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后，通过五次战役沉重打击了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美国通过苏联提出停战谈判。毛泽东同意谈判并指挥我方谈判代表与朝鲜方面谈判代表密切协同，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使军事斗争配合政治斗争，在谈判桌上挫败了美方的阴谋。迫使他们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从而胜利结束了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一开始就把这次谈判看作是全面谈判，包括政治和军事。即：美国方面必须实际上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存在而谈判，在政治上，一定要揭露美国想称霸世界的阴谋，它发动朝鲜战争的不义性，它必须承担战争责任。谈判期间不能让美国在军事上占便宜，对于美国的军事进攻必须予以坚决打击，继续争取我们方面的军事主动性，使我们方面在军事力量上占绝对优势。另外，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美国侵略朝鲜，朝鲜是抵抗一方，谈判形式上，要在美国和朝鲜之间进行。中国政府仍然保持不以官方正式派军队作战的形式，而以志愿军代表形式参加谈判。可见毛泽东当时的考虑是很周到细致的。中国方面虽然是以志愿军代表形式参加谈判，但实际上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与西方敌对者进行的国家之间的重要谈判，而且谈判关系到朝鲜战争的结局，因此毛泽东对这次谈判很重视。他是按照全面的国家关系来设想这次谈判的，因此，他在选择谈判主要负责人方面，有自己的考虑。他选择周恩来主持这次谈判。在谈判开始之前，毛泽东就把正在大连休养的周恩来召回北京，和他共同商定了谈判的许多重大问题。之后，周恩来即开始工作。周恩来选定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李克农为一线谈判主要负责人。又指派对国际问题富有研究的乔冠华担任李克农的助手。李克农一行临行前，周恩来特别交待，要认真听取朝鲜方面的意见，尊重金日成的意见，要先见金日成，与他们共同确定谈判方案，达到中朝双方的完全一致。因此，李克农一行赴朝后就要先见金日成，他们于1951年7月6日晨抵达金日成指挥作战的地方——平壤东北约15公里的君子里拜见金日成。李克农一行到达的当天上午，金日成就接见了李克农一行。就在金日成接见李克农一行之前，他已经接到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在电报中请金日成考虑指派朝鲜方面的谈判主要负责人。对此，金日成早有考虑，当即指定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动员局局长金昌满少将以上校名义为中朝方首席联络官。中朝方面谈判的主要负责人确定后，还要组成谈判代表团，要有一些人参加。毛泽东让彭德怀在志愿军中选择。由彭德怀提名，中共中央同意，确定志愿军方面由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参加谈判代表团。朝鲜方面，金日成指派人民军总参谋长兼第二军团长南日大将为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李相朝为代表。毛泽东分析，美国政府的总方略是从朝鲜战场上脱身，但美国人看不起武器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和朝鲜人民军。虽然他们在战场上遭到失败，却并不甘心，想通过谈判捞到一点便宜，赚回一点面子。这注定了这次谈判的打打谈谈的特点。因此我们对谈和打都要有准备。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商谈时就重复过自己过去说的话：“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在停战谈判开始前的7月2日，毛泽东指示志愿军：极力提高警惕，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空降，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毛泽东还指示回国汇报的彭德怀：要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使美帝国主义完全陷于被动。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必须树立持久战和积极防御的思想，绝不能对敌人停战谈判抱有幻想。彭德怀深刻领会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并且回到朝鲜前线后立即向下级作了传达。在谈判到来之前，毛泽东和金日成都预计到朝鲜战争将转为持久战，中朝方面要为此做好准备，并且确定了打持久战，在持久战中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志愿军司令部对这一方针是坚决贯彻执行的。谈判开始之前，志愿军党委就命令第一线部队即开始利用朝鲜山多林密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当时志愿军党委确定在作战形式上改为“以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的拉锯战形式，即积极防御与短促出击相结合的作战形式”。在作战指导思想上，毛泽东提出了“零敲牛皮糖”的新的战术思想，就是以打小歼灭战的方针，积小胜为大胜，逐渐消耗敌人的力量。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了。毛泽东十分关注谈判进展情况。每次谈判情况，都通过在板门店的我方主要领导同志李克农传到北京，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再报告给毛泽东。遇到重大问题，毛泽东都是与周恩来商议，并与金日成沟通后，作出决定，传到板门店，指导谈判。谈判开始前，毛泽东、周恩来、金日成取得共识：中朝军队的战线在三八线稳定之后，再向南进攻，已经不那么容易了。沿三八线停火，恢复战前状态，也就达到了目的，因此确定了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停战的原则。据此，7月26日，中朝方面的谈判代表提出了一个原则性建议：以三八线为停战分界线，双方各自后退五公里，建立非军事区，脱离接触。本来，美方面一开始是确定沿三八线停火的，他们认为，这也就恢复了战前状态，达到了他们维护自己面子的主要目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公开表示过愿在三八线解决争端。这件事情眼看就顺利解决了。不料，此时一向主战的美军队将领又提出：以三八线为界，对美方军事上极为不利，不能以三八线为界。美方谈判代表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想在谈判桌上捞一点便宜。谈判时他们提出，不能以三八线为界，要向北方纵深地带另外寻找停战分界线。他们说：三八线只是一个纬度线，没有可以利用的地形，以此为军事分界线不利于建立防御阵地与部队的安全。在一次谈判会上，美方代表霍治竟然露骨地说：“如果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根据地形，我方在东线后撤之后难以重新攻取，而你方在西线后撤之后，则易于重新攻取。”后来他干脆直接提出了一个向北推进的停战分界线方案：中朝部队在临津江以东从现有阵地后撤38到53公里，在临津江以西从现有阵地后撤约68公里，双方以此线为界实现停战。美方提出这个建议，改变了他们原来的意见，与中朝方的意见相差太大。
情况很快就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指出，我们在谈判桌上揭露，在军事上也要有所准备。中朝方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揭露了美方提出这样的方案，是没有诚意，还在准备战争，美方代表理屈词穷，无话可说，却仍然坚持他们的方案。这样，谈判陷入僵局。接下来的小组谈判，也没有任何结果便结束了。小组会结束后，志愿军谈判代表团于8月17日召开了一次党委会议，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会上确定的原则是：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在保证获得更实际的利益的前提下让一点步。我方让步所提初步方案是以实际军事接触线划停战军事分界线。我方提出这个方案是基于这样的分析：后来，柴成文在《板门店谈判》一书中回忆这段史实时写道：在东线，对方虽在三八线以北占的地方比西线我在三八线以南占的地方要多一些，但那里多是山区，交通不便，人口少，耕地不多。而西线我在三八线以南所占地区，从经济讲，那里多是平原，交通发达，人口多，产粮多，又有开城的高丽人参。从面积讲，瓮津半岛加上沿海岛屿，虽比东线略少一些，但保住了开城这个正在进行谈判的古都。从政治上讲，如以三八线为停战的军事分界线，停战后我再退出开城，从开城人们的心理讲并不有利。因此，无论从经济、面积、还是政治上讲，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我并无不利。但是，在坚持原则基础上让一点步只是中方的意见，还要征求朝鲜方面的意见。会后，李克农便找南日、李相朝等朝鲜方面的代表商量。他们本来也有这个打算，实际想法和中方代表基本一致，因此，他们立即表示同意这个意见。中朝方代表的意见必须经过中朝两国最高领导人批准。于是，中朝代表团分头向两国领导人汇报这个提议，志愿军方面先向彭德怀汇报，彭德怀同意这个意见。接着，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很快批准了这个意见。正在中朝方准备让步时，美方面却认为，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可以用武力得到。他们自恃武器装备好，也觉得自己的兵力调配得很好了，便开始动用武力，想造成他们实际控制三八线以北部分地区的事实，以便迫使中朝方在谈判桌上让步。他们先搞小动作进行挑衅。然后以此为借口搞大规模军事行动。8月19日在谈判中立区，南朝鲜军事人员枪杀了朝中方面军事警察姚庆祥，22日，美国军用飞机轰炸了朝中方谈判代表团的住所，使停战谈判被迫中断。随后，美方发起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集中优势兵力，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向三八线以北中朝方阵地猛攻，企图一举将中朝前方阵地摧毁，然后以优势兵力将中朝方军队向北挤压，甚至还打算重温其军队开到鸭绿江的旧梦。对于美方的军事进攻，毛泽东提出，要坚决予以打退。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予敌以坚决还击，不仅顶住了美方的军事进攻，还消灭了对方大量有生力量，美国的空军、炮兵也遭受重创。美方以极大兵力消耗新占领的三八线以北一点地方，中朝方向南突进占领了一些地方，并且占领了许多制高点。最后一计算：双方实际上打了一个平手。美方见在战场上讨不到便宜，又提议开始谈判。10月25日，谈判重新开始。毛泽东关注着重新开始的谈判。他在前方谈判代表提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让步方案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征得金日成同意后，于10月24日，由周恩来出面，对停战方针做出具体指示：“我方在复会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可主动提出双方可将原提议的分界线保留不谈，而各提一个双方可以接近并准备对方考虑的新分界线。如果对方仍坚持原来他所提的深入我方战线内的分界线而不同意各提一个可以接近的新分界线，在我们也不忙提出新的方案，看他几天再说。如果对方同意，我方即可提出依照现有战线加以调整的方案。照此方案与对方争论的结果，有可能达到在就地停战加以调整的现实基础上划定军事分界线的目的。”周恩来的指示为中朝方继续谈判指明了方向。美方在战场上没有讨到便宜，回到谈判桌上，就老实了许多。在美方已经老实一些后，毛泽东提出，可以在坚持我方既定原则基础上，对方案做些小的调整，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按此意见，11月10日，中朝方又提出一个新方案：（1）确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各退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地区。（2）小组委员会应即根据上述原则校正现有实际接触线，以确定双方同意的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确定军事分界线两侧各两公里之线为非军事区的南北缘，划出非军事区。（3）小组委员会在停战协议全部商定后但尚未签字前必须按照双方实际接触线届时所发生的变化，对上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作相应的修改。中朝方的新方案实际上是在现实军事状态下提出的，是现实而又合理的，并且已经包括了让步因素。美方也拿不出新方案，只好表示同意，但又说，要把这个方案上报美国政府决策人。他们上报后，艾奇逊却不同意。艾奇逊的态度和美方面在谈判中的种种表现，经记者们通过各种渠道向世人透露出来，遭到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普遍反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反对，中立国反对，连美国的主要盟国英、法等国，也对美国在朝鲜打这种僵持局面的战争却又总是想维持面子十分反感。用艾奇逊的话说，“他们对朝鲜战争的热情已达到了无可再低的最低点”。在美国内部，从全球战略考虑主张尽快结束朝鲜战争以便美国集中兵力争夺欧洲的人也对艾奇逊以划分军事分界线为由无限期拖延停战谈判不满。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发牢骚说：“我不知道我们为何要在开城问题上争吵不休，这对我们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艾奇逊也不得不让步，表示可以考虑接受中朝方的方案。17日，美方代表在谈判中初步表示接受中国的方案，但要加上一个前提条件：有效期为30天（在本协议批准后30天内已经签字，则不论双方实际接触线有何变化，该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应不再予以变更；如果军事停战协议在本协议批准后30天之后签字，则应按将来双方实际接触线的变化修正上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中朝方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意见，也作了让步，同意加上有效期为30天，并对方案略作修正。23日，停战谈判小组委员会双方代表就军事分界线达成正式协议。之后，双方派军队参谋人员组成划界小组，在双方认可的地图上共同按照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的方位和坐标，确定军事分界线，接着又划出非军事区的南北缘。由于双方军队实际控制线是确定的，这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仅仅用了不到四天时间就搞完了。27日，双方代表团举行正式谈判会，通过了参谋人员划出的军事分界线。至此，双方在实质问题上总算达成了第一个协议。但是，半年时间过去了，眼看就到1952年了本来，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的总统候选人演讲竞选中表示，若自己有幸当选，会亲自前往朝鲜半岛寻求胜利的方法。可是，他当选美国总统后，由布莱德雷等人陪同，对朝鲜进行访问期间却表示，要通过军事打击，迫使中朝方在谈判桌上让步。中朝方不让步，美国就决心把战争打下去，甚至威胁说，美国为了战争的胜利，可以考虑使用战术核武器。面对美国的威胁和核讹诈，毛泽东针锋相对，不久即在一次讲话中坚定表示：“不管是杜鲁门还是艾森豪威尔，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毛泽东后来又强调：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美方见威胁不管用，只好再次寻求谈判结束战争，而结束这场战争的关键，是谈判中涉及的战俘问题，美国政府决心通过让步来解决这个问题。此时，国际红十字会的一项提议，给了他们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面子。1952年12月13日，国际红十字会发出倡议，提议朝鲜战争双方在达成交换战俘协议以前，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先行交换伤病战俘。美国得知国际红十字会有此倡议，觉得找回自己体面的机会来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便打出恢复谈判的信号。1953年2月22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军队领导人，提出了与国际红十字会相同的建议。我方表示同意恢复谈判。此时，连美国的老盟友英国都表示：中朝方面的这个方案是一个“新的和平希望”。但美方面还想在战场上再讨一点便宜，一直拖着，同时在战场上也不断采取集中兵力向中朝阵地进攻的行动。毛泽东料到了这一点，提出了谈和打双管齐下的方针，说：我们“谈要耐心，打要坚决”。中朝军队最高指挥部命令部队在战场上坚决反击，再次予以美国军队以沉重打击。经过谈判桌上和战场上的反复交锋，美方彻底认识到，他们再也讨不到便宜了，才不得不罢手。1953年5月25日，美方谈判代表表示：基本接受中朝方面的建议。1953年6月8日，美方与中朝方代表团在板门店正式签订关于遣返战俘的协议，同时签订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文件。长期阻碍朝鲜停战谈判进行的战俘遣返问题终于解决，美国的脱身政策可以实现了，而中朝方面也达到了预期目的，板门店出现了和平的曙光。正在双方准备签字事宜时，不甘心的李承晚却声言：“不能接受如同对韩国宣告死刑的停战协定”。接着，李承晚单独搞所谓的“释放战俘”，实际上是假释放后，让战俘参加他们的军队。6月19日李承晚单方面处理战俘的事件当天便传到北京，毛泽东当即指示中方谈判代表团：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给敌方以充分压力。毛泽东“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的意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我方向对方发出质问，二是军事上予敌以沉重打击。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金日成的赞同。20日，金日成、彭德怀即致函克拉克，要求立即追回全部被李承晚强迫扣留的中朝方面的被俘人员，并质问对方：“究竟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如果不能，那末朝鲜停战究竟包括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如果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则停战协定在南朝鲜的实施有何保障？”金、彭致信克拉克的当天，中朝方谈判代表提出谈判休会，直到美方做出保证后再重开谈判。也是在20日这一天，彭德怀到达平壤，布置中止谈判期间予李承晚军队以沉重打击事宜。他于26日晚间致电毛泽东，具体提出要再歼灭李承晚军队1.5万人的方案。毛泽东复电，同意彭德怀的意见，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再歼灭万余南朝鲜军极为必要。彭德怀立即到前线部署打击李承晚军队的战役。7月13日黄昏，志愿军万门大炮一齐开火，短时间内即摧毁了李承晚军队的炮兵阵地。志愿军和人民军战士发起冲锋，一个小时内即全部突破南朝鲜4个师防守的正面25公里的阵地，打到14日黄昏，拉平了金城以南战线，向南最远推进9.5公里，重创南朝鲜军队。南朝鲜“王牌军”第二军损失7300人，首都师也遭到致命打击。这就是著名的金城战役。毛泽东始终掌握着战争全局。他经过思考认为，从总体上讲，朝鲜战局已经定了，即在三八线一带停战，而美国要脱身，也打算在三八线一带停战。因此，停战的大局已定。毛泽东知道，李承晚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才出来捣乱的。金城战役打他一下是必要的，但打的根本目的还是要促成谈，因此，金城战役实际上具有“惩罚性质”。他指示，在金城战役准备及进行的过程中，也要与美国方面保持接触，以非正式方式继续谈判。通过金城战役，美国政府认识到，朝中方面在战场上已经有了绝对的主动权，在谈判中也是不会让步的，如果不就此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话，美国就会长期陷入朝鲜，这将严重损害美国的全球政治利益。在美国又拉又压之下，李承晚于7月9日以书面形式告知罗伯逊：“虽然我不能签订停战协定，但是我们不会阻挠它，只要根据该协定采取的措施和行动不损害我们民族的生存。”美方面决定主动认错后，提出恢复谈判，并在这次谈判中达成协议。1953年6月29日，克拉克致电金日成、彭德怀，承认李承晚“释放战俘”“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并保证“联合国军与利害相关的各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以取得大韩民国政府的合作”。意思是，他们是可以约束李承晚的。对于朝鲜战争之后的朝鲜半岛军事格局，毛泽东和金日成早有所料。就在三八线一带停战，划定军事分界线，已经达到了打击美国，维护远东和平的目的。抗美援朝战争已经将美李军队打败了，也打怕了，三八线我方军事阵地对方已经不可能攻破，志愿军取从朝鲜逐步撤出的办法，可使朝鲜稳固和发展，即使志愿军从朝鲜撤出后，中国在东北的军事力量以蓄势状态的存在，对美方是一种极大威慑，使其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可确保朝鲜安全。就此停战，正当其时。因此，毛泽东决定，同意恢复谈判。7月7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双方代表团定期会晤。7月10日，休会20天后双方代表团大会在板门店复会。中朝方在战场上取得了主动权，在谈判桌上的气也壮，中朝方谈判代表在恢复谈判一开始就向美国方面提出，美国方面必须就停战问题做出具体保证。美国方面不得不接受这个意见，又不甘心，便一点一点地后退。从7月11日至16日，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在谈判中陆续向中朝方做出了9项保证。中朝方谈判代表把美国方面陆续作出保证的情况及时报告给在北京关注谈判的毛泽东，也报告给金日成。毛泽东一贯倡导对敌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他认为这样已经可以了，现在是实现停战，结束朝鲜战争的最好时机。他的意见得到了金日成的赞成，于是，中朝两国最高领导人以特殊的联系方式和最快的速度，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此与美国签订停战协议。7月19日，中朝方代表团将美方的上述保证公诸于世。同时表示，尽管美方对部分问题的保证尚不能令中朝方面满意，但鉴于美方已做出了这些保证，中朝方面仍然愿意尽快讨论停战协定签字前的各种准备工作。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中朝方提出，按原来讲的分界线划分，并不合理，还要进行具体修订，同时提出了对中朝方十分有利的方案。在战场上的优势和主动，使中朝方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的提议也极具分量。美国方面不得不接受中朝方的提议。双方派出军事地理专家到现场再次校正军事分界线，并于7月22日确定了最后军事分界线，制成图本呈报双方谈判代表。24日双方谈判代表经过审议后，予以核准。双方决定：7月27日在板门店举行停战签字仪式。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克拉克签字时感到了耻辱。签字后他说：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胜的战争协定上签字的将军。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