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鹏、乔丽娟 等：新时期健全科技评价体系的思考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党的二十大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心任务，明确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确立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建立引导各类科技人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的评价“指挥棒”，对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意义深远、影响重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作出“深化科技评价体系改革”“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的改革部署。新时期面对新要求，必须锚定科技强国建设战略目标，不断深化对创新发展规律、科技管理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的认识，以系统思维、创新方法和扎实举措将科技评价改革推向深入。

 

一、科技强国建设需要遵循的科技评价导向

 

新时期建立良好的科技评价体系，应瞄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坚持价值引领，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树立科技界广泛认可、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为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提供强大助推力。

 

一是使命导向：激励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为国家战略必争领域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提供强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当前，美国、欧盟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探寻以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政府主导、使命导向的创新成为应对“大挑战”的重要政策路径。我国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作为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核心要素，发挥着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于我国而言，科技发展基本逻辑发生深刻变化，从“追赶”转向“突围”，从“支撑发展”到“引领变革”。党的二十大提出“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就是把国家重大战略和公共利益嵌入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选择之中，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集中资源和力量推动重大突破。面向建设科技强国健全新时期科技评价体系，首要任务就是要激励广大科研人员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勇攀科技高峰，投身“国家事”隐姓埋名，全力投身科学研究，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实现重大创新突破。

 

二是内驱导向：激励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让研究驱动力更多回归科学家“探求新知的内在渴望”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出发点往往是科学家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从实践看，凡是取得突出成就的科学家都是凭借执着的好奇心、事业心，终身探索成就事业的。”牛顿对苹果落地的好奇引发了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爱因斯坦对光电效应的好奇推动了量子理论的发展。这些例子表明，好奇心是科学发现的重要催化剂。近年来，我国针对科研人员实施了一系列放权、放利、放活的政策举措，特别是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在科研人员考核评价中充分体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让真正有作为、有贡献的科研人员“名利双收”，有力激发了科研人员的活力。但与此同时，注重外在激励的评价政策也诱发了科研人员价值取向“物质化”不良倾向。面向建设科技强国健全新时期科技评价体系，应在外在激励的基础上，更加注重释放科研人员“醉心于学术追求”的内在驱动力，将“要我创新”的被动响应转化为“我要创新”的主动探索，鼓励科研人员勤奋钻研、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

 

三是包容导向：激励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为建设科学繁荣的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打造优良科研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与其他领域相比，科技领域是最需要激发人的创造活力的领域。每次世界科学中心形成之前，都是在哲学上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文化上塑造了理性、批判、开放、包容的科学精神，形成了追求真理、探索未知、崇尚创新的社会价值观。‌文艺复兴运动是意大利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文化基础；英国的民主主义思潮（特别是启蒙时代的思想）推动了科学、政治和社会的变革，让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到英国；法国启蒙运动强调理性、自由和平等的思潮推动了科学、政治和社会的现代化，由此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到法国；德国的批判哲学，尤其是康德的哲学，对科学方法产生深刻影响，成就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早期发展，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到德国。在我国，毛泽东同志早在1956年就曾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号召全国各界人士积极参与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的讨论和辩论，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我国进入“科学的春天”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大论断，科学界在思想上得到极大解放，40多年来推动科技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向建设科技强国构建新时期科技评价体系，还应适应引领性原创性颠覆性创新需要，从服务“跟跑式创新”转向激励“引领式创新”，建设更加包容、开放的科研文化。

 

二、科技强国建设需要解决的科技评价问题

 

近年来，我国科技评价紧扣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励”（以下简称“四唯”）倾向，突出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部署了系列重要改革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此同时，仍存在“以刊代文”的惯性思维、“以帽评人”的不良倾向、“打招呼”现象屡禁不止等情况。在表象问题背后，反映出科技评价中存在明显价值传导偏差的现实困境，其中，科研分权后的多重制度逻辑冲突是动因，“选拔式”评价惯性思维是诱因，科研管理过度追求公平和控制成本成为“催化剂”。

 

（一）科研分权后多重制度逻辑冲突引起评价价值传导偏差

 

1985年我国连续推动科技体制改革，科研组织管理的分权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所长负责制和现代院所制度——从行政机构向科研机构分权；基金制——从政府部门向科学共同体分权；重点实验室建设——从科研机构向弹性研究组织分权；课题制——从科研机构向科学家分权。随着向下分权，大大增加了管理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导致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发生多重制度冲突。从科技评价的角度看，国家层面，尝试以竞争、激励、放活来提升创新绩效，其中，课题制将经费、人员、资源调配权从科研机构更多地转移到个体科学家层面。科研人员层面，作为“理性人”谋求更多资源、获取更大自我利益，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的角色让科研人员进入“更高学术地位、更多学术资源”的嵌套循环。科研单位层面，为保持其竞争优势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国家科研单位绩效目标管理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通过评价“指挥棒”引导科研团队和人员竞争国家项目以及其他学术资源，把人才“帽子”作为单位引进人才、分配资源的主要依据也变得合理起来。在上述过程中形成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冲突，导致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的关注重心从取得重大科学发现、做出重大社会贡献等方面，变成了积攒论文、项目、“帽子”、奖励等“科研成果”，也导致整治“帽子满天飞”后，“戴着帽子满天飞”现象越来越突出，“圈子”文化逐渐成为默认的潜规则，这无疑成为当前科技评价导向传导出现偏差的基本动因。

 

（二）“选拔式”评价惯性思维诱发了科研评价重形式、不重内容的“以刊代文”现象

 

我国科技评价中仍存在“重事前、轻事后”的现象，科研人员普遍反映科技计划项目“难进易出”，人才计划和人才项目评价重心放在了“选拔”过程，对资助后的管理重视程度不够。上述情况，实质上诱发形成了“选拔”式的评价观念，科研圈普遍默认一旦科研人员被“选拔”为重要项目负责人、重要人才计划资助对象，就上升到了相应的能力层次。这种现象在“以帽评人”“爬梯子”式人才评价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科研圈默认把人才“帽子”当成人才成长的台阶，科研人员担心“一步慢，步步慢”，难以把更多精力放在静心做科研上，科研目标偏向于更大项目、更高奖励、更重人才称号。上述情形导致科研人员花费更多精力写各类申请书“买门票”，而不是真正做科研，以至于不少科研人员感叹“培养了一批写本子的人才，而不是做科研的人才”，更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

 

（三）科研管理追求公平和控制成本不仅导致指标量化倾向，也导致非共识、颠覆性技术易被淹没

 

确保公平是科技评价的内在要求，但过分强调公平可能会引起适得其反的效果。例如，对科研单位的调研发现，不少单位为了确保公平，同时较好控制管理成本，倾向于采用量化指标开展考核评价，引起科研人员倾向于“短平快”易见成效的热门研究，既导致大量科研方向扎堆和挤兑现象，又制约了科研人员探索颠覆性技术领域。又如，强调公平的评价机制必然强调达成共识，非共识项目难以被评出。研究组2023年开展的问卷显示，科研人员认为“尚未建立原创性、非共识、颠覆性等项目非常规评审机制”“社会机构利用少量定量指标进行简单排名”的情况没有改善或变得更差的人数占比分别达到50.9%、48.4%。建设科技强国进程中，我国科技逐渐进入领跑位势，上述科技评价思维明显会导致评价“指挥棒”无法引导科研人员探索科技前沿“无人区”。

 

三、科技强国建设需要推进的评价改革路径

 

建成科技强国，只争朝夕；深化科技评价改革，时不我待。科技评价是世界性难题，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新的历史时期推动改革，应与科技体制改革各个环节统筹考虑、协同推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配套性。就科技评价改革自身而言，建议着重把握好四个方面。

 

（一）坚持顶层引领，在科技评价中树立鲜明的实效导向

 

树立良好科技评价导向，政府评价是“总开关”，当前急迫需要树立“谁干评谁、不干不评”原则，落实“谁用谁评”要求，扭转“重前轻后”“重过程管理轻绩效考核”的做法。把维护研究质量和保护研究完整性作为重中之重，关注取得了什么突破、解决了什么问题、做出了什么贡献。针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重大科技任务，考核评价要坚持目标导向，特别是对于应用示范项目更多采取应用推广相关方评价、市场评价等方式。针对基础研究项目，考核评价也要从关注“资助谁”转向关注“产出了什么”，比如人才计划项目的管理思路可以从通过“竞赛”选拔一批人，转变为邀请一批人参加“长跑”，通过稳定的经费支持和严格的绩效考核，资助人才加速成长。针对科研单位，特别是国家实验室、中央级科研院所，要推动建立使命导向的长周期绩效评价制度，将评价结果与经费资助、机构调整等挂钩，形成绩效目标清晰、评价导向鲜明、结果反馈有力的科研机构评价工作机制。同时，还应精简考核评价，纠正“为评而评”情况，取消不必要评价，减少多头评价、重复评价。

 

（二）坚持理念先行，建立最大化包容性和多样性的评价标准

 

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研氛围，建立突出实效、多元包容的评价标准是关键。新时期深化科技评价改革，建议推行负责任的评价原则，在评价标准设计中突出包容性、多样性。其中，减少对定量指标的直接依赖极其关键，应确立质量优于数量的基本原则，明确量化指标应该支持而不是取代专家判断，鼓励在评价中推行叙事性简历，更加全面地反映研究的质量和影响力。此外，规范并强化科学共同体自我评价功能，引导其真正发挥科学交流、维护竞争和协作、塑造科学规范和方法、与社会的适应和互动等作用。具体措施上，建议引导科技类社会团体在各自领域积极开展学科学术评价和科研活动行为规范制定，鼓励其举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科技奖，进而增强我国科研生态的吸引力、包容性，为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研生态提供支撑。

 

（三）压实主体责任，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人才评价正确价值导向能否不打折扣传导落地，打通“最后一公里”是关键。建议减少对用人主体内部评价活动的微观干预，压实用人单位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中的主体责任，支持其结合自身特点探索差异化评价方式，增强服务意识和保障能力。科研单位要结合单位使命宗旨和国家创新需求，完善人才评价相关制度，推动人才评价更加注重科研实际贡献，避免比拼人才“帽子”、国家项目、SCI论文，更加注重团队贡献，淡化个人排名，为优秀团队、人才的长期发展、产出重大科技成果创造环境。此外，坚决反对滥用评价结果，纠正基层在竞争国家奖励和人才“帽子”中存在的不良倾向。

 

（四）严格作风学风，引导专家负责任地开展评审评价

 

近年来，个别专家不负责任的评审评价行为时有发生，不仅影响了评价公正性，也影响了专家评价的权威性，成为影响同行评议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挑战。专家“评审权力”也要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议完善同行评价诚信制度和监督制度，遏制“打招呼”等请托行为，不断提升同行评价质量和水平。加强专家评审评价权责对等的制度设计，例如推行评标专家负责制，建立评审专家科研信用记录与评价机制。推动专家评审评价公开透明，例如在职称评审等事关科研人员切实利益的评价中，尝试推行开放式答辩评审，单位全体人员均可自愿参加，把评审活动放在“阳光”下。引导学术共同体发挥行业自律自净作用，推动其制定完善本领域科研活动自律公约和职业道德准则。

 

（作者：魏鹏、乔丽娟、田德录、霍竹；来源：《科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