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的今天，经济学领域的思想、话语权争夺日趋白热化，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曼昆曾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曼昆经济学占据美国的学术界核心，是美国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实质为“资本经济学”，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凭借学术霸权与“普世科学”精密伪装，对我国进行着巧妙的、系统性的“思想殖民”。这场殖民不仅误导理论认知，更已深刻塑造了我国的私有经济生态与政策研究范式。唯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锐利武器，揭露其理论内核的虚伪和脱离实际，揭露其私有经济本位化，才能在技术工具层面，批判的借鉴“它山之石”，正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为稳中求进服务；才能总结中国的资本驾驭之道，扭转话语弱势，真正实现道路自信，正确地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
一、理论正源：
剖析“资本经济学”的殖民密码与价值陷阱
“资本经济学”的思想殖民，通过其方法论上的“去价值化”，完成最隐蔽的价值灌输。曼昆教科书体系，本来是作为反面教材引进的，但逐渐被定为“国家级精品在线课程”，根据对中国顶尖高校经济学课程的调查（如《中国经济学教育现状及问题研究》等文献），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源自西方的课程构成了绝对主干，政治经济学被严重边缘化。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西方经济学内容过半已成常态。在马克思主义缺位的课堂中，在中学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大学颠倒为效用价值论的怪象。学子在学术生涯伊始，其思维范式便被预设为“资本经济学”框架，接受其价值导向。其殖民性根源有五：
1、个人主义方法论：抽离社会关系的“原子化”预设
从“理性经济人”出发，将社会视为孤立的个人集合，抹除了人的阶级属性与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分析失业归因于个人，而非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产业后备军规律；分析贫困聚焦于个体选择与“人力资本”投资，回避私有制下的贫困根源。该方法论将一切社会问题去社会化、去政治化。
例如“理性经济人”与供需“弹性市场”理论，为平台经济零工模式提供合法性外衣：将劳动者视为独立市场主体，将其风险归因于个人“理性选择”，遮蔽平台通过算法控制劳动过程，规避雇主责任，为压榨劳动力成本，提供了关键的理论外衣。
2、效用价值论：掩盖剥削的“神秘化”面纱
以“主观效用”与“稀缺性”解释价值，将工资、利息、利润视为各“生产要素”的贡献，以边际量为工具，完美掩盖剩余价值来源。在“资本经济学”叙事中，资本家利润是“管理才能”或“资本等待”或“数据自然产生”的合理回报，自然排斥劳动价值，剥削关系被赋予天然的“公平性”。
例如，为“数据资本化”提供价值理论与产权依据：数据被视为与资本、劳动并列的“生产要素”，将用户无偿数字劳动创造的价值归因于数据本身的“贡献”，掩盖平台剥削本质；又如曼昆原理五是“贸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的确反映了我国加入WTO以来获益（技术、管理、积累），但掩盖了美对华物质财富和金融财富“剥两张皮”式的双重剥削，也培养了一批认为我国单方受益，而对美感激涕零的思想被殖民者。
3、范畴永恒化：将资本主义规律塑造为“自然法则”
将资本、市场、利润等历史阶段性范畴，当作超历史的永恒现象叙述。只研究其运行“规律”，不追问其历史暂时性。这种非历史视角是成功的意识形态障眼法，使读者潜移默化接受“资本主义是人类的终极形态”，成为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禁锢。
例如，在曼昆框架下，科技平台即使垄断，只要未立即提价（甚至补贴降价），就被视为提升消费者福利，“免费”服务被看作馈赠而非垄断权力体现，认为新的竞争者或技术创新最终会打破垄断，对市场机制的盲目信任，麻痹监管机构，放任“赢家通吃”格局固化，保护了数据的新型垄断挑战传统反垄断理论和制度。
4、催生“私有经济本位化”并扭曲研究范式
在“资本经济学”长期浸润下，我国经济生态与学术研究出现“私有经济本位化”倾向：
理论根源：私有制效率最优论。这一预设潜移默化地强化了吴敬琏先生、张维迎先生的观点和话语权，导向了“国退民进”、“全面市场化”思潮，为私有经济的无限扩张寻求合法性，形成民营经济“五六七八九”特征，公有制主体地位在量化层面面临严峻挑战。
研究范式殖民：“科学化”的方法论霸权往往将自身包装为价值中立的纯技术分析。实际上，作为技术工具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人力资本模型，忽视了初始产权分配、垄断权力和市场结构的不平等，推动两极分化；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企业利润最大化模型、自由市场理论必然导致唯利是图，直接影响过剩、失业，投资萎缩；货币数量论、通货膨胀目标制促使在2008年采取量化宽松式信贷刺激，推动人民币贬值；人力资本投资模型、个人理性选择模型导向，间接而深刻地影响人口锐减。统计口径的隐形偏向将民营经济等同于“活力代表”，国有企业被先验视为“低效对象”。这些导致政策评价唯“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回报率”是瞻，导致市场决定忽略共同富裕、劳动者福祉、劳动者参与管理、产业链安全等，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转向债留子孙，脱离社会主义价值目标。
在学术霸权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处在防守地位，在经济学多元范式中丧失指导地位，这是主要倾向；另一种倾向是一些观点停留在意识形态批判上，简单否定西经技术性工具的实用价值，缺乏建设性替代框架。
5、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一贯性灌输
以笔者亲身经历，1987年笔者作为国企领导，参加了国家厂长经理统一培训考试，其教材生动，以现代化管理方法的名义介绍了一套西方经济学原理。如供需曲线、资金的时间价值等，感到很有用处。当时正处国家对企业拨款改为贷款，没有资金时间概念，就会肉烂在锅里不在乎。第二年到中科大进修硕士课程，在西方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课堂中，各系同学选修趋之若鹜，阶梯教室人满为患。在这些学习记忆里没有感受到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只有西方布道。只是以后学习《资本论》，才意识到供需曲线的表面有效性对价值的遮蔽；技术经济学中的资金终值（FV）、内部收益率（IRR）等的利息，就是指剩余价值，资本虽然帮助认识到资金的时间价值，但会诱导入虚拟资本垄断驱动产业脱实向虚；凯恩斯的垄断资本性质长期和计划手段混淆。这些内容的大部分在劳动力作为商品后就有了实际意义。个人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论的指导和背书，是消解警惕性和两点论的根源。
思想传导路径：曼昆理论经“去价值化”“去政治意识形态化”包装进入课堂，缺乏马克思主义批判，即成学子思维底色；通过学术研究产出的“科学”政策建议，推动学术界鼓吹“国退民进”，诱导马云以蚂蚁金融挑战国家银行，鼓励宗庆后用稀释手法鸠占鹊巢国有股本的普遍性实践，便完成从“理论殖民”到“政策影响”的闭环。在此框架下，任何基于阶级立场和社会主义价值的评判，反而会被视为“不专业”、“不科学”的意识形态干扰。在实践中，从劳、资两个角度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与党中央“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19届4中全会）截然对立。
二、实践升华：
马克思主义与主流经济学的对话
中国的实践绝非对西方理论的简单应用，而是深刻的“超越与驾驭”。唯有将企业行为、企业决策者置于“社会关系总和”视野下，分析其与党性初心、制度环境的矛盾，才能理解其战胜资本逻辑短视性的力量。
1、比亚迪案例：“矛盾分析”对“资本逻辑”的扬弃
王传福与比亚迪的路径，正面突破“比较优势”与“资本效率”教条。曼昆经济学主张基于现时要素禀赋的国际分工，而比亚迪“垂直整合”模式——从电池、电机、电控到半导体IGBT甚至汽车模具全部自研自产——初期被斥为“笨重”“低效”、“违背分工原理”。这正是资本逻辑追求短期资产回报率的体现。王传福力排众议，坚持投入构建全产业链能力，是对资本短期逐利本性的“驾驭”。2022年其研发投入达202.23亿元，同比增长90.31%。这种背离“资本效率”教条的行为，根植于中国社会关系场域。
作为中共党员，从“下海”的养家糊口开始到发挥民族中流砥柱杰出作用，不同于任正非，王传福的研究院经历使他起步就具备全国视野。他的“产业报国”理想与“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与国家战略高度同频，使其敢于在崩溃的边缘承担常人难于承担的巨大精神压力，进行逆周期的战略投入。国家“双碳”目标提供长期市场需求与政策环境，对冲纯粹市场风险，为企业家的长期主义提供了西方所不具备的“战略底气”。金融与产业生态的支撑：中国的国有银行与产业政策提供持续信贷支持与产业配套，构成对抗资本逻辑的强大后盾。
比亚迪超越单一“资本逻辑”，使其决策目标不纯粹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王传福的个人使命感与国家“产业链安全”的战略需求，共同构成了强大的非资本性目标。
结论：比亚迪的实践，在比曼昆经济学更高层面上，驾驭和统一了资本逻辑与社会逻辑的矛盾。是“企业家精神”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塑造赋能的结果。
2、“驾驭资本”的制度创新：从“分配革命”到“价值重构”
中国微观实践正在从分配与生产关系层面进行深刻制度创新：
浙江“全省域”工资集体协商：通过省、市、县三级工会深入产业集群，与行业协会、雇主组织进行行业性、区域性工资协商，曼昆经济学将工资视为劳动力的“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而浙江的实践，通过政府主导，引入集体谈判权力这一政治与社会变量，修正了纯粹的市场决定论，确保了劳动报酬的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这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最直接的制度性落实。
在看到进步的同时，也要看到这是在既定所有制框架内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功能性限制与“渐进式约束”，而非对其的结构性改造。即使如此，相对德国和北欧，工会的独立性作用，福利国家式的再分配与劳动力市场制度配套方面仍有差异和提升空间。
深圳人才安居REITs的“术与道”：
政府发行保障性租赁住房REITs（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其所有募资必须依法用于新建保障房，形成一个封闭循环。截至2023年，其首批REITs净回收资金已全部投入新的保障房项目，预计可新增数千套住房供给。
此举将资本市场的金融工具（术），异化为解决劳动力再生产中最大成本——住房问题——的公共政策工具（道）。它使得资本增值的收益，不是流入私人腰包，而是持续转化为提升劳动者实际福利的公共产品，
这是混淆两大部类比例的宏观下，局部对资本发达信用的巧妙“驯化”，是对“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超越。
合肥“以投带引”的“价值循环”：
合肥政府投资京东方、蔚来等案例，其成功关键在于“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国资退出-再投资”的价值循环模式。国资获利后并不消耗，而是进入“国资平台”用于下一轮战略性投资。政府在这里扮演了“战略价值分配者”的角色。它通过主动布局，将本可能被私人资本独占的剩余价值，截留并转化为社会化的产业基金，再投入到能创造更高质量就业和国家竞争力的领域。这实现了“有为政府”对“有效市场”的引导和塑造，彻底颠覆了“小政府、守夜人”的教条。
比亚迪、宁德时代模式：
比亚迪和宁德时代作为具有全球性地位的领军企业，二者在分配上，都展现出一定的结构性调整与优化倾向。
比亚迪：分层激励+技术导向+内部晋升与技能工资结合，覆盖相对多元；宁德时代：聚焦核心人才，股权激励为主，覆盖面较窄但激励力度大。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曼昆经济学中“工资是劳动成本”的范畴。两者均未根本突破“资本独占剩余价值”的逻辑，但在劳动者地位提升上提供了不同的探索样本，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
随着人工智能迅速扩展，“工人-工程师“的二元结构，即以工程师为核心的“价值创造层”和以流水线工人为主的“成本执行层”面临考验，后者实质上更接近“劳动力商品”的经典定义，其薪酬福利的提升或者下岗失业，直接关系到整个模式的成本竞争力。这正是“劳动价值论”与“市场经济”现实之间的内在普遍矛盾，触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层结构。由此我们看到，中央关于民营经济“提升员工享受企业发展成果水平”（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是一场机制性革命，具有深刻现实意义，这个价值重构的矛盾，还是要依靠共产党员企业家带领员工主体在技术创新和生产关系创新中解决。
结论：这些案例证明，中国的实践反映着从微观到宏观、从分配到生产的“生产关系主动调整”的趋势，始终伴随着对曼昆资本经济学“去价值化”的觉醒。它深刻体现了党性初心如何通过制度创新，转化为驾驭资本、服务人民的强大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好超越西方模式的“中国方案”。
三、 深刻意义：从理论突围到文明贡献
中国实践的伟大意义，在于通过驾驭资本，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终结“资本经济学”的思想殖民。
在理论层面，它宣告“价值中立”神话破产。中国的经济学必须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能解释并指导中国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公开申明其“劳动主体”立场与“人民中心”价值导向，与其相对的要素（效能）价值只能处在受约束的补充地位，指导生产方式稳中求进的改革。
在实践层面，它提供了一条超越资本主导的现代化新路：发展不以两极分化、生态危机和社会撕裂为代价。通过构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以“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马克思）的“资本活力”与“劳动尊严”兼顾，根本上以劳动为主体，劳动者参与治理的复杂系统，中国正开创资本为劳动服务、经济为社会服务的更高文明形态。这是社会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胜利。
结 论
思想殖民的瓦解，始于理论正本清源，成于实践道路自信。我们既要犀利评判“资本经济学”的是非，更要深刻认识到：中国在限制与引导资本方面的每一项成就，都是党性初心在经济社会领域的生动展开，都是对不合理社会关系的积极改造。这条道路充满需持续平衡的张力，但其方向，指向扬弃资本逻辑弊端、实现人的真正解放的光明未来。这既是我们的斗争，也是我们对世界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晚年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赋予我们驾驭资本的最终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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