少。在大学界推行新自由主义治理的风气近期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伴随着审计、绩效指标和排名，学者面临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巨大压力，不管你来自圣保罗、新加坡、悉尼，或上海。恭喜你!性别研究排行榜上的顶级期刊全部来自美国和西欧。

　　在有些研究全球化的北方学者(特别是在1990年代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后，声称在全球北方和南方之间作区分是过时的二分法)的观念中，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是复杂性和多向流动，是一个无中心的全球系统。AntonioNergi和MichaelHardt著名的《帝国》(及就持这样的观点，有些女性主义者也持有类似的认识。人们可以理解到这种论点背后的良好愿望，即意识到全球复杂性已超越殖民主义的刻板成见。有研究已经证实了女性主义知识内部的这种全球协商，比如ChillaBidbeck的《西方女性主义重定向》(PFesfem )和KathyDavis的《身体和自我的生成》(TTieMaying〇/OurBodies,Oursefoes),是一个对美国著名文本的翻译。ValentineMoghadam的《全球化女性》(TFomera)—类研究，图绘了跨国女性主义的知识网络，协商就在其中发生。

　　但现实世界并不是平的，加剧的世界经济不平等、军事和组织能力的全球等级、跨国公司的垄断和学术机构的等级体系，所有这些依然存在。更不要提边缘和中心内部都已经出现的巨大不平等：欧洲凋敝的边陲、美国的穷人，与强大的政府和跨国公司相对;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富饶的殖民定居点和穷困的原住民社区;海湾国家垄断在少数人手中的巨大财富，伴随着一群被剥夺公民权的移民劳动力;在中国、印度、巴西迅速崛起的特权阶层，与同一国家内极度贫困人口的数量同步增长。

　　全球经济是一个动态的、常常处于动荡之中的系统。它产出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分法。而是生产出核心与边缘的大规模结构性存在，其主轴是“宗主-边陲”“北方-南方”的关系。

　　这些核心与边缘的结构都反映在了核心世界的理论工作中。这也非常重要，因此我会举两个例子。在上一代女性主义理论中最具全球影响力的著作，无疑是Butler的令人钦佩的《性别麻烦》在这本书长达20页的指明其理论来源的注释中，只有一位作者不来自全球北方，而她恰好是Spivak。一份被简称为《理论化性别的英国调査显示，没有一位基于欧洲或北美以外的理论家值得讨论，除了来自澳大利亚的极少数白人女性主义者。其中对种族的粗简讨论尚未超出Anzaldtia的南方边界。

　　由此可见，对北方理论霸权辨识能力的缺乏并非是误判，它的确存在，并未被后现代性所克服。核心地区知识生产的优先性，和外围一切事物的边缘化，是当下全球知识经济的一般功能。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经济系统。

　　认真对待南方理论家

　　尽管如此，南方一直在生产理论，这些理论也并非全被北方范式主导。这些理论在殖民时代就存在，因为被殖民的社会总是试图理解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对于殖民者来说也是如此。这些理论工作频频超越外部性的逻辑，生产出不同的概念、方法和议程，迫切需要成为北方女性主义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在全球范围广泛传播。

　　我该如何表达这个迫切的需求，来对抗全球知识经济的引力效应?我可以提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女性主义理论家Bina Agarwal，她大部分时间工作在新德里，在理解性别问题方面最具启发性的文本是她的著作A Field of One’s Own。我可以提供来自南方的10本书或20篇开创性的论文，每一个女性主义学者都应该把它们存在她们的Kindle里。这种“经典”游戏是很成问题的，它让人深陷于新自由主义的等级制，而遮蔽了知识生产的集体维度。我并不鼓吹南方理论完全脱离北方的激进独立性，因为也要对抗我已经提过的那种马赛克认识论。南方原创性的女性主义作品往往涉及对北方思想进行批判性改造，整合进来自完全不同经验的在地思想中。不过，我还是要在生成经典的方向上迈出一步，因为认真对待南方理论意味着对具体文本尽可能的观照，至少要向我们对待来自de Beauvoir、Scott或Butler的文本那样细致。我会给出三个例子并做简要评论，她们都从南方认识论出发提出了性别理论的一般问题，且她们恰好都来自拉丁美洲，尽管她们的例证可以来自世界任何地方。

　　1969年，Heleieth Saffioti的伟大开创性著作《阶级社会中的女性》(A Mulher na Sociedade de Classes)在圣保罗出版。这个时间值得铭记，它早于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北方著作，如Shulamith Firestone的《性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Sex)，Robin Morgan的《姐妹情谊之强大》(Sisterhood is Powerful)，或者Mitchell的《女性的庄园》(Women’s Estate)。事实上，Saffioti的写作在1966-67年间就完成了。《阶级社会中的女性》运用了一种复杂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将性理解为一种社会分层的形式，并以统计学为支撑，详细描述了性别劳动分工、家庭的政治经济学和妇女教育问题。它采用历史的方法来理解巴西社会中女性的从属地位，并对殖民社会中的性经济进行了精彩的讨论。

　　Saffioti的著作于1978年译成英文。译者并不是女性主义者，而是一个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群体。这反映了当时Saffioti的正统社会主义政治立场。她对性别分层的研究凸显了资本主义社会对社会控制的需求和女性的实质性失业，即我们作为剩余劳动力后备军的作用。在I960年代，来自巴黎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盛行，它深刻影响了Saffioti的写作，因此她的著作流露了很多外部性的痕迹。不过，她同时使用了来自南美的“依附理论”经济学论述，如Celso Furtado,而且相比于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包含了更多的原创性，更多地体现了女性主义。每月评论出版社的翻译略去了北美马克思主义者不感兴趣的两个章节：一个是关于选举权运动的，另一个分析了天主教的影响力。

　　Saffioti在后来继续她的行动主义和写作，直到她最近去世。她以后的作品，虽然深感在巴西社会中形成了鲜明的阶级不平等，却减少了马克思主义宗派主义的色彩。例如，她2004年的著作《性别、父权和暴力》(Gênero, Patriarcado, Violência)将性别、阶级、种族作为平等的基础社会结构对待。性别概念在这里是抽象的，意指人类行为的一个特定领域。性别领域的社会关系传承了父权制的具体历史形式——也是可以被废除的历史形式。大约一半的巴西妇女曾经亲身经历过基于性别的暴力，它是一个宽泛的父权系统的产物，包括经济和政治边缘化的制度结果，而这在不同的种族和阶级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

　　我的第二个例子是1992年发表在Revista Interamericana de Sociología上的著名论文，叫做《论性别：一个理论和方法导论》(Sobre la categoría género. Una introducción teórico-metodológica)。作者是来自乌拉圭的Teresita de Barbieri。她在激动人心的1960年代末来到智利，开始关于妇女职业经验的女性主义研究生涯。1973年在智利和乌拉圭同步发生的军事政变，迎来了右翼政权的恐怖统治，她流亡到墨西哥，在那里开始汇集整理整个拉丁美洲妇女状况的资料。《论性别》利用了这些数据，但是立刻转向了理论层面。De Barbieri大量使用了北方都市理论，特别是Gayle Rubin的“性-性别”制度模型。但是，像Saffioti—样，她对北方理论进行了批判性改造，生成了一套独特的性别理论，对性别关系的结构进行了历史化分析，从而挑战了Rubin和其他性别理论家所依赖的亲属关系二元论。和上一个案例一样，研究出现的时间点也是值得注意的。deBarbieri的研究与当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在的出现同步，并且她对性别的二元模型做了类似的批判，且提出了父权制度下女性团结的理论假设。但她的批判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上前进。这可能是因为de Barbieri能够从一个更广阔的文学和历史经验中汲取养分，从巴西的黑人女权主义思想，到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到安第斯山区的土著育儿经验。居于她分析核心的是对妇女生育权的社会控制和男性对后代权力的把持。由此，她将母亲和男性家长刻画为拉丁美洲性别关系的“核心”角色。

　　鉴于两性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显著差异，等级社会中女性内部的不平等关系(特别是在家政劳动领域)，以及男性内部类似关系的重要性，de Barbieri的研究得出的并不是一个二元论模型。她得出的更像是一个对性别作为社会结构的历史化理解，这比Saffioti的模型更加灵活，也对变化中的区域性现实更加敏感。De Barbieri的工作之所以卓越是因为她将对男性不同的政治和行为取向的分解引入了性别理论，且以对男性的案例研究来理解父权制。事实上，在此文发表后的十年里，拉美的确兴起了对男人和男性气质的女性主义研究。

　　我的第三个例子是关于理论的另一个维度——方法论。上文提到UNDP那种用排行榜来显示性别平等的做法，在这种普世化测量方法中，任何国家看上去都只能比瑞典更糟糕。一种替代性的做法已经在Grupo Iniciativa Mujeres (GIM)的工作中出现，他们是智利一个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的联盟，在独裁统治结束后不久成立。GIM参与筹办了1995年的北京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并且尝试了诸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联合国宣言，以及类似智利机会均等计划的国家政策制定。从这些工作中发展出一套叫做“社会监测”(social watch)的工具来测量性别平等的优劣状况。如项目协调人Teresa Valdés描述的，由此生成的测量结果会成为公众监督性别平等的策略性行动。Valdés经历过皮诺切特独裁统治时期非常困难的女性行动主义局面，她认为女性主义研究必须同时具有在地意义和政治影响。

　　由此这些工作产生了ICC(达到承诺指标)指数，为解决抽象普世主义的困境提供了一个漂亮的解决方案。它有两个关键特征：

　　第一，它不是基于对性别平等的一个由高到低的线性定义，而是基于本地实际的政策承诺，这些政策嵌入在特定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或通行的国际惯例中。其次，它是多维度的。它有三种指标：“政治意愿”测量，如性别配额的法律颁布;“过程”测量，如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政策援助项目;“结果”测量，如两性间收人比率。为反映智利妇女运动的侧重点，有三个主题被强调：公民参与和获取权力，经济自主与就业、女性健康和生殖权利。

　　这些重点创建的指标会流于对权重分配的武断，可能会带来争议。不过，其他的独立变量也都记录在案。正如智利报告所显示的，ICC指标实现了区域间的比较和历时性跟踪，因此也适用于智利以外的地区。在这个计划的第二阶段，来自18个拉美国家的女权主义者，在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UNIFEM)的协助下，完成了一3个综合的ICC量表，并发布了一份整个大陆范围的报告，追踪了过去8年来的变化。这些只是从一个广大领域中选取的三个例子。这些工作同时表明了全球南方理论工作的原创性和它们获得全球传播的困难。语言问题是其中的困难之一。以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写作的文本很少被英语读者看到，而孟加拉或印尼语甚至更难。英语正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日益取得主宰地位;而翻译又非常昂贵，如Saffioti的故事显示，翻译什么全取决于北方出版商的利益考量。

　　除了语言问题，在北方还有一种强烈的趋势，就是倾向于将南方的女权主义者定义为只关注区域性目标的人群。她们的工作由此会被拉美研究或非洲学学者阅读，或者会出现在诸如《今日阿拉伯女性主义》(Arab Feminisms Today)的文集中，但却不会被一般的女权主义理论当作重要的声音。这是一个文化和实践的双重障碍，我们现在必须予以克服。

　　迈向一个更加革命性的未来

　　想要超越既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和马赛克认识论，我们必须以一种历史化的方式来触及这个深刻的认识问题，理解女性主义思想中不断制造中心和边缘的全球社会进程。

　　哲学家María Lugones提出了一个有用的概念：性别的殖民性(coloniality of gender)是解殖民学派的一员，她的术语借用了秘鲁社会学家Aníbal Quijano的著名概念：权力的殖民性(coloniality of power)。Lugones批判了她的男性同事们所熟知的女权主义对于性的本质主义的理解，她认为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并不是非历史化的，而是内在于殖民主义的历史过程中。殖民地的性别秩序涉及对女性的暴力卑贱化，它的背面是殖民地的种族隔离，正面是霸权性的宗法家族制度，也是北方性别理论的主要议题。

　　Lugones的论述鲜明而概括，且像其他解殖民学派的写作一样，似乎描述了殖民者和原住民之间截然对立的关系。她说性别构造是一种殖民者的强加。然而这种说法难以推广到南亚、东南亚、北非、澳大利亚或太平洋，那些地方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已经建立了明显的性别秩序，甚至对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美洲也是值得商榷的。殖民主义和现代性别秩序之间具有深刻的联系，但这种联系要比Lugones所说的复杂得多。我们必须承认前殖民社会中性别秩序的弹性，承认殖民过程本身动荡的社会性别史(有些已经被历史学家细致地追溯)，承认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影响，以及后殖民时代复杂的性别关系结构，正如Agarwal、Saffioti、deBarbieri等人已经记录和呈现的。但是Lugones在她的主要论点上毋庸置疑是正确的。性别分析，在其最根本的层面上，必须结合对于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全球权力关系的理解。

　　这并不是意味着回归到糟糕的过去，在那个时代，性别被当作次等的矛盾，而资本主义才是唯一的深层现实。相反，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在必须被理解为一个深层的性别化过程，贯穿了其开端到终结。这个性别、种族、阶级、帝国主义之间互构的关系，后来被一些旅居海外的学者进一步探讨，比如Anne McClintock已经当之无愧地获得国际声誉的著作《帝王皮》(Imperial Leather)。不过，意识到性别与帝国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至少一个世纪的殖民和新殖民历史中，就已经是女性主义和其他批判思潮的特征。这可从女权主义先驱Mabel Dove的作品中得到见证，她看似轻松实则尖锐的新闻写作，来自1930年代的英国殖民地黄金海岸(如今的加纳)。或是来自Katharine Susannah Prichard那更加阴郁的诺贝尔奖获奖作品Coonardoo这个关于土著女性和白人定居者的悲剧，虚构了1920年代澳洲的一起公共丑闻，因为它描写了边疆的性欺凌和更危险的跨种族爱情。在最近一部来自哥伦比亚的性别理论文集中，Mara Viveros指出殖民主义如何以特有的强度将性别和种族等级制度交织在一起。

　　性别的殖民性还涉及到当代的全球权力和依附关系。后殖民国家几乎全部继承了来自殖民帝国的父权体制和法律系统，接收或在北方的协助下建立他们男性化的军事力量，且在超级大国的财富和暴力阴影下运作。以男性化管理经营的跨国企业生产出新的全球化的性别分工。现代经济不怎么需要奴隶，但其他形式的性别剥削却在蓬勃发展，比如墨西哥边境的出口和组装工厂。新形式的性别暴力正在加剧，比如Ciudad Juárez的妇女屠杀。在论文《女英雄与恶棍：概念化殖民性和针对女性的当代暴力在非洲》中，Amina Mama强有力地论证了殖民性和性别暴力在当代非洲的联系。

　　我没有错的话，如果对性别的殖民和新殖民构造的分析主要来自全球南方，那么女性主义的未来就主要取决于南方知识生产的状况，取决于如何找到方法来支援相关的工作者。如果我们想要具有理论能力建设的战略意识，我们就需要考虑知识生产的不同来源。尽管“国家”作为一个议题已经几乎从美国女性主义理论中消失了，但现实存在的国家依然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女性主义的核心议题。因为国家真的是无法绕过的。帝国政权曾是殖民主义的核心问题，而后殖民国家也是今日社会运动的核心。许多女权主义者的研究直接针对国家(比如健康和教育)，或者跨国的国家组织(如联合国各机构)。女性官员 (澳洲语境中致力于推动女性议题的女性官员或公务员)的工作已经带来了冲击，她们已经成为服务和就业政策建议的重要来源。操控国家并不只是精英的关注：Agarwal有力地指出，对于穷困地区妇女的土地政治和发展而言，国家尤为重要。

　　诚然，国与国是不同的：中国强大的男权专制社会所面临的命题与来自太平洋岛_的小国完全不同，亦不同于Achille Mbembe所描述的在非洲中部的那些暴力却无序的政权。国家自身也在变化：由独立到政变，到民主化，或者经由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在近几十年来已经摧毁了较弱小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重塑，

　　结构调整方案削弱了有关社会公平和福利的议程，并且，如Mama的非洲研究所指出的，打断了性别研究的发展。不过，新自由主义也带有内部争议，最显著的例子在南美，在那里已经持续十年的“粉红潮”运动已经创造了新的条件——尽管对女性主义而言并不总是有利的。最近金砖四国的经济扩张，尽管产出了更多的不平等，却也意味着他们的公共部门比后殖民世界的其他地方获得了更好的资源。面对制度性政治议程所面临的一切困难，国家对女性主义思想来说始终是一个大资源，保持社会运动和国家机构成员的有机连接始终是非常重要的。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非政府组织在性别和女性服务领域遍地开花——Lamas估计，单墨西哥就有500个此类组织。激烈的争论从墨西哥蔓延到巴勒斯坦，争论的议题是关于这些组织是使得女权主义运动去政治化，还是维持了抵抗、动员了最边缘化的妇女群体。在知识生产方面，非政府组织也许已经成为了整个全球南方有关性别研究和出版的最主要来源，特别是在最贫穷的地区。但是非政府组织赞助的那类研究通常是短期的、与实际问题相关的研究，诸如援助目标和项目的评估，且经常直接使用来自北方的模型。非政府组织也聘用研究人员，但通常不是有助于反思性工作的长期聘用。

　　Desiree Lewis不无悲哀地指出，非洲性别研究的巴尔干化，是源于由捐助驱动的议程和发展主义范式中“脆弱的性别语言”。同样，TeresaVald6s提出，南锥地区(Southern Cone)性别知识的“技工化”(technification)，源于国家和跨国机构语境下的专业化倾向及其与解放性知识项目的背道而驰。然而，那些发展主义的行话术语也可以被再加工，如Cecilia Sardenberg为世界银行展示的有关女性赋权的话语，在巴西的行动主义者那里经历了更加激进的改写。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援助机制是理论建构确实发生的场域，但往往是在其缝隙和运作的边缘地带发生，而不是作为其项目的明确目的。如果南方知识分子的工作被认为是全球性改革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那么这些空间肯定会扩大。

　　大学提供一些非政府组织无法提供的稳定智识工作的机会，尽管大学工作也日益变得临时化，且在贫穷国家难以提供一份足以糊口的工资。随着大学系统在巴西、中国、印度、南非的扩张，性别研究领域也得到壮大。在巴西、印度和墨西哥，女权主义学术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拥有精良的期刊，如Cademos PAGU、Estudo sFeministas、印度性别研究(Indian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Debate Feminist，等等。南非已成为性别研究的区域枢纽，形成了由非洲各地约30所大学组成的网络。一所本地大学的存在会在困难的环境中为性别研究的开展提供重要的基础。比如印度尼西亚Yogyakarta的Gadjah Mada大学和苏丹Omdurman的Ahfad女子大学。后者尽管在伊斯兰军政府的统治下，却持续和扩展了他们的妇女研究项目(虽然是依靠上流阶级和来自北方的援助)。

　　高校还为旨在连接理论和行动的期刊提供了基础，比如南非的《议程》和黎巴嫩的《先驱》。然而，大学毕竟要遵循社会的选择性，而且具有很不同的资源水平：南方社会中的不平等强烈地反映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大学也是外向性压力比较集中的地方，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盘踞在大部分学科当中。大学也许是所有开展女权主义事业中最矛盾的场域。

　　最后，国家、非政府组织和大学中的女性主义事业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来自社会运动的能量。大部分在本文中讨论的思路，都直接或间接地产生自妇女运动、劳工和农民运动以及反殖民和原住民运动。随着女性识字率和获得高等教育比率的持续上升(也许这正是女权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最大成就)，其社会运动也更具力量，更有效地勾连和传播他们的知识、策略和理念。

　　然而，社会运动往往是被分割的和不稳定的。印度尼西亚的妇女运动，在苏哈托的新秩序独裁下被压抑了一个世代，又在后苏哈托的改革时代(reformism)复兴。尽管在这个极其多元的国家里，女性主义在很多地方依然要同重新驯化女性的企图做斗争。印度的妇女运动一直被批评为服务于上层种姓女性的统治，同时将穆斯林、贱民以及部落妇女边缘化。而巴西的妇女运动则被批评为在意识到黑人女性政治需要方面的不足。伟大的拉丁美洲女性主义系列会议自1981年在波哥大开始，其张力就一直存在于“建制对自治”“工人阶级对中产阶级”和“学院派对民粹派”的争论当中。这并不奇怪，正如Lamas指出的，即使是在学术界内部，“紧迫的政治诉求已经使得理论探讨退居次要地位”。并且，一些运动积极分子将“理论”视作精英主义的、父权制的和帝国主义的，而加以拒绝。

　　这里，我赞同Lamas和Saffioti的观点，理论对女性主义运动至关重要。虽然理论往往是以恐吓性、排斥性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方式运行，但理论同样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实践，以一种包容的和民主的方式实现知识建构。

　　这主要取决于受众对知识成果的摄取。Millie Thayer最近指出，在女性主义运动对思想和语言的翻译和讨论中，一个世界范围内广阔且异构的“反抗性公众”被建立起来，其构成有社运人士、学院知识分子、女性组织甚至国家和发展机构的职员。这些正式和非正式链接的大融合，包括上面提到的跨国女权主义网络，将反抗性公众缔结在一起。其他女权主义思想家已经提出了相关的观点，比如丫卜汉仍的论述，提出南南联盟在支持女性主义解殖民方面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反抗性公众不仅抗衡北方机构的特权，而且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语境。值得注意的是，概念和方法论的提出可以采取的形式具有十足的多样性：从阿拉伯的诗歌传统，其可作为对于海湾国家女性从属地位的批判载体，到玻利维亚女权组织Mujeres Greando那些令人惊叹的激进艺术，或是人权运动者在国际线上社区的讨论。

　　理论，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是关于如何看待和谈论超出给定之物的方法。在建构知识的过程中，理论化就是现实遭遇想象力的结果。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推断，但好的理论却很难得到，因为它必须与经验牢固连接，且能够做到卓有成效地超越经验。当理论运作之时，它提供了现实之间的联系，在不同的当下状况和现实与未来的可能性之间架设桥梁。

　　女权主义运动所关心的是转化——革命性地转变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要在世界范围内完成这项工作，同样需要世界范围的理论化;要做到这一点，绝对需要后殖民的、解殖民的和南方理论。我们的目标不是书写一个统一的性别理论，也不是做一个来自南方理论的合集，而是在世界范围的反抗性公众中创造一个相互学习思考和交流理论问题的进程。借用另一种比喻，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理论探讨的空间，以容纳更多的声音和更广泛深入的议程。鉴于全球知识经济的现状，目前迫切需要认识到南方理论工作的存在。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创造知识领域可持续的民主进程。

　　我们仍然刚刚起步。我在这篇文章中所做的仅仅是引介问题和文献。不过，如果这种提示帮助读者看清了当下的问题，那么，卓越的资源已唾手可得，巨大的机遇就在眼前，这些终将得到验证。在十年前刊于《议程》(Agenda)的一段访谈中，Amina Mama精彩地讲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祖先们的丰裕的女权主义思想。我坚信，当代女权主义同样会成为后世的财富——在那个未来社会里，我们终将从全球暴力和性别不平等的噩梦中醒来。

　　本文译自Raewyn Connell(2014)，“Rethinking Gender from the South”，Feminist Studies，40(3)，2014，pp.518-539。

　　译者：王洪喆，北京大学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