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先生专访——谈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点击：作者：记者来源：《财经智库》2017年第2卷第3期发布时间:2017-06-19 13:58:00

　　访问刘国光先生（2017年3月7日）

　　【导语】刘国光先生是当代中国最著名和最具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有很深的造诣，出版大量论著，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以及宏观经济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为了记录刘国光先生学术研究生涯和参与国家财经决策咨询的历史，《财经智库》编辑部对刘国光先生进行了学术访谈。

　　访谈中，刘国光先生系统介绍了他的研究经历和主要研究成果。他重点分析了当前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效率与公平的权衡问题以及宏观经济调控问题等。

　　刘国光先生专门强调，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发展与继承，要深入研究，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刘国光先生是当代中国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从高中开始就学习《资本论》，大学受到正规的西方经济学教育，也听过马克思主义课程，新中国成立以后获得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机会，钻研了大量原著，改革开放之后，在兼收并蓄东、西方经济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以及宏观经济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硕果累累，成就非凡，影响广泛而深远。可以说，刘国光先生一辈子始终践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体”，西方经济学为“用”的理念。

　　刘国光先生在本次访谈中着重回顾了他的学习工作历程，并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宏观调控、通货膨胀治理、收入分配等重大问题阐述了他的看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发展中的问题也发表了看法。这些看法无不凝聚着刘国光先生一辈子的研究心得，值得后辈学人细细品味。

　　研究历程

　　《财经智库》：刘老师您好！很高兴有机会向您请教。您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与您和其他前辈的努力密不可分。中国社会科学院是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财经院也正在致力于财经类国家级学术型智库的建设工作。智库建设是新事物，过去虽然没有智库的提法，但是财经决策咨询本身就属于智库工作。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您提出了许多有助于推进经济改革的政策建议。作为一位资深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党和国家一些重大决策的参与者和知情人，能否分享一下您的研究经历与体会？

　　刘国光：回顾一下过去，以改革开放为界，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改革开放以前，从苏联留学回来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那时候我在经济研究所工作，研究领域主要是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这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在这段时期，我在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经济计划平衡专业领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通过一系列专论，我对社会主义再生产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问题，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的关系问题，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问题，等等，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立见解。同时，我还在以下三个重要方面，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第一是社会主义再生产的速度、比例问题。过去我国经济学界的研究，一般侧重于从哲学概念角度讨论速度与比例的矛盾统一关系。我的一系列文章，则试着把这个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探索决定速度和比例的经济机制，从数量分析和质量分析的结合上找出具体的规律性。1960年，孙冶方组织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一书，作为试稿，调部分研究人员前往中央党校写作。我负责两章，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的决定因素；二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波浪式。孙冶方称“速度因素”是书稿最好的一章。我在《经济研究》1962年第4期发表《社会主义再生产速度与比例的数量关系的初步探讨》一文，在日本《现代中国》1963年第38号上，日本学者山名正孝评价这是“中国的经济成长论”，学术刊物《东亚经济研究》1963年第37卷第1号等曾有援引。

　　第二是固定资产再生产问题。这方面的主要论著有：《关于固定资产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表现形态的一些问题》（1963年）、《折旧基金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1963年）、《关于固定资产无形损耗和更新的一些问题》（1978年）等。社会主义固定资产再生产问题，过去在我国经济学界基本上是一个空白。

　　第三是国民经济计划平衡问题。这方面，除了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通过一系列文章，系统地介绍苏联国民经济平衡表的理论和方法论外，还在调查研究我国计划平衡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与其他同志合作写出一些文章和调查研究报告。其中，《在实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国民经济平衡的基本原则和任务》一文，日本山口大学编的《东亚经济研究》1962年第36卷第1期曾被援引过。我参与起草的内部研究报告《我们对辽宁省农轻重关系问题的一些看法》（1961年）和《十年计划工作经验总结》（1962年）等对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计划平衡工作中的失误所作的分析，至今仍有参考意义。《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一些问题》（1979年）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国经济学界第一篇比较全面地论述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问题的论作，还首次提出综合平衡与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我的研究领域从经济发展扩展到经济体制，兼顾经济发展和改革发展，侧重研究经济体制模式转换和经济发展模式转换方面的问题。

　　改革初期，对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大家一贯是疏忽、歧视和否定市场的，但是市场也不能丢掉，那时候是计划为主。我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研究是比较多的，一直延续到前几年。

　　改革开放的中期，市场经济已经建立了，那时候着重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宏观调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两个模式的转换。一直到现在，两个模式都在转换。一个是体制模式的转换，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结合的模式，还有一个是发展模式的转化，以数量为主的外延发展模式向内涵发展模式的转换。我是把中国的经济概括成这两个大的过程，这两个大的过程也是一个很重大的理论探讨，所有的探讨都围绕这两个问题，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计划和市场，外延和内涵的问题。现在我们所谓的新常态，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21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了，矛盾也持续发生了，我强调对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反思。改革的反思，大概是从21世纪开始的，一直到现在。反思内容很多，包括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所有制的关系，是强调私有制，还是以公有制为主，所有制关系怎么结合，还有分配关系。另外在整个研究方向上，涉及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关系等问题。这大概就是我的研究范围。

　　在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时候，大家对市场经济多是反对、甚至不理解。后来，问题就反过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也出现很多问题，都需要反思。

　　至于决策咨询，我自己虽然参与其中，但却不是我主要关心的问题。过去我在工作中，不像现在这么强调决策咨询。我们就是参加中央的一些会议，一些文件的起草，再就是政府的工作报告，也参加起草了文件，然后就是座谈会，总书记、总理每年都开座谈会，还有各层次大大小小座谈会，或者是跟他们个别地谈谈心，这些我都没有记录，什么时候我讲的话他们听进去了我也不知道，自己也不好说。现在决策咨询已经科学化了，过去是没有的。所以你说的决策咨询经验，并不是我所熟悉的。

　　计划与市场

　　《财经智库》：您在改革之初就曾论述过社会主义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为中国理论界确立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模式提供理论基础。近年来，您多次提到不能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笼统的定义为“市场化改革”，您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应该包括哪些？现阶段，“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协调？

　　刘国光：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学家一直争论的话题，时至今日，扩展和改称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依然没有停止。我对计划和市场的研究比较多。我主张市场与计划的“结合论”。

　　改革初期，我比较强调市场。1979年，我在《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一文中就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是由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一种内在的有机结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发表该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未定稿》上批示：“这是一篇研究新问题的文章，也是一篇标兵文章。在更多理论工作者还没有下最大决心，作最大努力转到这条轨迹上的时候，我们必须大力提高这种理论研究风气。”中央党校、国家计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内部刊物全文转载。此文改写本提交1979年5月在奥地利召开的大西洋经济学年会，年会执行主席HelmontShuster致胡乔木电函称，该文受到年会的“热烈欢迎”，认为“学术上有重要意义”，并决定将此文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詹姆斯·E.米德的论文一同全文刊登在《大西洋经济学报》（Atlantic EconomicJournal）1979年第4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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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针对计划与市场的两种情结，我提出两个坚持和破除两个迷信的意见：一是我们要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但不能迷信市场；二是我们要坚持计划调控，但不能迷信计划。

　　计划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除了货币金融、财政税收，还包括国家计划。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的。

　　社会主义有很丰富的内容，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的内容，也包含“有计划”的内容。所以我们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是完全正确的。不能笼统地提“市场化改革”，这不是要“回到传统计划经济模式”，而是计划与市场在改革的更高层次上的综合。现在的计划不是无所不包的，主要是管宏观，微观的事情主要由市场去管。现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是市场，计划是弥补市场缺陷与不足的必要手段。现在计划不再是行政指令性的，而是指导性的、战略性的和预测性的计划，同时必须有导向作用和必要的约束、问责功能。这样的国家计划导向下的宏观调控，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其他市场经济所必备的内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本身就是经济和政治的统一。我们的改革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单纯的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或×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

　　效率与公平

　　《财经智库》：效率与公平一直是一对矛盾。您对效率和公平关系有非常深入的见解。 21世纪之后，您更加强调社会公平，社会反响比较强烈。与您不谋而合的是，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也分析了全球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并提出了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主张，在全世界都很有反响。您对效率和公平关系的认识有变化吗？

　　刘国光：效率和公平历来是一对矛盾，需要结合不同时代背景找到相应的处理办法。收入分配不公源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影响最大的核心问题是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财产占有上的差别往往是收入差别最重大的影响因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目标是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背景下提出的。没有蛋糕，或者蛋糕很少，何谈分蛋糕的问题？我最初也是强调效率，后来发现强调效率过重了，公平就出了问题。

　　改革开放前，“大锅饭”的分配体制使效率大受影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后，逐步讲求效率，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活跃起来，非常见效。于是经过十多年，就把“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验总结，写进了1992年党的十四大的决议。据我所知，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到效率与公平关系的问题。在此之前，无论是中央文件，还是学术界，都没怎么谈这个问题。但是，两年以后，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上的提法有一个新的变化，即把以前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改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这两者关系由效率、公平处于同等重要地位，改变为效率处于“优先”的第一位。公平虽然也很重要，但处于“兼顾”的次要地位。这两次会议的两个“兼顾”意义很不相同。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开始，一直到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每次中央重要会议都这么提。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是我国在收入分配政策领域的正式精神。党的十六大报告又补充了一句，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也是很重要的分配政策。

　　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提法，把“做大蛋糕”放在经济工作的第一位，而把“分好蛋糕”放在第二位，这是适合我国当时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的，当时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一时期，中央文件一再强调“先富要带动和帮助后富”“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主观上并没有忽视社会公平的意思。

　　我的研究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国一定时期收入分配的指导方针，而不是整个市场经济历史时期不变的法则。现代自由主义国家既强调效率，也不得不讲公平；现代福利主义国家很强调公平，但也讲效率。它们的效率和公平，都达到相当的水平。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社会公平、福利的一些措施，实在比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完备得多。当然这有历史发展的背景，不好简单地类比。但是，解决“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个“大问题”，已经很有必要。

　　2003年，我写了一篇《研究宏观经济形势要关注收入分配问题》的文章，提出“逐步淡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向实行‘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原则过渡”，并将这一意见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提出。当时我是起草组成员之一。当时，大家的认识还不一致，没有接受我的意见。

　　2005年以后，我年纪大了，参加社会活动少了，中央文件起草工作也没再参加。我在2005年发表《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一文，后来又写了《把效率优先放在该讲的地方去》一篇短文，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要淡出，把公平置于“兼顾”的次要地位不妥，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效率优先不是方向，分配应该强调公平。我把文章的原稿呈送给了中央。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很重视，批给了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起草组。但是，十六届五中全会报告征求意见稿当中又出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字样，遭到各方面很多同志的非议。我在中国社科院也提出了反对意见。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最终定稿时，勾掉了这两个提法，同时突出了“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的鲜明主张。据我所知，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毫无疑问，符合改革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也有利于调动大多数人的改革积极性，无疑是收入分配理论和政策领域的一个重大进步。

　　2006年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强调了要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并将初次分配也要实行社会公平这一原则写进了中央文件。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文件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社会公平正义”目标给与了很高的位置。

　　把蛋糕做大，把我们的经济实力做大，让国家富强，这是一件事。另一件事是同时要把蛋糕分好，做好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让大家共同享受发展成果。过去三十多年，大部分时间是放在蛋糕做大上面，没有把它放在蛋糕分好上面。这是一个缺陷，当然这也有道理，因为我们国家穷。先把蛋糕做大，然后等到我们现在蛋糕慢慢地大了，再把蛋糕分好，这也说得过去。人们说把蛋糕做大是政府的责任，把蛋糕分好是政府的良知、良心。那么在蛋糕没有分好的情况下，政府就没有良知、良心吗？不能这样说。应该说这都是我们政府的责任，不仅仅是良知、良心的问题。但是政府在前一阶段不可能把这个蛋糕又做得大，又切得好。所以前一阶段我们要努力把这个蛋糕做大，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两者并重，既要做大更要分好。社会主义要把分好蛋糕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社会主义是大家共同分享，不是少数人侵吞发展的果实。同时不这样做也不行，不这样做怎么能进一步做大蛋糕？不这样做，老百姓的不满意多起来，大家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蛋糕就没办法继续做大。现在已经到了“做大”与“分好”两者并重，更加应当注重分好蛋糕的时候了。

　　“效率优先”不是不可以讲，但应放到发展生产的领域去讲，非常合适，而不是放在收入分配领域。有人担心强调社会公平，会不会回到传统体制固有的平均主义？我倒是不担心。我国改革发展到现在这一步，很少有人想回到“大锅饭”的旧体制。引发不满的是体制外的灰色收入、法制外的黑色收入，以及体制内由于法律不健全、政策不完善造成的非规范的过高收入。残余的平均主义要继续清理，但目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已在分配天平的另一端，需要适当地校正。

　　我的忧虑是，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人们所称的坏的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我们要避免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能够避免这种情况，那就只有一种办法，要更加重视公平问题。

　　收入分配不公源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影响最大的核心问题是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这就涉及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了。财产占有上的差别往往是收入差别最重大的影响因素。我国贫富差距扩大，有一系列原因，也跟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跟“公”降“私”升有紧密的联系。在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时，往往从分配领域本身着手，特别是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领域着手，完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状况。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现在也开始这样做了。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还要加大力度。但是，仅仅就分配谈分配，仅仅从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着手，还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还需要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制度上直面这一问题，需要从基本生产关系，从巩固基本经济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强化公有制为主体地位来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最终地阻止贫富差距扩大、向两级分化推进的趋势，实现共同富裕。

　　宏观调控，稳中求进

　　《财经智库》：当前我国很多领域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对于深化改革的目标和路径也存在很多争论。有人主张应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改革，一次性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有人主张应先建立有利于推进改革的宏观环境，实施综合配套改革。从近年来中央重要文件和会议精神的表述看，一直强调推进改革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应“稳中求进”。您一直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稳中求进”，当时是怎么考虑的？90年代中国经济的“软着陆”是怎么样实现的？

　　刘国光：在80年代，我们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稳中求进”是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改革的有机结合。

　　1987年10月至1988年6月，国家体改委组织了九个课题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经济学家，对中期改革（1988—1995年）思路规划展开热烈讨论。讨论中，围绕着经济改革需不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实际上就是如何看待通货膨胀的问题，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经过九年多的改革，中国经济的生机和活力大大增强，虽然当时的经济环境仍然偏紧，但是仍朝好转的方向发展。中国经济改革只能在经济紧张的环境下进行，而相对宽松的环境只是改革的结果，不是改革的前提。因此，他们认为，通货膨胀、物价高一点不可怕，主张以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来加速经济增长，“把蛋糕做大”。这种“通货膨胀无害论”的意见，在1988年达到顶峰，当时实际上占优势地位，中央一些领导都赞成。

　　另一种意见是在承认九年多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认为经济形势比较严峻，反对“适度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增长”的论点。这种意见认为通货膨胀不利于改革也不利于发展。改革只能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中进行，具体来讲就是总供给要略大于总需求，物价比较平稳。

　　如何治理通货膨胀，也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主张，首先采用直接的行政手段紧缩社会总需求，实行严格的宏观控制，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以价格为中心的配套改革；另一种思路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意见，我们不赞成治理经济用“猛药”，提出“双向协同，稳中求进”的主张，即以稳定经济的措施保证改革的继续推进，同时用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措施推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具体来说，中期改革前三年以“稳”为主，主要着力于治理通货膨胀，同时有选择地进行改革；后五年从“稳”转“进”，改革的步伐可以大一点。

　　1984—1988年的经济是“空中飞人”，因为长期处于将要着陆又重新起飞的状况，很难实现“着陆”。1988年2月，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当时我是中央候补委员，在会上作了一个题为《正视通货膨胀问题》的发言，强调“稳定物价”的方针口号不能放弃，引起广泛共鸣。我在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以《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发表在你们所的《财贸经济》1988年第3期上。这个发言指出要认清形势，稳定经济；要从实际出发有选择地深化改革；要实现协调配套，把阶段性改革和目标模式衔接起来。

　　1988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此后五年内实现工资和价格改革“闯关”。5月末，在讨论如何执行这一决策的高层会议上，我和吴敬琏提出“先治理，再闯关”的主张。但是，另外一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得到首肯。他们根据对拉美经济的考察，认为百分之几千的通货膨胀都不至于对经济繁荣造成障碍，此得出了在高通胀、高增长下实行物价改革“闯关”的结论。但是，事实并没有像乐观估计的那样发展。6月初正式决定进行物价和工资政策闯关以后，物价迅速上涨，城市普遍出现抢购风潮，人们纷纷到银行挤兑，搞得许多银行没有现金，不敢开门了。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中央决定进行治理整顿，采取强行着陆的宏观调控政策。由此，物价迅速下降，然而付出的代价虽然没有“大跃进”那么大，但也确实不小，经济出现了过冷的局面。从1991年开始，我国经济开始复苏，GDP从1990年的4.1%上升到1991年的9.1%。1992年年初，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发展经济的热情。各地政府、有关部门、企业都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但是主要注意力放在搞经济开发区、铺基本建设摊子上。各地出现投资热、房地产热、股票热、开发区热等现象，全年GDP增长14.2%，显示出过热迹象。1993年一部分地区出现抢购、挤兑现象，但没有1988年那么厉害。

　　从1992年中期到1993年中期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各方面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认识和主张很不一致。当时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认为经济过热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主张采取过去使用的老办法，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进行整顿，全面压缩需求，基建项目下马，进行急刹车；第二种认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势头很好，主张采取扩张性的政策，保持这种好的势头，防止经济下滑；第三种是审时度势，研究采用新的举措，使经济逐步降温，最终实现“软着陆”。我赞成第三种意见。1993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比较早地提出，要采取“微调、降温、软着陆”的办法。1994年5月，在《求是》杂志社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进一步把“微调、降温、软着陆”表述为顺应当时经济形势唯一可行的宏观调控思路。这种思路就是把住财政货币投放和信贷货币投放两个正门，国民经济总量保持一个偏紧的盘子，审时度势进行微调，有松有紧，时松时紧，争取通过几年的努力来抓紧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把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控制在比较好的目标范围内，以平稳过渡到下一个经济周期。中央采取了多种措施之后，到1996年年底，宏观调控“软着陆”的趋势已经很明显，当年GDP增长率9.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8.3%。这既避免了“大跃进”前后那样的大起大落，也避免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样的“空中飞人”，非常成功。

　　《人民日报》的同志说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意见，请我写一篇文章，从理论上总结“软着陆”的成功经验。我和刘树成合写的《论“软着陆”》在1997年1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阐述了什么是“软着陆”，为什么要进行“软着陆”，怎么样进行“软着陆”等问题。怎么样进行“软着陆”，实际上就是讲这几年中央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我概括为四条：一是及时消峰；二是适度从紧；三是适时微调；四是抓住主线。时任副总理朱镕基同志在文章的原稿上批示：“这是迄今为止总结宏观调控经验的一篇最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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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宽松的现实和宽松的实现：双重体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一书中，系统论述和强调了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创造有利于改革和发展宽松环境的重要性，并提出以“稳中求进”为主线的改革思路和相关政策主张。

　　刘国光、戴园晨等：《不宽松的现实和宽松的实现：双重体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经济学教学与研究

　　《财经智库》：2005年您曾发表《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一文，提出在当前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中，应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与西方经济学的应用作用。您认为在现阶段，如何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理论指导理论的地位和作用？

　　刘国光：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现了科学性和阶级性的高度统一，它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这是不错的。人们又通常讲，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就是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般地讲，这也不错。但是要分析，广大人民是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不能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只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如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怀和照顾一部分剥削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合法私营企业主阶层等）的正当利益，以团结他们为革命和建设而努力。不能无条件、毫不动摇、毫无限制地支持剥削阶级。绝对不能为了迁就或成全他们的利益而损害劳动人民的利益。贫富差距的扩大，两极分化趋势的形成，就是这种损害的表现。这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共产党的宗旨格格不入的。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也要贯彻这个立场，处处不要忘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于它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运用的基本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统一起来。过去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一般采用规范的方法。学者的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怎样”，从给定的前提中合乎逻辑地推出结论。现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当然也不能不关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实际上是怎么样”的问题，即对客观存在的事实及其内在联系和规律予以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说明。没有这种分析说明，就不可能对它面临的问题有明晰的概念和提出可行的方案。我们要注意经济学教学中的一个现实，即实事求是的实证分析，要比规范原理的说教更能唤起学习热情和探索兴趣。为什么某些西方资产阶级教材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大行其道，吸引了不少学生，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课堂里被边缘化，甚至被学生们嘲笑？我想，这与其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上存在的缺点，可能有一定的关系。我希望有关教材能在这方面有所改进，比如说增加一些定量分析，用方块事例解说一些经济原理等，以达到更有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我解放前自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南联大时，又受到正规的西方经济学教育，陈岱孙教授和徐毓枏教授都是我的老师；新中国成立以后又进一步研习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又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冲击、影响。这两种经济学在我身上交错并存。我是怎么处理它们的关系的呢？借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我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体”，西方经济学为“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劳动人民的立场，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立场，是正直学者应秉持的基本原则，是不能丢弃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也是要坚持的。当然，研究具体社会经济问题的观点、方法，可以借鉴西方相关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为我所用。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流”；要在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实际，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我2005年发表的《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一文就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边缘化谈了几点意见。我认为内外两方面原因都在。一些人误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行了，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行，这是外部原因。内部原因比较多，高等院校经济学教育、教学的方针和目标不明确；教师队伍、干部队伍的问题、领导权问题等等。

　　如果说中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应该是指导、是主流，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参考、借鉴。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当作中国主流经济学固然不可，两门基础经济理论的观点也不能成立，应该是一门基础经济理论，即用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教学的主体、经济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导向，不能是双轨的。当然，对于西方经济学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只要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要尽量吸收、借鉴到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消化了的组成部分。现代西方经济学也有科学的成分，有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成分，也有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分。其科学性充分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其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与我们根本不同，所以整体上它不适合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主导。在西方经济学当中曾经居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研究市场经济一般问题的分析方法有不少也可以借鉴学习，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它，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应该包括：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国际经济。这些内容有交叉重复，逻辑上怎么处理、体系上怎么编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体系，把西方经济学的精华，把西方经济学当中反映市场经济一般的内容吸收进来，作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新的内容。

　　我后来又补充了几点意见：要重视经济领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反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斗争；对从事经济学教学、研究和在财经部门工作的海外归来的爱国人士，欢迎他们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帮助他们进行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或再教育；对各级党政领导，特别是高层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再教育，主要经典著作的选读，批判敌对思潮和反社会主义的杂音和噪音，防止上理论骗子的当；对媒体舆论，一定要强调“主旋律”，强调切实地而不是形式主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主旋律来教育人民，筑牢社会团结进步的思想基柱。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正合理的思想斗争，必将有利于错误思潮的纠正和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我有理由相信有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迎来全面繁荣！

　　《财经智库》：经济学研究要学以致用。现在全国上下掀起智库建设热潮，社科院原来是学术研究、决策研究都做得很好，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面临决策研究和学术研究的矛盾，投身智库建设时间多了，学术研究的成果可能就会偏少，您觉得应该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

　　刘国光：建设财经智库，需要经济学的支持。经济学基础研究和决策研究这两个东西是有矛盾的，但是也可以结合得很好。关键是要处理好矛盾。决策研究前期是学术研究，是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最重要的。但是决策咨询是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不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决策上，研究应该有具体分工，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理论学习上，基础研究是最重要的。年轻人不能只看眼前，一定要打好基础。经济学基础打好了，和实践结合好，优秀的决策研究成果自然而然就会有。

　　《财经智库》：谢谢刘老师拨冗接受我们的访问！这些访问，时间虽然很短，但是我们还是有了不少收获。希望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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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光先生亲笔修订访谈录。

　　附：《刘国光经济论著全集》简介

　　刘国光先生著作等身。《刘国光经济论著全集》凡17卷5127千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

　　《全集》收录了刘国光先生经济学文章、专著等所有保存下来的作品，并以文章、专著写作、发表或出版的时间为序分为四大部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研究、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型过渡时期的探索、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发展时期的反思）分卷出版。书后附有刘国光经济学年谱、刘国光简历、刘国光编著目录、《刘国光经济论著全集》总目录，便于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