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年，中国正值从战乱走向稳定的关键阶段。城市工人失业、农村征购负担过重，一度成为严重影响国家安定的棘手问题。面对这些情况，毛主席亲自作出指示，推动解决。然而，这些还只是表面的问题，更深层、更隐蔽的危机正在悄然滋生——干部腐化、权力膨胀、群众信任流失。
中共中央办公厅接到的群众来信，内容五花八门，令人震惊。信中揭露了一些地方干部贪污腐败、大吃大喝、欺压百姓，甚至强迫群众无偿为其盖房，抢占民地。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地方，也波及军队系统，连一些高级干部的家属也站了出来。
某一年，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八九位部队高级将领的夫人结伴上访，要求见毛主席。她们控诉自己的丈夫在进城后生活腐化，背弃革命初心。有的将领抛弃糟糠之妻，另觅年轻美貌女子；有的暗中包养情妇；有的对职级不满，终日酗酒闹事，骂人摔东西；更有甚者，指使部下为其谋取利益，占用豪宅大房。这些夫人本身也都是有革命资历的人，她们提出的不是家务琐事，而是一场对“干部蜕变”的警告。
她们的名单里有不少中央高级干部的名字。一位负责群众接访工作的工作人员，原以为她们是普通来访群众，结果发现个个都是“重量级”。她们一开始坚持要见毛主席，见不到主席就不肯离开。但最终，她们意识到这样做不现实，于是请求工作人员认真记录她们的情况，“一定要汇报给毛主席”。
这位工作人员并没有推诿，而是反复进出办公室，一边安抚，一边整理报告。他清楚事情的分量，不敢写得太具体，却也将所有人名列得清清楚楚，连同概括性的问题汇成一份专报，递交毛主席审阅。
毛主席看得非常认真，报告上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划杠批示，字迹严肃。毛主席随后作出长篇批示，要求相关高层领导查实情况，并责成罗荣桓负责处理。此事没有经过秘书系统，而是罗荣桓直接向毛主席汇报。
不久之后，人们发现，在重要会议和国庆招待会的名单中，有些熟悉的名字悄然消失了。从未再露面。显然，处理是严肃的、果断的。罗荣桓为人正派，行事稳重，他的介入意味着这场整顿动了“上面的人”。
后来高岗事件爆发时，有人才开始回想起这件事。当时的那批“老大姐”揭露的问题，并非孤例。腐化、变质的“高岗们”，在党内远不止一个。
这些问题，虽然有时看起来像是干部个人的私德问题，但背后却隐藏着更深的政治隐患。它们腐蚀了党的形象，动摇了人民的信任。而毛主席对这类问题从不掉以轻心——涉及高级干部的情况，统一以“专题报告”形式汇报，绝不含糊。有些问题，他直接批示给大区书记调查；有些由中央部门主导查办；还有些特别严重的个案，甚至亲自交给董必武过问。
干部腐化的问题越演越烈。到1951年底，毛主席决心发动“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这场运动中，毛主席作出一个震惊全国的决定：枪决刘青山、张子善。很多人都难以接受，因为这两人曾有功于革命，职位不低。有人替他们求情，说不必杀。但毛主席反复斟酌，最后还是下了决心。他说：“他们也算是为革命最后做个贡献吧。”这句略带无奈的话，传递出一种深重的悲哀——为了守住党的纪律和人民信任，不得不“以血立威”。
历史有时会遗忘细节，但文件不会。所有涉及高级干部的专题报告、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当年都被严格保存。没有人敢轻易销毁。因为那不仅是文字，是一段党史的见证，是警醒世人的教训。
如果这些文件能被公开，让今天的人看到建国初期那段干部蜕变的真相，也许人们会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后来毛主席会亲自发动那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大革命背后的出发点，和对党内腐败的警惕，却不是无的放矢。
作者：红友队长；来源：东方红纪念馆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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