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少数人富,容易;多数人富,难。财富总量稳定的情况下,总是少数人多得,多数人少得。还有人说,共同富裕就是个乌托邦,永远不能实现,也不必那么执着。这些话听上去有道理,但仔细琢磨,有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有必要进行批判。
为何必须走向共同富裕?
第一,这是兑现政治承诺、回应人民期待的必然要求。
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句话清晰界定了共同富裕的终极地位。革命先烈流血牺牲,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是为了一部分人富裕。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创造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具备了实现这承诺的物质基础。如今,人民对不仅追求物质生活,更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与人的全面发展。如果发展成果不能惠及更广泛的群体,改革开放的合法性与社会主义的向心力将受到质疑。
第二,这是解决突出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内在要求。
当前,发展的突出问题集中体现在三个“不均衡”上。一是区域不均衡。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陆、城市与乡村之间,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发展机遇上的差距依然显著。这种差距若长期固化,将导致人才、资本等要素单向流动,形成“马太效应”,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与内生动力的激发。二是产业不均衡。以金融、互联网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之间,存在利润分配的失衡。部分资本“脱实向虚”,不仅积累了潜在金融风险,更挤压了实体经济的生存空间,动摇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三是阶层不均衡。 居民收入差距、财富占有差距仍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应是“橄榄型”,而过大的贫富差距会导致社会结构向“金字塔型”甚至“沙漏型”演变,滋生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共同富裕,正是要直面这些不均衡,通过系统性纠偏,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更加均衡、稳固的内部环境。
第三,这是深化改革动力、解决供需矛盾的必然要求。
工业化中后期,世界动荡,单边主义盛行,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面临挑战,内部结构性矛盾显现,生产过剩是突出难题。推动国内大循环,如多数人消费能力跟不上扩张的生产能力,就会导致产品积压、企业利润下滑、投资萎缩。共同富裕,是社会资产的正态分布,核心在于全面提升社会的整体消费能力。三亿中等收入群体壮大,其他低收入群体收入显著提高,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将成为消化工业产能、驱动技术迭代、吸引全球投资的“定海神针”。这是我国经济从“投资-出口”驱动转向“内需-创新”驱动的最根本、最可持续的动力之源,是应对外部冲击、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支点。
第四,这是矫正社会风气、重塑集体审美的必然要求。
物质决定意识。健康的社会,价值导向应当激励勤劳致富、鼓励创新创造。然而,一段时间以来,资本无序扩张导致逻辑颠倒。美元超发造成货币贬值,持续剥削全世界劳动价值。富人举债,金融投机获得超额回报;穷人举债,物价上涨货币不断贬值。这种现实存在影响着社会集体审美,“笑贫不笑娼”几乎成为真理,热搜热榜上“小鲜肉”“流量明星”多于“英雄”“模范”,“拜金”“内卷”“躺平”等社会心态普遍存在。共同富裕应重视劳动创造,强调“劳动获利高于投机获利”,从制度层面矫正扭曲的价值观。共同富裕决不是否定资本的积极作用,而是要引导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杜绝金融资本剥削劳动进而剥削产业资本,造成经济脱实向虚,影响就业。要提高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劳动创造财富的真理体现于社会实践,增加劳动者获得感,重塑社会主流价值观,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引导形成持续向上的浩然正气。
实现共同富裕,不是新一轮“打土豪分田地”,不是“削峰填谷”式改革存量,而是用发展的眼光解决问题,聚焦增量的分配优化。通过制度设计,做大“蛋糕”,分好“蛋糕”。一是调高劳动获利。提升初次分配中劳动的份额,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增长幅度要协商论证。要保障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群体收入持续增长。二是限制垄断获利。对垄断性或高利润行业,如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互联网平台,要通过反垄断、加强监管、增加税收等方式,防止其获取不合理超额利润,并将其部分利润通过再分配渠道转移到社会民生领域。三是减少金融获利。 金融要回归实体经济。必须坚决遏制资本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套利,通过政策引导,迫使金融资源支持科技创新、制造业升级和小微企业,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四是增加隐性获利。探索财产税等税种,建立向社保、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转移支付渠道,增加全体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隐性收入”,支持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发展。
少数人富起来,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政策风口,是劳动者的集体创造,是牺牲了重资源地区的生态环境,是团结奋斗,包括少数人个人能力集合作用的结果。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切逻辑的基础。共同富裕,一定会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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