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人民币的定价逻辑不仅是金融领域的关键议题，更是影响我国经济稳定和国际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人民币的定价逻辑不仅关乎国内经济的稳定运行，还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深入探讨人民币定价逻辑的多重维度，分析其对通货膨胀、汇率波动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并探讨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中防范潜在的危机，这个意义是重要的。
一、人民币汇率现状及关键问题
在当下复杂交织的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之中，人民币汇率的动态态势格外吸引着各界人士的目光。2025年4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向外界发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该数值定格在7.2038，相较于前一个交易日，出现了调贬58个基点的情况。进入202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极为频繁，市场中各路专业分析人士、投资机构以及普通投资者，对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向预测各执一词，难以达成统一的观点。从更为长远的周期视角深入回溯，人民币汇率的发展历程可谓跌宕起伏。自2015年那场意义深远的“811汇改”之后，人民币毅然开启了市场化定价探索的全新征程。在此进程中，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显著增强，不再如同往昔般相对稳定，而是与变幻莫测的国际经济形势，以及中美两国之间复杂微妙的经济金融政策博弈，产生了愈发紧密、千丝万缕的联系。
核心问题在于，人民币汇率后续将如何演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汇率波动不仅影响着各国间的贸易往来，更与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息息相关。按照真实情况计算，人民币与美元购买力真实比价约为1美元等于4元人民币甚至更高，但现实汇率却在1美元兑换7元多人民币徘徊。这种差异背后，蕴含着复杂的经济因素，如两国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经济增长的速率差异、国际资本流动的偏好等。这就引出一个极为关键且严肃的问题：2025年人民币应该升值才对，美元和人民币汇率关系，能否迈入1:6甚至1:5时代？此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深度关联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汇率大幅波动可能引发金融市场的动荡，影响企业融资成本与居民财富效应；关联通胀走势，汇率变动会传导至进出口商品价格，进而影响国内物价水平；关联国际贸易竞争力，人民币升值或贬值都将重塑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优势；关联庞大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汇率的起伏直接决定着外汇储备以本币计价后的价值变动。
二、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多维度影响
（一）资产、商品与服务价格层面
人民币对美元贬值，首当其冲的便是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商品和服务的全面“减价”。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当人民币贬值预期强烈时，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投资者出于规避汇率风险的考量，会纷纷选择抛售房产。这一行为犹如推倒了的多米诺骨牌，极有可能引发房价下跌潮。在一二线城市，大量投资者集中抛售房产，房源瞬间供过于求，房产中介门店咨询降价出售的客户络绎不绝，房价也随之呈现出直线下滑的态势。商业地产领域，以外资投资的商场、写字楼等项目，由于人民币贬值，其资产估值在换算成美元后大幅缩水。曾经繁华的商业中心写字楼，在人民币贬值后，其每平方米的估值按美元计算骤降，投资回报率也因之骤降，这无疑会极大地打击外资持续投入的积极性，一些原本计划追加投资的外资企业纷纷暂停或取消项目计划。在商品与服务市场，国内生产出口的服装、玩具等轻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因人民币贬值，价格更具“性价比”，短期内订单量或许会有所增加。然而，国内相关生产企业从国外进口的生产设备、原材料等成本却因人民币贬值而飙升。以服装生产企业为例，从国外进口的先进纺织设备价格上涨，棉花等原材料的进口成本也大幅提高，这严重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若这种情况长期维持，部分企业甚至面临亏损停产风险，不少小型服装加工厂因无法承受成本压力，不得不选择关门歇业。
（二）资源与劳动补贴层面
从本质上讲，人民币贬值有着深层次且影响广泛的经济含义，意味着我国正以国内的宝贵资源以及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变相地对他国货币、财政及金融体系进行补贴。我国作为全球举足轻重的制造业大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关键位置，大量出口产品高度依赖国内廉价劳动力与丰富资源所构筑的成本优势。当人民币出现贬值态势时，出口企业为维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往往会以更低的人民币价格将商品销往国外。如此一来，国外消费者仅需花费更少的美元，便能购买到与以往等量甚至更多的我国商品，这无疑等同于我国以牺牲资源价值与压低劳动报酬的方式，给予了他国消费者实实在在的价格补贴。
在国际金融领域，人民币贬值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同样不容小觑。若我国持有大量美元债务，人民币贬值这一变化将直接导致偿债成本大幅上升。举例来说，原本以特定汇率计算的债务金额，在人民币贬值后，需兑换更多人民币才能偿还等额美元债务，使得我国在债务清偿上承受着额外的经济压力。而反观美国等持有我国资产的国家，其持有的我国资产价值因人民币贬值而相对增值。这种一降一升的鲜明对比，致使我国在复杂的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财富分配天平严重失衡，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无疑是在间接补贴他国金融体系，让我国经济利益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三）资本流动与积累层面
人民币贬值会释放强烈的“鼓励向外国走资”的信号。在全球化经济的大背景下，国内高净值人群和企业的资产配置往往具有全球视野。一旦人民币形成贬值预期，出于资产保值增值的考量，他们会迅速行动，将大量资金转移至海外。一部分资金会流入美元资产，借助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强势地位来抵御资产缩水风险；还有相当一部分资金会投向国外房地产市场，例如欧美等房地产市场成熟、投资回报率相对稳定的地区；另外，一些对金融产品熟悉的投资者，也会选择购买国外各类金融产品。据相关数据显示，在过往人民币贬值周期中，短期资本外流规模显著增加。资本大量外流，致使国内资本积累率严重下滑。企业在融资时，面临着银行收紧信贷、资本市场投资热情下降等难题，融资难度大幅加大。许多新投资项目因资金短缺难以落地，实体经济中诸如制造业企业购置新设备、扩大生产线，新兴科技企业研发新技术、拓展新业务等计划纷纷受阻，实体经济发展受限。长此以往，经济增长动力被削弱，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步伐放缓，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的进程遭遇瓶颈。
（四）通货膨胀层面
人民币贬值极易引发大规模恶性通货膨胀，特别是在我国“两头在外”的经济结构模式下，输入性通胀风险呈几何倍数增加。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之一，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关键物资对进口的依赖程度极高。当人民币贬值时，这些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进口成本会大幅上扬。以原油为例，其价格上涨不仅会直接推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升，还会进一步传导至物流运输行业。运输企业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提高运费，这致使各类消费品的运输成本增加，最终引发物价全面上涨。从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因本币贬值陷入经济危机，国内物价飞涨，民众生活陷入绝望，到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中，众多国家货币大幅贬值，物价失控，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诸多国家因本币贬值引发恶性通胀的惨痛教训如同一座座警钟在耳边长鸣。这些危机严重破坏国内经济秩序，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无数家庭的财富瞬间蒸发，社会矛盾也因此被激化，对国家稳定与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三、美国贸易战背景下的汇率博弈
美国悍然发动贸易战，这背后实则隐藏着针对人民币汇率的“阳谋”。以关税举措来剖析，其加征关税的策略并非盲目为之，而是有着极为精密的汇率考量。当美国单方面决定对我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时，其内部的计算基础大有玄机，往往是建立在人民币贬值17%以上。从贸易经济原理来看，这意味着倘若人民币贬值幅度真的达到这一程度，我国出口至美国市场的商品，即便叠加关税成本，在价格层面仍能维持相对优势。美国国内消费者基于价格因素，对我国商品的需求便不会出现大幅下降，如此一来，美国心心念念想要改善的贸易逆差状况，也就难以得到有效扭转。进一步深挖汇率波动影响，一旦人民币贬值10%，基于复杂的汇率联动机制与市场预期因素，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极有可能突破1:8的关键点位，而这恰恰是美国在这场贸易博弈中所期望达成的局面，其背后潜藏着扰乱我国经济秩序、冲击人民币国际地位等多重不良意图。
回顾历史，在特定时期，汇率波动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美元汇率与人民币汇率达到1:8以上时，我国曾面临严峻的社会经济挑战。在20世纪90年代初，人民币汇率处于大幅波动的敏感阶段，彼时国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物价呈现出迅猛的飞涨态势，日常生活用品价格如脱缰野马，民众的消费信心遭受沉重打击，消费市场一片低迷。企业方面，经营成本犹如失控的列车，原材料、能源等成本随着汇率波动大幅攀升，不少中小企业因难以承受成本重压而陷入困境，甚至部分企业无奈倒闭。金融市场也未能幸免，股票市场大幅震荡，资金流动性骤减，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受到极大冲击。如今，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愈发紧密。若再次出现类似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极端情形，严重的输入性通胀将极有可能卷土重来。我国大量生产资料依赖进口，从钢铁、石油到高端电子元件等，这些关乎国计民生与产业发展的重要物资，在人民币贬值时，进口成本会直线上升。企业在面临成本飙升的压力下，为维持利润空间，只能将增加的成本转嫁到产品价格上，进而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螺旋。物价不受控制地持续上涨，民众手中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不断缩水，生活质量下降，不满情绪滋生。而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不断积累，不仅影响经济的平稳运行，更潜藏着严重的政治风险，对国家经济社会稳定构成不可小觑的巨大威胁。
四、人民币升值的战略意义
（一）债务转移层面
人民币升值对于我国平滑地向境外转移债务具有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持续席卷的当下，我国部分企业和金融机构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境外持有一定规模的债务。以大型跨国企业为例，它们在海外进行大规模投资、开展业务运营时，往往需要借入大量外币资金，这便形成了外币计价的债务。当人民币升值时，以外币计价的债务换算成人民币后规模相对缩小，企业偿债压力随之减轻。比如一家企业原本有1000万美元的债务，假设初始汇率为1美元兑换6.5元人民币，那么换算成人民币债务为6500万元；若人民币升值后汇率变为1美元兑换6元人民币，此时这笔债务换算成人民币就降至6000万元，企业在偿还债务时的成本显著降低。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可巧妙借助人民币升值的有利时机，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金融工具和政策安排，将部分债务负担合理转移至境外投资者手中。其中，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吸引境外投资者购买便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当人民币处于升值通道时，境外投资者购买人民币计价债券，一方面，债券本身的利息收益在人民币升值的加持下变得更具吸引力，因为其兑换成本国货币后收益会增加；另一方面，债券到期时本金的兑换也能让境外投资者获得额外收益。而我国通过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债务的域外分担，不仅能够优化国内债务结构，减少国内金融体系所承载的债务压力，还能降低系统性债务风险，为国内经济的稳健运行和金融市场的稳定筑牢坚实基础。
（二）贸易政策层面
人民币升值从贸易政策角度来看，其影响极为深远，等同于取消出口补贴或是变相加征关税，这一变化对我国政府财政及产业结构调整蕴含着重大意义。长期以来，我国部分出口企业过度依赖低汇率营造的价格优势参与国际竞争，这类企业的产品普遍呈现出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的特征。在国际市场上，它们主要凭借低价策略占据份额，利润空间微薄且抗风险能力较差。而人民币升值后，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出口产品因价格竞争力下降，在国际市场的份额面临被挤压的困境。这无疑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倒逼力量，驱使企业不得不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引进先进技术与人才，通过创新设计、优化生产流程等方式，提升产品质量与附加值。在此过程中，企业逐步摒弃以往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推动产业结构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方向转型升级，为我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迈向中高端水平奠定基础。
从政府财政角度深入剖析，人民币升值减少了对出口企业的隐性补贴，也就是低汇率补贴。以往，低汇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给予出口企业额外支持，而随着人民币升值，这一隐性补贴逐渐削减。与此同时，进口商品价格相对下降，在进口环节征收的关税等税收可能增加。因为进口商品以人民币计价后价格降低，刺激了进口规模扩大，进口环节税收随之增多。如此一来，政府财政收入结构得以优化，财政部门可将更多财政资源合理调配，投入到科技创新领域，助力科研项目攻关，培育新兴技术产业；投入到教育医疗，提升国民素质与健康水平；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交通、能源等网络，改善投资环境，全方位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通胀控制层面
人民币升值在抑制输入性通胀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对于稳定国内物价水平、防范未来可能爆发的严重通胀甚至恶性通胀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如前文所阐述，我国作为原油、粮食、矿产等大宗商品的进口大国，人民币升值能够显著降低这些商品的进口价格。以原油进口为例，当人民币升值10%时，若国际原油价格维持不变，国内进口企业采购原油的成本将相应降低10%。这一成本的下降会迅速传导至成品油、化工产品等下游产业。在成品油领域，生产成本的降低可能促使加油站零售价格出现一定幅度下调，减轻物流运输企业及私家车主的用油成本压力。而在化工产品方面，原料成本的减少使得化工企业能够在维持原有利润水平的情况下，适当降低产品出厂价格，或者在市场竞争中获取更有利的价格优势。通过稳定输入性通胀的源头，能够有效避免因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引发的物价连锁反应。这不仅为国内货币政策的灵活实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有助于央行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及时调整利率、货币供应量等政策工具，维持经济的平稳运行，还能切实保障民众的生活质量，避免因物价过快上涨而导致生活负担加重，让百姓在稳定的物价环境中安居乐业。
（四）境外资产处理层面
人民币升值为我国有序将境外资产进行资本化处理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自“一带一路”倡议稳步推进，我国企业国际化布局也在不断加速，在此过程中，我国在海外积累了海量资产。这些资产类型丰富，涵盖了能源资源项目，如在中东、非洲等地参与的石油、天然气开采项目，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奠定了基础；还包括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像在东南亚、非洲建设的港口、铁路、公路等，不仅改善了当地的交通状况，也为我国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往来提供了便利；海外企业股权更是星罗棋布，在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新兴市场国家的优势产业企业中都有涉足。人民币升值后，这些境外资产在换算成人民币时价值显著提升。我国顺势可运用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手段，将优质境外资产巧妙打包，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吸引全球投资者的目光，募集大量资金回流国内。或者积极与其他国家开展资产互换合作，例如用我国在某地区的基础设施资产权益，交换对方在特定领域的先进技术企业股权，以此实现境外资产价值的最大化利用。这不仅能为国内经济发展引入更为充沛的资金与宝贵资源，还能在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中，有力地增强我国的话语权与资源配置能力。
五、人民币的三重定价逻辑
（一）黄金法则
黄金法则在货币定价历史长河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核心在于货币价值与黄金储备挂钩。在金本位制时代，货币可按固定比率兑换黄金，黄金为货币价值提供坚实锚定。对人民币而言，坚持黄金法则意味着大规模增加黄金储备具有战略意义。黄金作为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具有稀缺性、稳定性与普遍接受性。增加黄金储备，一方面可增强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信用基础，提升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信心。当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信用货币遭受信任危机时，人民币因背后有充足黄金储备支撑，能维持相对稳定价值。另一方面，黄金储备可作为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缓冲器。在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时，可通过适当动用黄金储备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汇率预期，保障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波动。
（二）美元法则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占据主导地位，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受美元法则影响。美元凭借美国强大经济、军事及金融实力，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与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深刻影响我国经济金融运行。然而，过度依赖美元法则存在诸多风险。从历史经验看，美国常利用美元国际地位，通过货币政策调整向全球转嫁经济危机。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美国长期宽松货币政策催生房地产泡沫，危机爆发后，美联储连续降息、量化宽松，美元贬值，其他国家美元资产大幅缩水，输入性通胀加剧。近年来，美国频繁调整关税政策、实施贸易制裁，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因素剧增。我国必须对美元法则进行系统性反思与警惕，逐步降低对美元体系依赖，减少因美元波动带来的外部冲击风险，构建更加独立自主、稳健安全的人民币汇率定价体系。
（三）重要商品法则
在我国，重要商品法则历史悠久，我国古代桑弘羊为“五铢钱”定价便是典型案例。其通过盐铁官营掌控关键资源，实施均输平准之法稳定粮食价格，以此为基础完成“五铢钱”定价。在现代经济体系下，重要商品法则对人民币定价仍具现实意义。我国可考虑与工业用电挂钩为人民币定价。我国能源资源丰富，煤炭、核能、水利、光伏等发电资源充足，工业用电在国民经济生产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以工业用电价格为锚，将人民币价值与工业生产核心要素关联，可增强人民币定价的稳定性与合理性。设定工业用电价格在0.5元每度左右，允许一定比例（如不超过20%）浮动范围，当工业用电价格因能源市场波动超出范围时，可通过财政补贴、能源政策调控等手段稳定电价，进而稳定人民币基于重要商品法则的定价基础，保障国内经济生产平稳运行，增强人民币在国内市场的价值尺度功能。
六、构建我国自主定价逻辑的紧迫性与策略
（一）紧迫性分析
全球经济危机阴霾不散，国际经济形势更是波谲云诡，变幻莫测。在此背景下，构建我国自主的人民币定价逻辑已迫在眉睫。当下，全球经济增长的步伐明显放缓，许多国家的GDP增速持续下滑，经济复苏乏力。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如沉渣泛起，一些国家频繁筑起贸易壁垒，加征关税、设置进口配额，严重阻碍了全球贸易的自由流通。地缘政治冲突也在多地频发，局部地区局势紧张，这些不稳定因素相互交织，使得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性暴露无遗。美国凭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其货币政策常以“急刹车”或“猛踩油门”式的剧烈调整，通过美元汇率的大幅波动，将自身经济危机轻易外溢至全球各个角落。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深受其害。大量依赖出口的企业订单锐减，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外汇储备的价值因美元汇率波动而承受缩水风险。若不能尽快构建自主定价逻辑，人民币汇率将持续沦为外部冲击的“牺牲品”，汇率的大幅波动将扰乱国内正常的经济秩序，企业的跨境投资、贸易结算等活动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国内经济金融稳定将时刻面临威胁，银行系统的资产质量可能下降，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剧。在全球经济金融博弈中，我国将始终处于被动防守局面，难以掌握经济发展主动权，难以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中发挥主导作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也将面临重重阻碍，每前进一步都可能遭遇来自外部汇率波动及经济政策冲击的掣肘。
（二）策略探讨
一是要强化黄金储备。国家需精心谋划、制定长期战略规划，稳步且坚定地加大黄金储备增持力度。一方面，从国内着手，出台一系列政策优惠与激励措施，鼓励国内黄金矿业企业加大勘探开采投入。例如，为企业提供专项科研资金用于先进勘探技术研发，给予税收减免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促使其在地质条件复杂区域积极开展勘探作业，提高国内黄金产量。另一方面，放眼国际市场，组建专业的国际投资团队，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形势与黄金资产动态，精准把握时机，在国际市场上择机收购优质黄金资产，以此增加官方黄金储备规模。同时，国内黄金市场建设也刻不容缓，相关部门要深入调研市场现状，广泛征求行业意见，完善黄金交易规则，堵塞监管漏洞，强化市场监管体系。通过提升市场透明度、规范交易行为，吸引更多国内外投资者参与，提升我国在全球黄金市场定价话语权，进而使黄金储备切实成为人民币定价坚实后盾。
二是推进去美元化进程。在国际贸易结算领域，积极推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应用。通过举办各类金融研讨会、商务洽谈会等活动，向全球贸易企业详细介绍CIPS系统高效、安全、便捷的特性，吸引更多企业在跨境交易中使用该系统进行结算。同时，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例如近年来与东盟多国、中亚部分国家的货币互换规模持续扩大，有效降低贸易结算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在金融领域，国内金融机构及大型企业逐步减少美元计价资产的配置比例，通过专业的金融分析团队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深度研究，合理调整资产配置策略，优化外汇储备结构，增加欧元、日元及新兴经济体货币资产。此外，大力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开展联合金融项目，设立专项投资基金，推动人民币在沿线区域的贸易结算、投融资等领域的广泛使用，稳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进程，从而削弱美元法则对人民币定价的不合理影响。
三是要完善重要商品定价体系完善。以工业用电为核心，全面拓展重要商品定价关联范围，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人灯社会已经进入AI时代，没有庞大且发达的电力基础是无法支撑AI发展的，这个方面恰恰是我国的强项。粮食作为国计民生的根基，钢铁、有色金属等作为工业生产的关键原材料，将这些关键大宗商品逐步纳入人民币定价参考体系之中。同时，建立起健全且严密的大宗商品价格监测调控机制，借助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和实时市场追踪系统，对价格波动进行精准捕捉与分析。充分发挥期货市场价格发现与套期保值功能，通过合理的期货合约设计与交易规则制定，引导市场预期；运用战略储备手段，在价格异常波动时，适时投放或收储大宗商品，稳定市场价格。强化人民币与实体经济关键要素联系，构建更加多元、稳固的重要商品定价法则，从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夯实人民币定价基础，为人民币定价提供全方位实体经济支撑。以此增强人民币在国内外市场的公信力与稳定性，使其在未来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下，能够有效抵御风险，保障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稳固国家经济的发展基石。
人民币定价逻辑绝非简单的汇率问题，而是牵系着我国经济发展、通胀走势、国际收支平衡、债务结构优化等核心经济议题的关键纽带。从当下复杂多变的汇率现状，到贬值升值背后深刻的经济影响，再到对既有定价逻辑的剖析与新逻辑构建的探索，每一步都关乎国家经济安全与长远发展。在全球经济危机阴云密布的当下，我们必须以强烈的危机意识，坚决、果断地推进人民币自主定价逻辑构建，唯有如此，才能在未来全球经济金融风暴中，稳坐钓鱼台，保障我国经济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作者系甘肃省教育厅干部；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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