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一带一路”看历史：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之谜

点击：  作者：北山浮生    来源：互联网观察  发布时间:2017-05-16 18:26:36

 

  

      引言：

 

      恰逢“一带一路”峰会，本篇为旧文重发，目的是让大家温故而知新，从古代的经验教训中，反思当今推行“一带一路”会有哪些陷阱和阻碍。

 

      在持续近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运动中，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年至1204年）一直被认为是最诡异的一次。然而正是透过这次“反常”的东征，才可以真正窥见历史的真相。这一真相是如此地出乎意料，居然和今天最热的“一带一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文：

 

      英格兰历史上头号帅哥猛男国王——狮心王理查参加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虽然折腾出了好大的动静，并且把英格兰人折磨得苦不堪言，但是除了攻克了阿克城之外，并没有取得太多的实际效果。自从穆斯林的超级英雄——库尔德人萨拉丁在1193年去世之后，欧洲人对圣战的企图又开始蠢蠢欲动。

 

      希特勒的偶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去世之后，他的儿子亨利六世像他老爹一样，梦想建立统一的“罗马帝国”，因此继续借着十字军的名义行“假途灭虢”之策，从1195年就开始绕开教皇准备东征事宜。但是当德意志十字军的先头漂泊在海上之时，年轻的皇帝在墨西拿因疟疾逝世（1197年），随后神圣罗马帝国陷入了权力斗争的内乱。尽管后继乏力，这次十字军还是打通了推罗之间的通道，使得十字军国家能在狭窄的海岸边能再维持近1个世纪。

 

      英诺森三世作为史上最雄心勃勃的教皇，从1198年刚就任教皇之位起，就开始四处游说鼓动新一轮十字军东征，并命令各国修道院、教会和神职人员都要献出其财产和收入的四十分之一，作为军资支援东征，“否则将会受到教皇法庭的严厉审判”！这也是教皇第一次向整个西欧的教会征税，教皇本人则拿出财产的十分之一作为表率。本来这只是战时的临时政策，后来这个制度被固定了下来，成为盘剥整个西欧最为臭名昭著的“十一税”。

 

      英德在第三次东征中都伤透了心，这回无论教皇特使怎么舌灿莲花地忽悠，一口咬死说什么也不肯去，其中受伤最深的狮心王理查面对教皇特使，还发动了“嘲讽”技能，把特使说得下不来台。法国国王“狐狸”腓力二世这回推脱东征借口就充分多了：英德都不去，那我也不去！腓力二世心里在冷笑：又来忽悠凯子呢，没看老子正忙着图谋金雀花（指英格兰金雀花王朝）的领地吗！

 

      英法德这三个一流强国都拒绝东征，于是英诺森三世只好找欧洲的二流领主们碰碰运气。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法兰西王国的各大贵族对于国王腓力二世扩大王室势力的举动普遍感到恐慌，希望借着东征提升自己的威望，以便将来与法国王室分庭抗礼，因此对于东征颇为上心。最终，雄心勃勃的香槟伯爵提奥波德三世答应出面组织这次东征，参与这次东征的还有佛兰德和艾诺伯爵鲍德温、布卢瓦伯爵路易、布洛涅和图卢兹的伯爵们。

 

      可是，人马召集差不多了之后， 1201年香槟伯爵却突然意外去世，英诺森三世立即推荐意大利贵族蒙特费拉伯爵博尼法斯作为十字军首领。从临阵换将开始，这次东征就开始逐渐脱离了宗教底色，而露出隐藏在外表之下的商业色彩。如果联系后面发生的事，这位香槟伯爵的死也是颇为蹊跷，就好像借助他的名义召集了军队，召集完毕之后为了便于控制军队的动向，而将其“卸磨杀驴”了一样。

 

      为了理解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乃至整个十字军运动的来龙去脉，必须对中世纪意大利地区的商业活动背景进行必要的梳理。

 

      现代的欧洲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从10世纪晚期开始，在击退入侵的萨拉森人（对当时的阿拉伯穆斯林的泛称，尤其特指入侵地中海的阿拉伯海盗）之后，由于气候变暖、生产恢复以及人口增长等因素，欧洲以意大利为中心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所谓商业革命就是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商业活动出现了大发展，按照马克思的话，就是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这场商业革命可以说是在十八世纪以英国为中心发生“工业革命”之前一系列必要前奏中，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商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联系今天的世界更容易理解。工业革命就是一次技术进步的大爆发，技术进步本质上是大量资本驱动的结果：首先出现市场的需求，提出（忽悠出）创富的概念，比如虚拟现实（VR）啊、人工智能啊、物联网啊，然后吸引大量追逐利润却又无处可去的金融资本向这些领域投入，如果做出来实际的成果，那就是一次技术革命，引领经济新一轮大发展，做不出来，就是一次经济泡沫和金融危机，例如引发二战的1929年-1933年大萧条，其中一个重要诱因就是金融资本疯狂炒作福特T型车，可是由于技术面临瓶颈，T型车迟迟无法商业化，引发了资本市场的崩盘——跟当今的资本炒作电动车特斯拉的套路差不多。

 

      但无论怎样，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本，那就啥也没有。商业革命之所以重要，就是通过商业活动，积累了大量饥渴地追求利润的金融资本，从而为将来爆发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其意义还不仅如此，工业革命之前的其他必要准备——价格革命、技术革命都是以商业革命为前提。

 

      在10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还十分遥远，主要的创富机会都在商业领域。在北方，德意志商人组织的汉萨联盟控制了波罗的海贸易，南方则是意大利人大显身手。他们的足迹遍布全欧，从佛兰德（今荷兰比利时）、英格兰到北非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他们欺负撒哈拉南部的非洲人不懂得制盐技术，组织了所谓的“金盐贸易”，用一磅盐换非洲人的一磅黄金。

 

 

金盐贸易路线

 

      在所有贸易机会中，最大的机会就是参与“一带一路”贸易，这才是爆发商业革命的现实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商业革命”的火花，还是中国带给欧洲的。

 

      公元960年，身为后周殿前都点检（御林军统帅）的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被部下“黄袍加身”，创立北宋，成为了宋太祖，此后南征北战一统天下。东亚在唐后期开启的漫漫乱世之后，终于又恢复了社会稳定。

 

      随后，宋朝经济迅速发展，出现了大量盈余商品，实现大规模对外贸易成为可能。由于党项人李元昊建立的西夏国阻挡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路线，宋朝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海路，即今天我们所说的“一带一路”中的“一带”。宋朝进行海外贸易的大宗出口商品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等等。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泉州、密州板桥镇、嘉兴府（秀州）、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等地开设了十几个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相对于唐朝时只开放广州一个通商口岸，宋朝的海外贸易可以说是空前繁盛。中国制造的商品由于品质卓越，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远销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

 

      当时世界人民对中国商品的崇拜，就相当于今天的中国人崇拜日本马桶盖，美国苹果手机，法国LV包，瑞士钟表等等。总而言之，世界各地的有钱人，要是没有一两件来自中国的奢侈品，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宋朝与欧洲的“一带一路”贸易，都是通过大食商人（对阿拉伯、伊朗穆斯林的泛称。按其民族服装颜色分白衣大食、黑衣大食、绿衣大食三种）进行中转实现的。在10至11世纪的“全球化”（当时旧大陆就是全球，新大陆属于未知黑域）贸易体系中，中东的穆斯林帝国由于地理优势，掌握了全球贸易的控制权，成为当时的世界霸主，基本就相当于美国在今天的地位；宋朝作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世界工场”，跟今天中国的地位也是半斤八两。当然了，农业时代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深度和广度，跟今天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谁能够最大限度地参与“一带一路”贸易，谁就执掌了欧洲财富之牛耳！由于拜占庭帝国正处于欧亚交汇的枢纽位置，扼守东西交通陆桥和南北航道要冲，天然具备参与一带一路贸易的优势，拜占庭帝国因此也成为除穆斯林帝国之外,在“一带一路”贸易中获益最多的国家，其首都君士坦丁堡也因为商旅汇聚而十分繁盛。

 

      “陆上丝绸之路”最早是在西汉时代，由出使西域的张骞率先打通，罗马帝国和大汉帝国之间通过这一贸易通路进行了广泛的商业和文化交流，并带动了沿线各国的普遍繁荣。自公元四世纪建都以后,君士坦丁堡一直成为西方参与“一带一路”贸易的桥头堡，是拜占庭帝国最繁荣的工商业中心，手工业尤其是奢侈品的制造业更是天下无双。从五世纪到十五世纪,君士坦丁堡一直是西方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和船运中心。马克思曾称君士坦丁堡为“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在公元12世纪，这里居住着约50万人口，除了教堂和宫殿之外，商铺林立、繁荣至极，甚至还有路灯和自来水系统。潘托克莱托（Pantocrator）是约翰二世在1136年建立的医院，有50个病房和一个精神病院。

 

 

君士坦丁堡的位置

 

      “古丝绸之路”是由沿线各国基于各自的利益自发形成的，其中掌握贸易支配权的国家自然就会生出“雁过拔毛”的想法。对于西欧人来说，君士坦丁堡的繁盛显然是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穆斯林本来就已经是二道贩子了，西欧人要想买到阿拉伯商人手中的东方商品，还要再经过拜占庭帝国的买办商人再扒一层皮，悲催得不要不要的。

 

      当时的欧洲人应该不会具有这样的全球性视野，但是拜占庭帝国的富有以及与穆斯林的贸易机会那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地中海地区由于正处在“一带一路”贸易的关键节点，其重要性越发凸显出来，西欧人迫切希望，经由地中海地区获得直接与穆斯林贸易的机会。

 

      宋朝的商品对于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反过来，宋朝的人们几乎感受不到多少来自欧洲的影响，原因是：当时欧洲的经济规模相对于中国的体量来说实在太小，而且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可供交易的商品。打个比方，在当今世界，中国商品大潮可以充斥非洲任何一个国家，但是中国人完全感受不到与赞比亚的贸易有什么影响。

 

      北意大利的三个城市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热那亚共和国和比萨共和国（位于今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的比萨市一带）为了争夺地中海贸易霸权，进行长期的激烈对抗。其实说白了，这哥仨儿争夺的是作为背靠阿拉伯人的买办集团的地位。买办集团都是对内凶狠，对外跪舔，意大利人也不例外。对于意大利商人来说，只要把信仰异教的阿拉伯商人集团伺候好了，就可以从欧洲的基督徒教友身上愉快地挣钱了。至于上帝神马的，那是啥，能吃么？

 

 

      意大利各个共和国位置：热那亚（Genova）、比萨（pisa）和威尼斯（Venezia)

 

      比萨和热那亚在公元十世纪上半叶还是共同抵御萨拉森人入侵的盟友，当萨拉森人在地中海区域退却后，比萨和热那亚却为了钱翻脸成仇，不惜向昔日的兄弟背后捅刀。这是因为，这两个共和国都可以作为“一带一路”贸易的中转站，两者之间的同质竞争激化，矛盾越积越深。

 

      1060年，比萨与热那亚首次开战，首战的胜利巩固了比萨的地中海霸权地位。1077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正式承认由比萨人提出的新《海洋法规及惯例》，比萨的地中海霸主地位正式确立。1092年，比萨获教皇乌尔班二世赋予主权，治理科西嘉和萨丁尼亚，并升格为大主教管区；比萨也投桃报李，派出一支120艘船组成的舰队支援乌尔班二世所鼓动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9年，正是在比萨人的大力支持下，十字军占据了耶路撒冷，比萨在黎凡特地区（耶路撒冷、黎巴嫩、叙利亚等周围区域）建立了一系列贸易站，获得了与阿拉伯商人直接贸易的权力，成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实际上的最大赢家。

 

      由此，比萨商人成为了继拜占庭帝国之后，背靠阿拉伯商人集团的新买办，随着跨国贸易，大笔财富滚滚而来。他们的财富自然引发其他人的纷纷效仿，于是，一轮又一轮的十字军东征出现了。十字军东征这一披着宗教外衣的圣战，实际上成为服务于意大利商人利益的武力扩张行动，而被忽悠进十字军运动的欧洲各国君主和平民，则成为大大小小的免费打手和廉价牺牲品。比如前文所说的英国国王狮心王理查，就是被忽悠进来当枪使的最有名的二愣子国王。

 

      十字军中的骨干力量——骑士团，则与这些被当作炮灰的“散户”和“肥羊”有很大的不同。在中世纪，长途经商都得有强大的武力护航，每个骑士团基本上都与相应的意大利商人集团结盟，骑士团的武力为贸易商队保驾护航，保护贸易站的安全，骑士团与商人集团为了共同的利益相互渗透，结成利益共同体，已难以分清彼此。

 

      其中，圣殿骑士团比其他骑士团走得更远。与其说圣殿骑士团是上帝虔诚的军队，还不如说他们是一家拥有雄厚武力，主要经营贸易金融的跨国公司，几乎就是后来集贸易、金融、武力于一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原型。甚至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徽章之上，还有圣乔治十字和骑士头盔图案，以表明他们与圣殿骑士团的渊源。

 

      圣殿骑士团不仅长期与威尼斯商人集团结盟，拥有直接隶属于骑士团的贸易船队，甚至还发展出遍及全欧洲的金融和贸易业务。他们还暗地里与穆斯林中的商人集团达成秘密联盟，甚至与穆斯林的恐怖组织“阿萨辛派”暗中也有长期合作。

 

 

      创立于1600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的徽章，上面有圣乔治十字和骑士头盔图案，表明与圣殿骑士团的渊源

 

      前面几条还好理解，与恐怖组织合作是几个意思？其实和当今世界的规则是一样的，国际贸易追求自由化的环境，各国政客中总有出于种种考虑（大多是保护本国利益），制定贸易保护政策，对贸易自由化进行打压限制，比如现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是这样的领导人。在农业时代，重农抑商的倾向就更加明显，对商人活动特别是跨国贸易打压得更加严厉。这时候，就是杀手们大显身手的时刻，让杀手把不识相的政客做掉，贸易商人们不就又可以愉快地挣钱了吗？阿萨辛派的经济来源主要也是依靠贸易，因此与圣殿骑士团一直合作愉快。游戏《刺客信条》中，阿萨辛派的创始人是圣殿骑士，虽说与史实并不完全相符，但也不是完全的瞎掰。只不过，历史上他们不是对抗关系，而是互利合作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字军东征就是“一带一路”贸易所引发的、争夺地中海贸易霸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如果再联系到这轮贸易繁荣的缘起，我们可以说，中原大地人们勤劳生产的各种优质商品，通过“一带一路”贸易，在西方引发了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千年圣战！在大量平民作为炮灰被牺牲掉的表象背后，是穆斯林和意大利的商人集团携手共进，大发其财。

 

      东方的大陆生产文明与西方的海洋商业文明，以这样一种奇特诡秘而血腥的方式联结在一起，而这也成为西方金融资本的起源，也是西方世界日后赖以起家的资本。人们常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其实，金融资本的形成，也同样是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的。

 

      热那亚始终视比萨为头号竞争对手，双方摩擦不断，战争时断时续，在1200年左右，热那亚和比萨之间正在进行热战，十字军们要想前往东方，能够提供航行服务的唯有威尼斯。1201年2月，欧洲的6位十字军代表到达了威尼斯，请求威尼斯的援助。威尼斯共和国的统治者——威尼斯公爵恩里科•丹多洛盛情款待了他们，并经威尼斯全民大会表决后与之订立盟约。盟约规定：十字军在次年圣约翰节那天在威尼斯集中，威尼斯将建造载运4500匹马和9000名骑士随从的平底大船和一定数量的船只，另派船只运送4500名骑士和2万名步兵，同意提供9个月的粮食给养，并能保证随时将他们运往上帝和基督教事业要求他们前往的地方；并且建议共和国应派出一支50只战舰的舰队加入这支战斗部队。

 

      由于十字军召集过程很不顺利，本来计划是召集三万多人，可是只来了一万多人，威尼斯依照盟约规定，按四万人的规格准备了军需船只，要求十字军必须付清货款才可以出征，总计89500银马克，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这尼玛就尴尬了，参加这次东征的贵族们砸锅卖铁，东拼西凑才凑出五万银马克，距离威尼斯人的要求还差了一大截，他们就是把底裤都当了，也凑不出更多的现金了。威尼斯公爵丹多洛一方面威胁要中断粮食供应，另一方面循循善诱劝十字军去攻打威尼斯早就垂涎三尺的贸易港口扎拉港（今名扎达尔），回报是可以延期支付欠款，并且可以用征服获得的财富来偿还。

 

      扎拉港位于今克罗地亚境内，原本在威尼斯的统治范围内，但是在1183年发生暴动，脱离了威尼斯的统治，并将自己置于教廷和匈牙利国王艾默里克的保护之下，其严密防御使得威尼斯无力夺取。匈牙利是基督教国家，这就相当于对教友动手，一部分人对此感到愤怒，不是说好了打异教徒，怎么能改打教友呢，于是就此离开了十字军队伍，其中包括老西蒙•德•蒙德福特（他的儿子西蒙•德•蒙德福特后来成为英国议会的创始人）。

 

      最后，还没出征就被讹了一屁股债的十字军首领们，只能无奈答应了威尼斯人的要求充当打手。十字军攻下并洗劫了扎拉港，得到了一大笔钱，这一事件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历史上最无耻也最有利可图的一次劫掠”。

 

      接下来，威尼斯公爵丹多洛又忽悠十字军去打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在这次十字军东征成行前，十字军首领们就攻击目标曾进行了反复商讨，据说其中一次特地跑到苏瓦松以西的贡比涅（Compiègne）召开会议。之所以到这里，是因为贡比涅收藏着一块基督的裹尸布，大家希望在圣物面前能够认真严肃地讨论，然而这场讨论却仍然僵持不下，大家在神圣的裹尸布前表演了一场精彩的骂战。最后好不容易确定埃及作为攻击目标，理由是异教徒对于圣地耶路撒冷已经是严防死守，直接攻击肯定落不到好，绕到后方进攻阿尤布王朝的老巢埃及，可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威尼斯人提出的攻打君士坦丁堡的建议，已经距离十字军的原始目标，偏出十万八千里去了。表面上理由是：在拜占庭的宫廷斗争中落败的废皇子阿历克修斯•安吉列，在姐夫士瓦本公爵菲利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另一个儿子）的使节陪同下来到十字军营帐，要求十字军帮助其父子复位，并答应给予十字军以优越条件：他夺回东罗马帝位之后，愿意赞助十字军一万名士兵，和价值相当于二十万马克的军费。

 

      威尼斯人为什么要忽悠十字军去打君士坦丁堡呢？这还真是“孩子没娘说来话长”。威尼斯原本是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前身）的属国，是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后蛮族大入侵时代逃难的西罗马人的避难所，在10世纪获得独立地位，因为协助拜占廷击退诺曼人的进攻立下了功劳，于1082年获准在拜占廷帝国境内建立商站免税行商。威尼斯相对于比萨和热那亚的地理位置更加优越，威胁到比萨和热那亚的贸易霸主地位，三者之间的仇恨与排挤越演越烈。

 

      这些意大利人是没有什么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思维的，消灭竞争对手，自己吃独食，才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1162年，比萨人和少数威尼斯人袭击了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区，造成了很大的损害。1171年，威尼斯人攻击并基本上摧毁了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区，拜占庭皇帝曼纽尔一世下令对整个帝国的所有威尼斯人实行大逮捕，并没收其财产，禁止威尼斯货物和船只通行。在之后的时间里，两国关系不断恶化，拜占庭帝国有意与威尼斯的对手热那亚和比萨发展友好关系，以均衡威尼斯人的影响，因此对他们开放帝国市场，而对威尼斯商人课以重税，使威尼斯人对其恨意日甚一日。

 

      意大利商人在拜占庭操纵市场，采用各种不正当竞争手段打击竞争对手，甚至达到相互杀戮的地步，造成拜占庭经济和社会的动荡：它加速了拜占庭本地商人的衰落，却有利于大出口商，这些大出口商与贵族地主结盟，反过来又帮助他们聚敛巨额财产，造成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再加上意大利人一贯的傲慢与横行无忌，造成农村和城市中下阶层对意大利人的普遍仇视，极右翼思想蔓延，强烈的排外情绪在酝酿中。

 

      1182年，君士坦丁堡爆发了血腥排外的“拉丁大屠杀”，将原本在城区内人数超过6万人的拉丁社区杀戮殆尽，并把幸存的4000人卖到土耳其做奴隶，其中的居民主要是经商的威尼斯人，也有一部分比萨人和热那亚人因为屠杀者无法分清意大利人的长相而受到牵连。罗马教皇的代表枢机主教若望被斩首，他的头颅用一条狗尾巴拖过大街。在拉丁大屠杀之后，威尼斯在拜占庭的贸易衰弱，而被热那亚人迎头赶上。

 

      威尼斯人认为，只有亲自占领君士坦丁堡才能维护自己在东方的贸易利益，并打败商业对手热那亚人和比萨人。因此威尼斯人实际上早在20年前就开始制定攻打君士坦丁堡的计划。威尼斯人与埃及人在当时则是合作愉快的贸易伙伴，他们同埃及阿尤布王朝的苏丹阿-阿迪尔已有秘密协定，因此攻击埃及只是一个幌子而已。

 

      实际上，到了这一步，威尼斯人的计划才算是图穷匕见：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存着攻打君士坦丁堡的打算，牵着十字军的鼻子走了半天，就是为了将他们一步一步引上这一最终目的！至于没有动用威尼斯人的传统盟友圣殿骑士团，是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行动必然在基督教世界遭致恶名，圣殿骑士团在中东与穆斯林勾勾搭搭也就算了，在欧洲一般没人知道，要是对拜占庭动手，圣殿骑士团这么多年积累的声誉就会毁于一旦，也就没法继续披着宗教外衣经商聚敛财富。忽悠一些阿猫阿狗来背这个黑锅，才是最合理的选择！

 

      至于为什么丹多洛先提议攻打扎拉港，后世有人推测，是因为君士坦丁堡毕竟是天下闻名的坚城，万一不能一举攻克反而会打草惊蛇，他希望以地形相似的扎拉港作从海上攻打君士坦丁堡的预演，以及测试威尼斯海军长年以来发展的各式特种船舶和攻城兵器之实用性。

 

      已经打了扎拉港杀了基督徒，十字军的心理负担已经没有了，更何况还大大捞了一笔，大把大把的银币，让这些没见过多少钱的乡巴佬的三观已经彻底被颠覆。拜占庭废皇子的请求，使得十字军有了台面上说得过去的理由：“如果他帮助我们重新得到海外（Outremer），我们将帮助他征服他的国家，因为他和他的父亲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可以疏解一下良心上的不安，而且废皇子许诺的报酬实在是太惊人，那就打吧！

 

      万把人去攻打一个帝国，听上去仿佛像是痴人说梦，但实际上成功概率很高。拜占庭早已不是当年强大的东罗马帝国，内忧外患之下，变成了一个颓废、软弱又动荡的国家。更何况还有废皇子作为带路党，而威尼斯人针对君士坦丁堡的弱点早已制订了周密的进攻计划。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亲口承认，就是借鉴了当年威尼斯人的作战方案，才取得了这一辉煌战果。

 

      1204年4月13日，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对城中居民抢劫并血腥屠杀三天，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洗劫一空，皇家图书馆被纵火烧毁，伴随十字军东征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也没手下留情，大量宗教遗物真迹被运回西欧。今日仍然竖立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的驷马铜像就是十字军当年的战利品之一。亲历这一暴行的中世纪骑士、史诗文学家高佛瑞•维拉哈都因(Geoffrey of Villehardouin)说，“造成的损失就连最精於算数的威尼斯人，都无法准确估计”。这位作家本人也是十字军的一员，估计也没少下黑手，也从战后大分赃中大大捞了一票，原本只是小贵族的他，回故乡后出钱盖了两座城堡与一座图书馆。

 

      经此一役，拜占庭帝国灭亡，入侵者建立了所谓的“拉丁帝国”，其拉丁语正式名称是罗马尼亚或罗马尼亚帝国，佛兰德伯爵鲍尔温九世被选举为皇帝，称鲍尔温一世。

 

 

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

  

 

十字军洗劫君士坦丁堡

 

 

鲍尔温一世加冕

 

      十字军抢劫到的战利品经过冗长的清算，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总值大约将近五十万枚银马克左右。面对这笔在当时欧洲人眼中天文数字一般的巨款，威尼斯公爵丹多洛主动发扬“高风亮节”，表示威尼斯除了十字军尚未清偿的军需款以及利息之外，一个银马克也不多要，剩下的四十万马克全部交给十字军处理，十字军首领们一听心花怒放，忙不迭地点头答应。这笔钱的数目是如此巨大，所有人心中已经被银光闪闪的钱币填满了，至于圣地耶路撒冷还是异教徒的老巢埃及，根本没有人会有心情去理会那种细枝末节的小事了。

 

      威尼斯人表面上表现出“高风亮节”，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把区区四十万银马克放在心上，他们真正关心的是控制贸易霸权。说句实话，就算把银币给这些贵族，最后还是会被威尼斯人赚回来。

 

      威尼斯人真正在意的是，通过这一战获取了拜占庭帝国八分之三的领土，其中包括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岛、伯罗奔尼萨半岛以及一系列贫瘠的海岛和渔村，后来都变成了海军基地和贸易港口，从而一举盖过热那亚和比萨，成为控制地中海贸易的海洋霸主。威尼斯人才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的最大赢家！此后，威尼斯长期垄断地中海的贸易霸权，从一带一路贸易中获得了巨额回报，比那五十万银马克要高多了。直到57年后的1261年，蒙古西征搅得局势大变，在热那亚舰队的帮助下，拜占庭帝国得以再次复国，拉丁帝国覆灭，贸易权才再次回到热那亚人的手里。

 

      十字军出发前，本来说好了目标是异教老巢埃及，最后就变成了攻打教友拜占庭的闹剧，搞得罗马教廷十分尴尬，名誉大损。但实际上，这次十字军东征从一开始就是个圈套，表面上说是为了“拯救东方的基督教兄弟”，但是教皇英诺森三世的目标，其实就是对东方的基督教兄弟们下黑手。

 

      自从1054年基督教会正式分裂为罗马公教和希腊正教（东正教）之后，罗马教廷一直在暗中策划重新统一教会，建立基督教的世界王国，而消灭东正教的大本营——拜占庭帝国，正是这一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早在1071年，教皇支持诺曼军事冒险家罗伯特•吉斯卡尔东征拜占庭帝国，意图达到这一目的。当罗伯特获得胜利之时，格里高利七世提醒他说“没有圣彼得的庇护，你不可能获此荣耀”。诺曼人此后进一步进攻拜占庭的军事行动遭遇失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但是，消灭拜占庭帝国，统一基督教会，仍然是后续历代教皇的梦想。

 

      教皇们不遗余力地多次发动十字军战争，实际上一直也有染指拜占庭帝国的打算，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前三次东征都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在第四次十字军出发之前，英诺森三世曾致信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三世，要求他为十字军远征提供人力、物力，并把君士坦丁堡教会归并入罗马教廷，并暗示，倘若拒绝这些要求，西方将有可能对拜占庭采取行动。

 

      英诺森三世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即借十字军东征来实现反拜占庭帝国的计划。废皇子阿莱克修斯逃到西方，面见英诺森三世寻求帮助，并答应事成之后教会合并。在援助拜占庭帝国的签字协议上除了十字军首领以外，还有几位主教，这足以说明教皇对十字军的进攻方向洞若观火。主教们签字的理由是：“前几次十字军运动中拜占庭帝国背信弃义，与异教徒结盟阻挠解放圣地，因此他们比异教徒更可恶”。英诺森三世听闻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后表现得暴怒不已，扬言对所有参与者每人发一个破门令开除出教，但是在周围人劝说下又收回破门令，还盛赞道：“他们攻陷君士坦丁堡是上帝的奇迹，是东正教背叛罗马教廷应得的惩罚”。因此，英诺森三世对十字军进攻君士坦丁堡是表面反对，暗地里支持纵容，对十字军的“惩罚”不过是其“恩威并施”的政治操控手段而已。英诺森三世的真实目的就在于夺取君士坦丁堡的教会控制权，实现基督教的重新合并。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充分揭示了教皇英诺森三世和威尼斯商人集团之间的勾连。再加上威尼斯商人长期与圣殿骑士团合作的历史（热那亚人合作的对象则是医院骑士团），英诺森三世、威尼斯商人和圣殿骑士团在幕后必然存在某种默契。因此，在“无地王”约翰统治的英格兰，这三者均表现得非常活跃，就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第四次东征之后仅十年，英国《大宪章》诞生了。

 

      （本文系本人所著长篇通俗历史连载《文明兴衰启示录》中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