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新兴资本在中国的发展壮大及相关社会影响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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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坤：新兴资本在中国的发展壮大及相关社会影响
2025-10-06
【摘要】新兴资本在中国发展壮大给中国社会带来强烈的冲击和影响，规范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其涵义不但包括经济上的健康发展，还包括政治与社会意义上的健康发展，这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战略任务，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本文通过分析新兴资本的行为特征和显著动向，研究其社会功能和作用，发现新兴资本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不可忽视，进而提出要深入探究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二者之间的关系，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并对当前时期如何规范和引导新兴资本提出了意见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明确指出，发展壮大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在复杂国内国际背景下，推动各种所有制健康发展，就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各种所有制经济不健康的苗头和趋势，这其中当然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众所周知，新兴资本是支撑当代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主干力量，主要包括私人资本、外国资本等构成，这些资本在中国发展壮大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两个方面，其中既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对此必须保持足够用清醒，应该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如此才能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我们就既要充分认识新兴资本显著的经济功能，认识其在发展壮大中国经济实力上的突出贡献，同时又要分析研判它的政治与社会功能，找出相应的负面清单，从而在正反两个方面全般地审视新兴资本同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经验以及新兴资本的实际表现，为此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素材。
一、新兴资本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元”
有人称现如今的中国属于多元社会。这种说法争议很大，因为从政治上讲，中国高度一元，经济体制上也只能称做多样化，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状态，但如果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而言，则确实具有多元的显著特征。这里所谓的多元，简单地形容，就是多个板块、多种层次或者多极的意思。从这个视角上看，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当代中国的新兴资本隐约已构成中国多元社会中的“一元”。
一是大量外国资本企业扎根落户。吸引外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经济政策，据报道，截止目前，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将近有118万家，其中有近8万家属于美资企业，这些企业的管理运作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基本一样，总体而言别无二致，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细胞。所以，这些企业从经济角度来说是外资企业，从政治角度看，就是资本主义的表达与表现方式，它们在中国存在，客观上就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一种存在形式；
二是造就了当今中国规模巨大的“高收入群体”。从财富占有的角度来划分，当今中国可分为“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三个群体分属不同社会阶层，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在结构上的突出特征。“低收入群体”基本上是平民大众，属于老百姓阶层，是社会底层。“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是一些靠工薪收入的人，其中也包括一些小业主，处于中间位置，属于社会中层。在此之上就是“高收入群体”了。当代的中国的“高收入群体”位居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上层，在规模与质量上都走到了世界前列，已发展发育到相当高的水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所谓“富豪大款”，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0方太•胡润财富报告》数据，目前中国拥有亿元资产的家庭数量为13万户，千万资产的家庭数量为202万户，其中属于国际标准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了8.6万户。舆论普遍认为，当今中国富豪大款的总体规模同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美国相比也毫不逊色，这一群体主要为新兴资本所造就；
三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价值体系广泛存在。人们通常所讲的资本主义，广义上包括三大板块，即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相应的思想价值体系，从狭义上看，“主义”往往就是指相应的思想价值，“资本主义”这个词的语义，很多时候都等同于相应的意识形态。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新兴资本为基础，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在当代中国广泛存在，有相当大的活动与存在空间，相当一些中国人已成为这一思想体系的皈依者、拥护者和践行者，拥有很多受众。这也是新兴资本和资本主义在中国客观存在的具体表达形式。
资本企业、思想意识和大资产阶层这样几个部分综合联结在一起，构成当代中国的新兴资本势力，这是一股空前强大的社会存在，也是非常突出的社会“一元”。
二、新兴资本的行为特征与显著动向
新兴资本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增强中国市场经济生机与活力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强大的经济功能举世公认，也无可置疑，与此同时，在经济功能之外，新兴资本还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对当代中国发挥不可忽视的战略影响，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如下特征：
其一，战略性扩张。新兴资本在中国崛起发展，在速度与规模两个维度上都堪称世界之最，创造出新的历史纪录，所追逐的不只是经济利润，而是占有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地、思想阵地和相关的权力资源，堪可谓一路“攻城略地”。因此，新兴资本在中国扩张就不是战术性而是战略性扩张，目前已经深深地扎根中国，其标志性成就是在中国造就了一大批商业金融帝国，譬如已经广为人知的联想、“恒大”、“紫光”以及所谓的“中植系”等，个个都是巨大的商业与资本帝国，由此不能不引发人们进行如下的思考：一是这个群体的规模有多大，是不是已经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二是它们同中国社会各类人群的关系，同政府、部门以及同改革开放政策的关系，同西方国家、西方商业资本帝国的关系，以及它们内部之间的关系；三是作用影响究竟如何，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在“先富带后富”问题上的作用与影响，是不是已构成新兴资本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未来远景等。只有把这些关系及其相应结构搞清楚了，才能对这些商业与资本帝国有全面的认识。
其二，无序性泛滥。金融与资本乱象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尤其在市场经济的初级形态下，由于相关体制与机制都在探索形成中，新兴资本无序扩张更是难以避免的事情，在许多方面都呈现泛滥的态势，主要表现为：一是文艺的金钱化倾向明显。当代中国的演艺界、娱乐圈是生成大款富豪最好、最快和最大温床，许多人在这个行当里一夜成名，成为演艺和娱乐明星，也因此一夜暴富，身家动辄上亿，这些人聚敛金钱的能力惊人，其资本扩张的速度达到惊人的程度，资本与明星之间建立起了最便捷的旋转门，二者之间实现了最高效的转换，这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二是舆论媒体发生资本操纵的现象。在网络新媒体领域，许多知名品牌都在资本的操纵与控制之下，成为特定集团与特定利益的舆论代言人。三是向社会生活各领域深度渗透。金钱与资本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有钱所摆不平的事情。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官场与学术界，这本应是两个远离资本与金钱的领域，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权钱交易普遍存在，为资本所收买所操纵的人和事泛滥成灾、不胜枚举。学术界也被金钱所侵蚀，从设立项目到研究成果，从学术论文到技术专利，到处都有令人讨厌但又挥之不去的铜臭，成为当代中国学术道德领域最大的污染源。
其三，腐蚀性收买。收买是资本最突出的功能，但新兴资本的收买并非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在市场经济下，资本的主要功能是塑造这样两种关系，一是雇佣和被雇佣关系，另一个就是收买和被收买关系。事实上，收买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只是资本收买功能的初阶，在此基础上，新兴资本还把自己所收买的范围与对象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收买重点权力人物、收买知名人士、收买黑社会打手以及收买各种荣誉、名声、身份、头衔等等。上述种种收买可谓全面、系统，现实中人们对此大都有真切的感知与感受，尽管角度各有不同，但一个总体性的共识是，这些收买活动目前在中国都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准和很普及的程度，从而导致如下不可忽视的若干后果：
一是相当部分公权力已被腐蚀攻陷。向公权领域进军是资本的本能。早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初，毛泽东主席就对此发出过严厉的警告，用他的语言来形容就是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这一进攻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前后曾达到高潮，不仅瞄准具体的个人，也瞄准政权的机关单位，至今仍然属于高位运行，其直接表现就是官员前腐后继和权力机构大面积的塌方。这也就意味着，“糖衣炮弹”已经大面积摧毁公职人员和公权力，将他们俘虏拿下并使之成为自己的奴仆与工具，因而从本质上讲，这也是一种收买。
二是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被拉拢过去。知识分子历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在当今中国社会大分化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群体也剧烈分化，其中的大部分同普通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但也有一些人在资本的扶持下得以跻身上层，资本对于他们的吸引力很大，而他们对资本也属于不可或缺。新兴资本广泛运用手里掌握的资源拉拢知识分子为其所用，具体办法包括高薪聘用、媒体平台推荐、网络流量加持等，以此演绎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现代版本。相应地，这些知识分子也达成知识变现的目标，谱写了“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时代新篇。
三是部分人民群众被束缚其中。新兴资本不仅在当代中国编织出一张经济大网，更在此基础上编织出一张社会大网，网入其中的人民大众越来越多，也越陷越深。如果简单地就经济论经济，新兴资本确实带来广泛的社会就业，使得很多人因之得以有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当前的实惠与现实的功利触手可及，但如果站在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新兴资本的社会巨网又如同一个无形的“监狱”，事实上使许多人都不得不在这里终身服刑服役。新兴资本以此在中国树立起日益牢固的统治地位。
四是相当部分的资源为资本所有。新兴资本在当代中国可以说是白手起家，通过一点一滴地积累汇聚，现如今新兴资本在中国已占有大量的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并且在人力物力的组合、分配与交换方式等方面（即所谓的“机制”）拥有更突出的优势，呈现强劲的进取与拓展态势。与之相对应。则是公有制经济面临如何守住既有阵地、保住既定底线不被突破的挑战。也就是说，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系下，两种不同经济体系之间的攻防关系与力量对比一直在朝着有利于新兴资本的方向发展，新兴资本始终都在收买传统意义的公有制资本。
三、新兴资本的社会功能与作用
新兴资本及相关势力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其地位、作用等问题的研究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热门话题。但是，要深入探讨这个课题，就不能不剖析资本发展壮大给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来带来的各种改变与改写，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观察社会面貌所发生的重塑与再造，才能以更真实的场景来展示资本的功能、地位与作用。
首先，新兴资本深刻改变和改写了中国社会的现实面貌。一是塑造了财富等级的新秩序。在经济秩序中，社会成员的财富等级是重要内涵。在已经“富起来”的中国，社会成员占有财富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其中既有以富豪大款为骨干的第一等级，还有“中产阶级”之上的“上产阶级”，之下的“下产阶级”，至于在此之下是不是还有第五等级，对此尽可以做充分的讨论。这就意味着，一个崭新的财富等级秩序已经露出其大致框架，随着新兴资本的扩展以及强有力的全面发展，未来必将得以日渐完善和巩固。二是造就大批新的资本领袖。当代中国富豪大款广泛地被视为新时代的弄潮儿，其中许多人既有辉煌的实践业绩，又有突出的思想建树，还在政商两界都游刃有余，已相当程度能够呼风唤雨，隐约具有时代“领袖”的风范与雏形。三是产生新的矛盾对立与社会冲突。任何社会功能都要带来相应的历史代价，新兴资本在中国的发展也是这样，无论是其雇佣机制还是其收买活动，都有相应的成本与代价，具体表现就是由此产生不可忽视的矛盾对立和社会冲突，其中包括“收买”同“不收买”、“拒绝收买”之间的矛盾，认可和接受新的财富等级秩序与不认可、拒绝接受新的财富等级秩序的冲突等。
其次，新兴资本塑造了新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资本以其特有的改造功能与变革作用，使中国社会变得空前复杂多样，以至于一个时期有专家学者们高度瞩目并评价这种所谓的“多元化”。中国是不是真的达成多元化，目前还难下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资本在中国塑造出一系列新的社会关系，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如下几个：
一是新的政商关系。共和国建政以来，中国的政商关系走过了几个历史时期，发展到现如今总体上类似于战略上的合作伙伴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的“政”与“商”之间首先在战略上的合作，“商”离不开“政”的支持，需要其提供相应的政治保障，而“政”则助力和支持“商”不断发展壮大，提供公有制经济以外的发展活力与动力。在日常生活中，“政”与“商”之间则形同密切的伙伴，彼此在各个层面都有十分紧密的互动。按照正规的表达，就是要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二是新的劳资关系。现在，中国社会各类劳动者接受资本雇佣的数量已达到惊人规模，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群体，对比过去那种公有制下的雇员，这些被私人资本所雇佣的劳动者，其政治身份与经济地位无论理论逻辑还是实际情况，都发生了根本性、颠覆性的变化，由此塑造了当代中国新的劳资关系。当然，这样一种新型的劳资关系目前还只是处于其初始阶段，还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其社会功能与政治作用还没有发挥展现，未来这一关系将怎样开花、结果，会不会再次演绎一番中外历史上劳资关系曾经有过的路径，目前还难以做出相应的判断。
三是新的贫富关系。新兴资本在中国发展壮大，不但造就出一大批先富起来的人，而且还造就出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亿万富豪群体，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拉开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当然，现如今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消灭了绝对意义上的贫困，但相对贫困问题依然十分突出。这一问题集中地体现在资本身上，正是因为资本的驱动与促进，当代中国贫穷阶层与富有群体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涵义，才出现了新的贫富对立问题。也就是说，贫富对立不是老百姓与政府的对立，而是相对贫困的群体与新兴资本之间的对立，简单地说，穷人仇恨富人，富人敌视穷人，这种现象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很明显。
四是新的中外关系。资本的发展壮大还给中外关系注入了新的内涵，其中主要是中国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说，当代中国的新兴资本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同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循环交换是当代中国新兴资本及其相关势力得以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比如，中美经贸联系就是一条巨大的纽带，在这条纽带上面拴系着新兴资本十分重大的切身利益。因而，在当代中国的对外关系的结构与内涵中，由资本塑造的关系所占比重与分量越来越大，同时也越来越复杂了。
最后，新兴资本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资本的发言权即影响力具体地通过“钱”来体现与表达，由此影响一切社会生活，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金钱关系越来越成为所有社会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关系，甚至连男女婚姻都不能幸免。一切向“钱”看事实上成为绝大多数人生活的基点、主轴与核心，要说今天是什么东西最普遍地影响和左右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那就是“钱”，而钱的高级形势和集中表达，就是“资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捞钱捞资本，已经成为相当多中国人的行为轨迹，尤其是隐约的可见的新贵族，更为人们所趋之若鹜、顶礼膜拜。所谓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质意义也在于此，也不过就是赚钱捞资本而已。
新兴资本深刻改变了社会面貌，也深刻地影响着现实的政治生态。资本在中国并没有占据统治地位，无论是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是这样，这是客观事实。但另一方面，资本的综合影响又十分巨大，不但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上是这样，而且在政治上也是这样，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与政治力量，已经打上深深的资本烙印。更加突出的是，执政队伍中有一部分人已成了资本的代表，是资本利益和立场的代言人和代理人，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决不姑息”。这样的决心与表述说明，执政队伍中一部分人充当资本代表、充当其利益和立场代言人代理人的问题已相当严重。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因为资本而受到了深刻的影响与作用，这也是必须予以正视的现实。
四、新兴资本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不可忽视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力量支配一切，也决定一切，由资本而派生的权力是一切权力的根基。这样的情形当然不会出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但资本力量在中国突出地存在，无疑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框架内，资本已经作为重要的力量登上舞台，具有不可忽视的支配作用。
一是形成庞大的势力集团。当代中国各种利益集团客观存在，这些利益集团总体上都以资本为纽带构建组合而成，尤其突出的是数量可观的商业金融帝国，这种新型的“帝国”在中国已树大根深、枝繁叶茂，发展到相当惊人的水平，可谓水深难探底、山高不见峰。相对于西方社会里常见的各种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之类，当代中国依托新兴资本为根基发展起来的势力集团更具有影子特征。
二是左右支配了相当一些人。资本作为力量存在理所当然要发挥支配作用，正如人们所常说的那样，“有钱能使鬼推磨”。具体作用到人的身上，就是出现了一大批为资本效力、为资本驱使、为资本立论代言的群体，这些人分布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层次。
三是影响国家内外政策。资本蔚然成势，理所当然要成为政府决策与决定都必须予以考量的要素，各种内外政策将因此受到明显的影响。表现在对外关系上，新兴资本的海外利益既敏感又重要，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国同一些国家双边关系的重要部分。尤其是中美关系，中美经贸关系如同一条巨大的纽带，上面拴系以及依附着很多人的切身利益，所谓的中美共同利益，中国新兴资本同美国垄断资本之间的共同利益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表现在对内政策上，举凡政策举措办法、市场运行机制、公共资源调配等，无不要尽可能地遵从新兴资本及相关势力的意愿、满足他们的要求，从政治上说，这是团结之必须，不然的话，新兴资本就要“用脚投票”了，这是他们对付中国的拿手好戏。
资本上述种种功能与作用的发生与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如同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无关乎有序无序，对此人为地加以干预，可能会在表面上、暂时地、局部性地见到一些效果和效应，但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最后的结局。这就意味着，上述有关资本的作用及影响，今后在中国还将进行更大程度和更高水平的发挥，这也意味着，如果说共产党领导中国今后将遇到一系列挑战的话，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很突出的挑战，就是如何驾驭新兴资本及相关势力，这件事并非越来越容易，而注定要变得越来越艰难。从学术与学理的角度看，更真实意义在于，要真正地认识中国、读懂中国，就必须读懂当代中国的资本及相关势力。
新兴资本作为政治力量登上中国社会的大舞台，由此带来的挑战与危险不可忽视。
一是带来持续不断的政治风险。资本有其特有的思想主义、政治理念和价值伦理，也有其自身所要求的特定的逻辑路线，简单地说，就是要拥有自己所喜爱的政治设计与经济方案。这就同中国既有的政治框架之间发生了明显的冲撞，彼此之间将因此始终存在修正、适应，再修正、再适应的运动，这一运动循环往复，将只有节点而没有终点。这样一种情形，将使中国的政治稳定系数明显降低，将使中国政治板块始终面临碎片化的危险，将使中国始终要在不可忽视的政治风险中运行，也将使中国始终面临“和平演变”的现实威胁。从根本上说，现如今的中国既回不到封建王朝时代去，也走不到苏联模式那边，但却存在被内外资本联合力量所绑架或牵引的现实可能性。因此，资本势力就是当今中国政治危险的主要策源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从来都不友好、更不亲善，对于这一点，必须坦率地承认而不能虚情假意地予以回避。
二是造成波浪式的思想价值冲击。此前曾有一个时期，人们广泛关注和谈论所谓的“带路党”，其实，思想价值领域为西方带路的中国人更早、更多，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价值体系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大地上滋生繁衍，主要得益于这些人的传播推销。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涌现出一大批西方思想理论的二道贩子、江湖骗子、南郭先生，他们或者靠贩卖西方思想混饭，或者靠贩卖这些东西扬名，或者挟此登堂入室、指手画脚，或者以此为武器,在中国呼风唤雨…总之捞足了好处、出尽了风头，收获到十分可观的个人收益，但却给中国社会造成一波又一波的思想冲击，带来一场又一场思想混乱，什么人道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宪政风潮等粉墨登场，还有人要在中国搞什么新的思想启蒙运动，等等，没完没了地惹是生非、制造思想混乱。客观地说，西方世界对中国意识形态的进攻并非因他们而始，但不能不承认的是，当代中国的资本势力既是这一攻势的产物，同时又助推着这个攻势不断掀起新花样、新高潮，他们正日渐成为其中的主力军。
同时还不能不说的是，新兴资本势力在中国生长壮大，在思想意识形态之外，还激发、催化和助长了其它各种思想价值浊流，比如金钱主义和极端个人泛滥、私欲膨胀、腐败蔓延，黑社会横行，封建主义沉渣泛起等，举凡种种市场经济的消极面、中国社会的阴暗面，相当一部分责任要归咎于新兴资本，是这个东西所带来的弊端。因为今天中国的这些东西并非是封建化带来的，而恰恰是“西化”和“资本化”的产物。须知，西方战略家及其政客们处心积虑和千方百计要让中国“西化”，并非是要中国要像美国那样强大，让中国人民过上西方人同样水平的生活，而是要让中国或者像苏联那样解体，或者像多数已经“西化”的国家那样，就此一蹶不振。
三是动摇祖国与民族认同的根基。当代中国新兴资本集团明显缺少民族性，这个群体对祖国民族的认同感与认可度很低，民族自信心微弱，他们不相信中国会超越西方而引领人类的未来。与此相对应，他们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更为深厚的皈依感，渴望享受资本主义世界的阳光、空气和水，融合与融入到其中是重要社会理想与人生目标。同过去中国曾经有过的资本势力不同，当代中国资本势力鲜有中国历史文化印迹，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感兴趣，对中华民族与历史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在他们的思想感情里，未来的人类社会中已经没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位置，中国未来只能归于西方，成为西方主导下的一部分。因此，这一势力蔓延到哪个领域，波及到什么地方，相应地，那个领域和那个地方的祖国与民族认同感就相应地要发生动摇，香港、台湾等都是很生动的实例。
五、推动非公经济健康发展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当今中国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并存，所有制结构二元化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突出的特征之一，在政治上也构成了鲜明的“特色”。因此，深入探究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所必做的功课。
第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总体框架之下，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二者对立统一，彼此矛盾斗争。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互相否定，彼此矛盾对立，这是它们所具有的天然属性，这一属性并不会因为它们生长在现如今的中国就不复存在。事实上，即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两种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矛盾斗争依然存在，由此各种对抗与争夺跌宕起伏、日新月异，相应所引发各种不同的主张也激烈交锋，譬如有关“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的争论就是这样，有人甚至因此喊出了“国企不灭，民企不生”、或者“民营企业使命终结”等相当极端的口号。这样不同的主张不过是两种不同经济制度之间矛盾斗争的自然反映。在对立的状态下，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二者统一在中国特色经济制度的框架下，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各自担负着不同的使命，其具体使命与责任，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赋予，而不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对公有制企业要深化改革，适应市场经济；对非公有制企业要加以引导规范，使之健康发展。
二是现阶段在战略层面互相依存。当今中国现实中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二元并存现象并非仅仅是主观人为设计安排的结果，而有着不可忽视的客观必然性。首先，这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不可避免要有大量小生产私有制遗存，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做到公有制一统天下，如何调动和发挥小生产私有者的积极性，发挥私有制的作用，仍然是突出的经济与社会课题。历史经验充分证明，无论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是国外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能够充分调动私有资本与私人生产的积极性，整个社会生产就要受到极大的制约，就会发生许多畸形扭曲的现象。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内，在中国不能搞清一色的公有制，而应该给私有制留下一定的空间，这是私有制在中国存在、发展与壮大的历史根据；其次，这是特定条件下的共存。这一特定条件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公有制与私有制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彼此之间又存在共存共荣的关系。直观地说，如果没有强大国有企业支撑中国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则当代中国的非公有制企业将集体性地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它们靠自己完全无法挺起脊梁。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而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对此，历史已经有了确凿的结论；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又成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其中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极大地繁荣了市场，辅助公有制经济有效地解决了就业、民生等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给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丰厚的经济基础。
三是彼此之间矛盾与斗争有限可控。矛盾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当代中国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间的矛盾也是这样，也有其特定的范围、程度以及演绎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国经济体系内两种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通过人为的约束加以控制，譬如政商关系，目前提出的具体要求是建立“亲清”政商关系，这就是一种掌控，目的是要把政商关系控制在“亲清”的范畴内。规范政商关系，其实质就是控制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关系。这种对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间关系的规范与引导说明，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在现阶段可以掌控，可以做到扬长避短，可以使之利大于弊，使之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
第二，经济领域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并进，并非意味着二者可以等量齐观、平分秋色，而必须要做到主次分明、体用清晰，更不能喧宾夺主，将私有制置于公有制之上。为此，必须明确并坚持如下几点：
一是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但是共产党在中国执政的经济基础，更是其得以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正是因为拥有这个基础，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才拥有相应的经济手段与政治杠杆，才得以制订和实施国家政策，才得以把握与支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否则，共产党就难免沦为资本的工具，就要成为匍匐在金钱面前的奴隶，要么沦为经济上乞丐，要么为资本家所支配操纵，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将沦为市场的附庸。也就是说，公有制经济越强大，共产党执政基础就越雄厚；如果公有制经济退居次要地位，被边缘化，结果就将是共产党失去中国经济的主导权，在经济生活中退居其次要地位，进而完全可能发生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危机。因此，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意味着，从根本上说，公有制主体地位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二是发展非公经济并不等同于私有化。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做大做优做强民营企业是为了壮大市场经济，为了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这是民营经济最根本的使命与责任，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当然，民营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做大做强民营企业自然也让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做大做强，这是难以避免的客观效果。但发展民营经济使之做大做强的同时，还有做优，这就意味着就要限制私有制的消极面，管控这一体制同公有制之间的对抗与矛盾，这才是其“优”之所在，也才是中国二元制经济体制下的非公有制有别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制的要点之所在。因此，当代中国经济中的非公有制又不能简单地视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二者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与分野。因此也可以进一步说，在中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不是在中国要发展壮大私有制，更不等于用私有来改造公有、改变公有，更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私有化方向发展。从根本上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依然是公有化，非公有制的存在与发展只不过是公有化历史进程中的不可缺少的一种催化。
三是中国不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更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长期以来一直有人在中国鼓噪私有制的优越性，这些人将其形容为万能或万灵，每每中国经济出现暂时困难的时候，那些主张私有化的人就变得趾高气昂起来，好像中国经济必须靠私有制来拯救，中国必须向私有制经济求援乞讨才有出路一般。这完全是一项情愿的幻想。事实上，私有制万能或万灵的神话早已破产，不然的话，世界上最大与最典型私有制国家美国也不用胆战心惊地害怕中国的发展超越了。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之所以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与重要价值，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土壤，而不是私有制本身有什么特殊的优势。也就是说，失去中国这块平台而换个地方，私有制经济就要在危机中难以自拔，尤其是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更是这样。正因为如此，所以私有制总体上已经得不到中国人民的拥护与爱戴，过去依靠西方经济优势而在中国鼓噪鼓吹私有制优越性的伎俩已经破产。中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允许私有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使之得以同公有制二元并存，不过是“道”与“术”的关系而已，中国不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更不是要走资本主义之路，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共识。
第三，正确处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关系，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必须做好规范与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这篇大文章。
在充分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深刻地认识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主义与制度上的对抗仍然存在，彼此之间的斗争仍然在激烈地进行着，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二元制经济客观上存在制度层面的结构性风险；当今中国还必须时刻应对西方对中国政治攻击，时刻应对各种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挑战，而这些攻击与风险挑战的总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因此，我们不能把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一部分的说法简单化、绝对化，因其固有的两面性，可以说现如今在一定范围内它具有人民属性，而一旦超出目前的特点、范围与界限，就很有可能走向其反面，因此必须努力做好规范与引导私有制经济这篇大文章。
一是要坚持爱国主义是共同底线。众所周知，中美斗争已上升全球战略斗争的主线，霸权帝国出于独霸全球的强烈欲望，正不遗余力地要扼杀与扳倒中国，他们正在借助“战略竞争”名目来封锁遏制中国，正在把战争引向中国，正在给中国制造越来越大和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使当今中国不但面临突出的发展复兴考验，更进一步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因此，反霸斗争构成当代中国国家战略的总课题、总任务，其情形一如当年的全面抗战，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称之为中华民族的新抗战，中华民族只能在这场新抗战中获得新生。在这种情况下，对待爱国主义的态度就成了国内政治领域敌我友的分水岭，一切拥护爱国主义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都是自己人，一切反对爱国主义、仇视爱国主义的，则一概是我们的敌人和对立面。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给我们提供了鲜明的经验与案例。对于新兴资本和非公有制经济也是这样，要不要爱国主义，这是基本的政治底线。任何人都不能拿什么“资本无国界”、“用脚投票”或者“商业自由”之类的托词跨越这条底线。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当代中国的新兴资本利大于弊，正能量大于负能量；一旦堕落到爱国主义的底线之下，不管什么精英，什么富豪，什么金融帝国，就一概都将走向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二是要坚持彼此分歧服从共同利益。全面和辩证分析当今中国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前的关系，还应该看到，二者之间既有分歧又有共同利益，彼此分歧与共同利益的大小强弱依据具体的条件环境而发生变化，契合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一基本哲学原理。在现实政治环境与社会条件下，中国的非公有经济与公有经济之间完全可能做到共同利益大于彼此分歧，也必须做到这一点。这里所谓的共同利益，核心就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让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分歧服从和服务共同利益，这就需要把彼此分歧限制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要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相应的规范与引导，而不能发生自由资本主义那样的野蛮生长。因此，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必须有相应的边界、尺度、界限、规则，在中国不能允许出现华尔街式的资本权力，不能出现商业金融帝国操纵市场的现象。总体上说，非公有制经济不能支配中国经济体系，这应该又是一条基本的底线。
三是要坚持伟大复兴是共同目标。实现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在现实的战略与历史条件下，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阶级矛盾要服从民族矛盾。因为民族矛盾已经上升成为主要矛盾，所以战略斗争必然反映到中国社会内部，反映到经济结构上，所有的人都要在这个问题上站队划线，非公有制经济和新兴资本也不例外，也必须围绕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理想进行甄别区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和新兴资本对此必须有深刻清醒的认识，从而把自己的立场扎实地建立在民族大义的基础上，不断塑造与增强自身的民族性，明确并坚信自身发展方向并不是什么与国际接轨，更不是什么融入西方世界，而要扎实地走好本土化、中国化道路。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必须走中国化道路，这应该是私有经济的第三条不可逾越的战略底线。
显然，这是一篇十分浩大的文章，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大文章，更是政治涵义上的大文章，也是中国发展前进过程中所必须做好的一篇大文章。展望未来，当代中国的新兴资本具有怎样的前途与出路呢？
其实，一切思考中国前途与未来的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即当代中国的新兴资本是不是中国复兴崛起的一部分，是不是也要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一并复兴起来。事实上，新兴资本自己对此也相当焦虑，他们是现如今中国对自身前途与出路相当敏感的一群人，出于本能，这个群体始终都带有强烈的危机感，他们一直在苦苦思索中国会不会再出现“打土豪、分田地”的那一天，为此总忍不住要跑路，动辄即搞所谓的“用脚投票”，搞财产转移，把大量的流动资产转移到他们所认可的西方金融机构里，中国越是接近实现民族复兴，他们中的一些人就越是慌慌张茫然失落。
这是难以避免的事情。因为新兴资本在中国不可能为所欲为、随心所愿，总体上看，这个群体不可能太舒服，因为它必须受两个基本约束，一是受“共同富裕”的基本约束，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二是受“中华民族复兴”的强烈约束，不允许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中国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充当教师爷，更不允许他们操纵控制中国，这是中华民族全体人民的根本诉求。在两个约束之外，中国的新兴资本还要经常性地遭受外部冲击，即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影响与冲击。中国强起来的道路艰险坎坷，已经成为全球战略斗争的主战场，国际战略关系以及折射到国内的政治关系都将因此而波诡云谲、跌宕翻腾，中国的新兴资本在其中载浮载沉，生存状态将复杂多变，注定也要命运多舛。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矛盾与冲突，但同时必须坦率地承认，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种经济体制并存的现象很可能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两者的关系将不断发生演绎变迁。具体将出现怎样的发展变化，这应该是一个预测性的话题，现在只能做大概的描述，可能要走过如下几个阶段：一是共同生长阶段。这个阶段迄今已走过了四十年的时光，今后可能还要有几十年；二是共存共荣阶段。任何事物发展生长到一定程度后，都要进入一个平台期，中国的民族复兴事业也是这样，在这个平台期，中国的新兴资本将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部分，二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共存共荣；三是改造适应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不断迈上更高阶段和更高水平，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趋势下，所有这一政治于社会体系之内的东西都要接受相应的改造升级，以适应和跟上历史的脚步。中国的新兴资本也不例外，也要经过一个改造与适应的过程；四是融合融入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更高的历史阶段，中国新兴资本将融入其中成为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会出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种跨越几百年的富豪家族与金融寡头势力，形成所谓的豪门与贵族。中国历史上就有“富不过三代”一说，未来的中国可能还将在更高的政治水平上演绎这样的历史。
六、当前时期规范和引导新兴资本
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当前，中国的新兴资本还在发展壮大的进程中，也就是说，仍然处于发展变化的初级阶段，这就意味着今后一个时期总体上还将继续扩张，进一步做大做强，这是难以改变的大趋势、大方向，当前著名的民营企业5678论，只是部分地描述了新兴资本在经济领域的强劲势头，事实上在经济领域之外，新兴资本还在其它更重要的领域开疆拓土，并已经取得不俗的成就。
一是正在向教育领域进军。新兴资本向教育领域拓展挺进的历程由来已久，具体表现就是雨后春笋般涌起的所谓“民办学校”。这些“民办”的学校有的瞄准精英，譬如“贵族学校”，有的瞩目平民，诸如“职业学校”之类；有的奔向高端，譬如“民办大学”，有的向下“探底”，诸如“民办幼儿园”等等。但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的灵魂与核心，那就是新兴资本投身其中，没有这个根与魂，所谓的“民办教育”就将无从谈起。
二是正在朝医药领域拓展。人们都知道，新兴资本一直都在医药领域攻城略地，挺进的势头很猛，但究竟已经发展到怎样程度，此前大都不甚了了，直到新冠疫情大规模爆发之后，人们才骤然发现，新兴资本在医药领域已然举足轻重，已发展到同公立医药体系分庭抗礼、甚至在某些方面可占山为王的程度。这就意味着，新兴资本在医药领域已经扎下深根，今后就是怎样具体生长和如何壮大的问题了。
三是正在朝文化领域挺进。在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类文化企业当中，相当一部分为新兴资本所主导。新兴资本之所以朝这个领域挺进，原始动力自然出乎于逐利的本能，但进一步发展，同新兴资本其它领域的阵地相结合，彼此相联系，就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这样的宏观视角下，如果继续把新兴资本朝文化领域挺进的动机和目的描述仅仅为逐利的话，那就未免太小看人家了。譬如小说诗歌，其本身完全属于文学写作，但在新兴资本鼎立支持下去写小说、做诗歌，就不仅仅是文学创作那么简单了，更重要的则是思想政治创作，这样的路数谁都懂得。
上述几类只是目前阶段的大致状况，未来可能还要有更大、更强劲的发展扩张，具体地说，将瞄准如下几个新的高地：
一是土地山河。土地国有是保障中国广大农民利益基础性的社会制度。现在，新兴资本正在这个问题上跃跃欲试，正努力争取在中国实现土地私有化的突破，目前已经进入到可以流转、经营的水平，已经发展到事实占有的程度，距离私有的门槛只差最后的临门一脚了，未来不排除实现历史性突破的可能性。
二是自然资源。同土地的性状一样，中国一切自然资源法理上也归国家，属于全民所有，但私人经营和事实上占有的现象同样已相当普遍，这些资源包括矿山、水利、森林、公园等，尤其在煤炭领域较为普遍，个别地方甚至已经出现了代际传替的案例。同“资本下乡”相对比，“资本上山”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趋势，照此趋势发展下去，未来达成完全私人占有的目标也并非没有可能。
三是公共设施。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包括给水、供暖、输气、用电、交通等，目前已有大量新兴资本介入其间，但也都局限在经营权益上，个别出现有“买断”的案例。长期以来一直有人集中攻击公有体制这些方面经营不利，营造其无可救药的舆论，有鉴于此，进一步在法理层面发生颠覆性变化的可能性与日俱增。
因此，对于新兴资本，当前阶段既要大力支持和鼓励，同时又要强化政治上的帮助和引导，使之不仅在经济上健康发展，更要政治上健康发展，使二者相辅相成有机结合起来。
第一，要进行强有力的政策规范与引导。新兴资本“上山下乡”、“上天入地”以及纵横四海的动能与水平明显高于公有制经济，由此导致两种所有制之间必然是一种博弈的关系，必然要依据矛盾对立面互相转化的基本规律进行主次强弱、大小上下、进退增减等关系演绎，总的趋势是新兴资本日益强势坚挺，占领一个接一个新领地、新高地。但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下，新兴资本不能占领无止境，必须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和禁区，在经济上不能觊觎国有资产，不能觊觎自然资源；在政治上加强对新兴资本的帮助教育，使之做到拥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路人，而不能心存政治妄想，更不能妄图攫取政治权力，瓜分与霸占中国的政治资源；
第二，要着力塑造新兴资本良好的社会形象。严厉打击骄奢淫逸、为富不仁之徒，神州大地绝不允许再度出现什么家族庄园或私人城堡，从防微杜渐的角度出发，还要高度警惕并严厉铲除任何形式的私人武装，不能允许富豪大款保镖成群、出警入跸。大力弘扬新兴资本为国为民的样板，树立正面形象，展现他们应有的荣誉、智慧和良心。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本来固有“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观念，这一观念又因为多年来一些大款富豪骄奢淫逸种种恶行而强化，从而在思想和情感上造成严重的贫富对立与冲突。这样的状况不应继续发展蔓延，而应通过重塑与再造新兴资本良好的社会形象而得以扭转。
第三，要推动新兴资本逐渐实现中国化、民族化。当今中国在经济上已深深嵌入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其循环运行同这个体系密切关联，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征。这种状况，前几年还是一件让某些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事情，现如今则明显成了套在中国头上的“紧箍咒”，这是一个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大问题。就中国经济而言，要真正建立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健康和有保障的良性的循环，需要在关键要素上实现中国化，不能动辄就被“卡脖子”；就中国经济体系内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新兴资本而言，也要相应地进行中国化的改造，将其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经济链条上切割剥离出来，回归到中国经济循环的轨道上，逐渐消减新兴资本的洋化西化特征，改变其所谓“国际化”的倾向。要通过改造、改进与融化等的途径，在思想理论上进行一场比较深刻的改造，在身份上重新人民化，做到与中国人民的共同性远远大于同西方世界的共同性，在利益立场上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最高目标与最后归宿。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接纳、包容进而融合、消化新兴资本，这是当代中国的政治责任与历史宿命，也是一项意义非凡的伟大事业，极具历史挑战性。实现这样的目标，将成为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也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新境界、新天地，在更高的意义上也开辟中国自己的历史道路，并使之焕发出灿烂的光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8页。
〔美〕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周大昕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81页。
2、刘同舫：《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的劳动正义》，《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
3、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时讲话》，http://cpc.people.com.cn/gb/n1/2016/0305/c64094-28173369.html。
4、商务部：《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4》。
5、《党的二十大报告》。
6、张志坤：《有关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若干问题》，https://www.hswh.org.cn/wzzx/llyd/jj/2021-09-23/71439.html。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原文刊于“《政治经济学导刊》2025年第2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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