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轰轰烈烈的“土改”试点运动开始了。农民群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充分发挥了当家作主的革命精神。在试点期间，松江地区先后死了民愤极大的地主、土豪、劣绅及其走狗等共十八人，影响很大，引起朝野震动。有的地主畏罪隐藏或逃亡上海，有的逃往北京，向在中央政府的民主党派人士告状。当时在政务院的副总理，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听后向毛主席报告。

毛主席对他说，共产党的政策光明磊落，有错必纠。你可亲自去松江看一次，了解了解实际情况。如果错了，及时纠正。

于是，黄炎培先生带了浦东的ＸＸＸ等一行十余人，赶回上海。华东局派潘汉年同志负责接待。潘即电松江行政专署要我陪同视察。

黄炎培先生下榻上海大厦，他说先要去松江看看。我把他安排在松江若瑟医院。若瑟医院是松江天主教堂附设的，1951年由我们接收过来，是当时生活条件最好的地方。他们一行到达后，我代表松江行政专署，向他报告了松江新区“土改”试点情况，他没有作明确的表示。

后来他要召几位乡干部谈话。乡干部正集中在县里受训，我就陪同他驱车前往。他见到这些乡干部都是朝气蓬勃的青年，很是高兴。随手在名册上指点了一位青年来问：“你识字吗？”“我在小学校读过几年书。”“乡里有多少学校？教室怎么样？几位老师？学生多少？男女兼收吗？学龄儿童都入学了吗？”这位乡干部一一对答如流。他带着满意的笑容又问：“你过去做过工作吗？”“没有，是解放后群众选举的。”他翘起大拇指情不自禁地道：“共产党真了不起，解放不过一年，就能选举和培养出这样能干的年轻乡干部，真是了不起！”接着又找了一位乡干部谈话，同样精干练达。他回到上海大厦后，深为感慨地对我说：“中国大有希望，共产党执政才一年，就能培养出这样能干的年轻干部，前途无量！”

第二天，我随他去川沙县。事先，他要我不做任何准备。我们过江至浦东陆家嘴渡口时，码头上站立了很多小学生，锣鼓喧天。车站上已准备好一列小火车，正升火待发。车抵川沙时，县长和县委书记都上前欢迎。入屋坐定，川沙县长汇报了当地“土改”试点情况，他听了不作表示。中午，县里安排了一桌颇为丰盛的酒席。他一见，哈哈大笑说，我是吃素的，只要几味素菜就行了。这把县长急坏了。

正在为难时，从隔壁尼姑院里，闪出一位老师父来，她不紧不慢地说：“早上看到你们准备酒菜，我知道他不会吃。他一向素食。我已备了他欢喜吃的 菜啦。”说着端来了六样素菜。他和我们都吃得很高兴。

饭后稍事休息，乘船去城西乡。那里滨临东海，风景宜人。来迎接的是城西乡的乡长，五十来岁，嘴边留有一撮小山羊胡子，貌不惊人。他紧握了乡长的手问道：“你们乡的土改试点，搞的怎样？有没有出漏子？”乡长说：“土改试点进行尚顺利，嗯，没有漏子。”他看这位乡长有些迟疑，就追问他。乡长这才说：“有个大问题难以解决，农民对此很有意见”“什么大问题？你快说，我帮你解决！”他催促道。乡长鼓足勇气说：“我们乡里，有个大地主，群众多年来受尽他的冤气，准备向他说理斗争。不料这个家伙逃走了，听说逃到北京。请你老帮助家乡农民，把这个地主弄回来。”他听了虽说“好！好！”却急忙把话头转开，问站在旁边的一位同志：“这里离公墓远不远？”那同志答道：“很近！”于是，我们一行就转头去公墓。只见他急急地向一座新立碑石的墓地走去，接着痛哭失声。他的警卫，见状忙赶上前，把他扶住。经我们再三劝慰，他才蹒跚离开。原来这座墓内安葬着一位民主人士，是国民党逃跑前在上海被屠杀的。

我们一行回到川沙，已万家灯火了。匆匆登车回到上海。晚饭后，他对我说，明天休息。邀我第二天晚上去上海大厦共进晚餐。那是一桌丰盛的酒宴，在座的除他夫妇外，还有个陌生人。酒席间他指着陌生人对我说，“这位先生，浦东农民对他有意见。以前，他的立场观点，是在相对方面，所以说的话和做的事不对，农民当然有意见，这也不奇怪。现在不同了，变了，他要站在我们这方面来，世界观在改变。今后有机会，请你对浦东人民解说解说！”这位先生面带愧色，站了起来，对我说道：“请两位帮忙！”

不几天，他回北京去了。后来得悉，他就松江新区“土改”试点所了解的情况，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报告说，“松江新区土改试点，执行政策正确，没有错误。死人是事实，但这些人的民愤极大，罪有应得。”这件事使我颇为感慨，解放了，换了人间，一切都在改变，我们的民主人士朋友们也变啦！

(注：本文摘自《顾复生回忆录》，顾复生时任松江专署专员，辖上海周围十个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