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发出相关指示，决定全国范围内不再张贴现任和历任中央领导人的画像。首当其冲的，是开国领袖的画像被快速撤下了中国老百姓精神殿堂。四十年后，领袖画像却在农贸市场等场所悄然复苏。这一禁一兴之间，折射出了深刻的社会心理变化。据说，1980年的“禁贴领袖像”，是基于对文革的深刻反思。
当时，高层将“个人崇拜”视为十年文革的重要根源，邓小平多次强调国家命运不能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禁止张贴领袖像，就是要用制度方式“消毒”个人崇拜，切断“造神”惯性，防止再次出现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的局面。这反映出当时社会对稳定、理性政治环境的渴望，人们希望通过去除个人崇拜的符号，回归到正常的政治秩序和集体领导体制上来。同时，这一决策也是为了配合新的权力格局构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强调“集体领导、民主集中”，悬挂领袖像容易固化“个人高于集体”的心理暗示，撤掉画像则是为集体领导扫清符号障碍，减少心理阻力。
这表明社会心理从对个人权威的盲目追随，逐渐转向对制度权威和集体决策的认同。此外，禁止张贴领袖像还考虑到了国际观瞻和城市景观的转型。对西方开放中国市场，就不能让西方看到他们眼里的“红色文化”。
当时中国已决定对外开放，“满城挂像”被外国媒体类比为“个人独裁”的视觉证据，有碍国际观瞻。去掉领袖像，是向外部世界释放“去个人化”“正常化”的信号，符合引进外资、技术的外交氛围。
同时，这也配合了城市景观与商业广告的“去政治化”转型，为城市空间的功能转换开了绿灯。这体现出当时社会心理中对国际形象和经济发展的重视，希望通过去除一些过于政治化的符号，展现一个开放、民主、主动靠拢西方的国家形象，以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推动经济发展。
近年来领袖画像在民间的复苏，同样有着复杂的社会心理背景。从民众自发的文化需求来看，部分民众将领袖画像视为辟邪、祈福的象征。这与民间信仰和传统习俗有关，也与怀旧心理有关。例如，四川仙市镇的赶集活动中，毛泽东画像因民间传说的“辟邪”作用成为热销商品。汽车挂件，也大量用上了毛主席的头像，各地的广场雕塑，红色文化旅游景点也在争议中，呈现出逐步增加的势头。
这反映出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将对领袖的崇敬与传统的文化心理相结合，领袖画像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和精神内涵。同时，领袖画像也承载了特定群体的集体记忆，尤其是中老年群体对革命历史的怀念。
作为贫富悬殊时代的弱势一方，不少人开始怀念那个时代里当家做主的感觉。农贸市场作为传统商贸和社交场所，是底层老百姓最为集中的地方，达官贵人很少光顾这种地方。领袖画像的销售满足了这类情感需求。上海解放时期绘制的毛泽东、朱德画像，不同历史时期领袖画像的复制品，连接着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也被民众热烈欢迎，体现了历史情感的延续。
这表明人们对领袖的情感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更是包含了对那段艰苦卓绝又充满希望的历史的记忆和情感寄托。从政策规范与监管介入的角度来看，虽然政策对滥用领袖肖像的商业行为存在明确限制，但也有一些农贸市场通过政策引导，将红色文化融入市场升级改造中。这说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认可了合理、合规的红色文化宣传，民众对领袖画像的需求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政策的默许。
这种政策与民间行为的相互作用，反映出社会心理在传承红色文化和尊重历史方面的共识，同时也体现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对于文化产品和精神需求的多元化追求。今年西藏和新疆的两次庆典活动也开始悬挂领袖像，无疑会在民间产生示范作用，进一步推动这个现象的发展。
从官方禁止到民间复苏，这四十年沧海桑田，折射出了社会心理从对个人崇拜的反思与警惕，到对历史记忆的珍视和对文化传统的传承，到文化自信的重建，到中西方平等交流的可能，从对政治符号的简单接受和排斥，到对多元文化和精神需求的包容与追求，到民间社会主体意识的觉醒，但对信仰焦虑自我调节。这种变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反映了人们在思想观念和心理层面的不断成熟和进步。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本文与人工智能合作完成，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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