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本文从资本的新形态与时代挑战、理论误区与思想禁锢、突破路径与制度创新三个递进层次展开分析，结合典型案例，探讨如何更科学地认识和驾驭资本。
当代资本主义已进入以平台化、数字化、金融化为特征的新阶段，资本的运行逻辑和剥削形式发生了深刻变革。传统工业时代的剩余价值生产主要依赖对工人劳动时间的直接控制，而在数字经济中，资本通过算法管理、数据攫取与注意力垄断，实现了对更广泛社会群体的隐性剥削。
平台资本不再局限于雇佣劳动关系之内，而是将用户本身纳入生产过程。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用户在创作、点赞、评论、转发中持续生成行为数据，这些数据被平台用于训练推荐算法、优化广告投放，最终转化为巨额商业收益。然而，绝大多数内容创作者并未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回报，反而在“流量焦虑”中不断自我剥削。这种“产消合一”的劳动形态，构成了数字经济时代典型的非物质劳动。
更典型的是“数字零工”群体。以外卖骑手为例，美团、饿了么等平台通过算法系统对骑手进行全流程监控：接单、取餐、送餐、超时惩罚全部由AI调度决定。骑手看似“自由接单”，实则陷入“算法牢笼”，平台资本通过技术手段将劳动风险转嫁给个体劳动者。与此同时，资本已从实体经济扩张至认知领域。Facebook（现Meta）、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利用个性化推荐算法，制造“信息茧房”，操控用户注意力与情绪波动。用户在“刷屏”中消耗大量时间，平台则通过精准广告实现变现。这种对人类注意力的系统性征用，构成了新型的认知剥削。
此外，金融资本与科技资本深度融合，催生出脱离实体产出的虚拟财富积累机制。以共享单车行业为例，ofo、摩拜等企业初期依靠资本输血迅速扩张，用户押金被挪用于烧钱竞争与资本运作，最终因资金链断裂导致“押金难退”，数百万普通用户成为金融泡沫的买单者。这正是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追求短期估值增长的典型恶果。
这一系列变化表明，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资本增殖逻辑不仅未消失，反而在新技术条件下获得更强的渗透力与控制力。我们必须正视：资本的形态变了，但其本质未变——仍是通过支配劳动、占有剩余价值实现自我扩张。特别是剩余价值已经过于一般，现实资本谋求的是利益最大化的垄断。
理论误区与思想禁锢
面对资本的新发展，当前理论界却普遍存在滞后与僵化倾向，陷入若干思想误区，严重制约了我们对现实的解释力与引领力。
首要问题是将资本等同于生产力本身
一些观点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简单归功于“资本的活力”，认为推动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催生新兴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等这些生产力发展非资本不可，忽视了国家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劳动者集体智慧与社会协同网络的根本作用。
例如，在深圳特区发展过程中，固然有外资与民营企业的贡献，但真正奠定其产业基础的是国家投入的交通网络、教育科研体系、产业园区建设以及数百万外来务工人员的集体劳动。然而，主流叙事往往将深圳奇迹归功于“资本奇迹”，淡化了公共投入与劳动者的主体作用。
二是对非西方发展路径的选择性忽视
马克思晚年提出俄国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即在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避免其灾难性代价，走上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否定《资本论》阐述的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人类一般发展道路。但长期以来，这一思想被边缘化，根源是机械的认识旧社会制度的消失和新生产关系的产生的两个“决不会”[马恩选二，3]，把革命和经济对立起来。这是恩格斯去世后，列宁同修正主义斗争，捍卫马克思、恩格斯“合力论”的主要内容。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否定了陈独秀的先发展资本主义，再搞社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又有毛泽东和刘少奇最后一次见面时对机械唯物论的批评。
机械唯物论默认西方道路唯一，机械唯物论支持西方中心论，必然忽视非西方道路，忽视非资本发展道路，忽视百年来社会主义运动主要发生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的历史事实。如山西票号在明清时期已发展出成熟的“顶身股”制度——资深伙计可获得股份分红，实现“身股”与“银股”并列，形成激励相容机制。这一体制早于现代股权激励，却未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话语体系。
三是对价值规律的理论误区
在认定“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中，虽然否认等于全面私有化，但是，认为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严格执行自由价格机制，导致价格只反映市场交换的表面等价，而不反映商品背后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价值量），从而，这种“形式上的等价交换”掩盖实际的不平等，最终放纵两极分化。
为纠正战时共产主义惯性，针对小资产阶级刮起的左倾共产风，毛泽东同志曾提出价值规律是大学校，同时提出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约束价值规律作用。这种思想到了晚年，炉火纯青，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实际上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历史阶段总的经济纲领。
在经济理论界，在市场经济劳动力成为商品后，意识不到条件和价值规律本身的质变，不是从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主动角度考虑问题，依然坚持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就不能从理论高度解决市场决定和政府有效的关系，从而不自觉地遵循了价值规律作为“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反杜林论，文9，330]，看不到资本是最大的资产阶级法权，看不到即使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下，即使公有，依然存在为少数人垄断的自发性、必然性。在我国经济有完整的制造业和大市场，有一手好牌的有利形势下，也在金融、货币、投资、资本集中，人民消费力，两极分化，人口增长等方面不自觉接受资本主义生产规律支配。
四是教条式理解马克思主义
部分理论研究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机械套用19世纪的分析框架，无法解释数字经济中的复杂现象。例如，仍将剩余价值严格限定于工厂内的雇佣劳动，忽视用户数据生产、情感劳动、协作创新等新型价值创造形式。又如，将“公有制”抽象化为行政控制，未能探索劳动者直接参与治理的新型组织形态。
一个鲜明对比是：华为公司实行员工持股计划，99%以上股份由10余万名员工持有，据最新工商登记，创始人任正非股权仅占0.52%，持续被稀释。公司通过“人力资本优先于财务资本”的治理原则，实现了技术突破与全球竞争力。这一实践打破了“资本绝对控制企业”的西方模式，却长期被主流经济学视为“例外”，未能上升为理论范式。
五是用西方话语体系掩饰最坏的资本主义
苏荣是十八大最先落马的副国级官员，纵容亲属插手江西矿产资源、土地出让、工程建设等领域的经济活动，低价获取，高价转让或进行掠夺式开采处置矿山开采权，类似的大批腐败干部的经济行为，质变公有制为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没有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创新、效率、竞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这类官员政治上是两面人，表现上是折中主义，热衷于形式主义，是修正主义局部上台，但我们的一些理论观点，只用西方话语体系的抽象人性腐败，权力腐败加以解释。
最后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许多研究沉溺于概念演绎，忘记了理论的宗旨是改变世界。远离企业改革、基层治理和技术创新一线。殊不知，真正的理论创新往往来自实践突破。
例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江苏华西村的集体经济转型、贵州塘约村的土地合作社改革，都是在资本逻辑之外探索共享发展的重要尝试，却被主流话语、学术论坛有意无意地边缘化。
这些思想禁锢如同“糖衣炮弹”，表面温和，实则削弱了我们批判资本、驾驭资本的能力，使理论沦为被动解释现实、折中现实的工具，而非引领变革的力量。
突破路径与制度创新
要应对资本的新型统治，必须打破“资本唯一有效”的迷思，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生产力的新路径。这不仅是一场经济变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关系重构。
首要任务是确立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必须明确：劳动者不是资本的附庸，而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应推动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发展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新型所有制形式。
以华为为例，其“员工持股+人力资本优先”模式证明，没有绝对控股的资本方，企业依然可以高效运行并实现技术突破。这提示我们：在关键科技领域，可试点“国家引导+员工共治+社会监督”的混合所有制，确保创新成果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垄断。不能禁锢在资本为中心，亦步亦趋西方的的所谓“现代企业制度”。
在平台经济领域，可借鉴西班牙蒙德拉贡合作社的经验。我国可探索建立“平台合作社”，如由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联合组建配送平台，通过去中心化技术实现自主定价、公平分配，打破平台垄断。
其次，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创新。传统国有经济强调“国家所有”，但容易陷入官僚化与脱离群众。未来应发展“社会所有”“社区所有”“行业共有”等多元形态。
例如，可设立“公共数据信托”。批判地借鉴冰岛、爱沙尼亚等国的数据主权实践（实为应对美国数据垄断，以本国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有限数据民主），将医疗、交通、消费等领域的公共数据归于集体所有，由独立信托机构管理，收益用于公共服务。我国杭州、深圳等地已在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下一步应明确数据所有权归属人民，防止平台企业私有化全民数据资产。
重构价值评价体系。当前以利润、市值、GDP为核心的标准，助长了资本的短期逐利行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沉疴所在。应建立包含生态贡献、社会福祉、创新能力、劳动尊严在内的综合评价体系。
以贵州塘约村为例，该村在土地确权基础上成立合作社，集体经营农业与乡村旅游，村民按劳、按股、按贡献分配，三年内从贫困村变为小康示范村。其成功不在于GDP增长，而在于重建了社区共同体与劳动尊严。这类实践应成为乡村振兴的评价标杆，而非简单套用“资本下乡”逻辑。
加强对资本的规制与引导。必须健全反垄断、数据安全、算法审计、劳动保障等制度。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类资本都不能横冲直撞。要防止有些资本野蛮生长。要反垄断、反暴利、反天价、反恶意炒作、反不正当竞争。”
2021年以来，我国对互联网平台的反垄断调查、对“996”工作制的整治、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正是遏制资本无序扩张的有力举措。下一步应推动“算法公开”立法，要求平台披露调度规则，保障劳动者知情权与申诉权。按照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原则，消除数据平台之间的人为区隔，整治“二选一”的恶性竞争。
推动理论范式的更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停留在对经典文本的注解上，而应扎根中国大地。例如，山西票号的“顶身股”、华为的“人力资本分红”、温岭的“协商民主”，都是中国特色制度创新的宝贵资源，亟需系统提炼为理论话语。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基层学习，总结本土经验，吸收全球智慧，鼓励跨学科研究，融合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信息科学，构建能够解释数字时代的新理论框架。
结语
资本不是永恒的自然秩序，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既要承认资本的历史作用，更要超越其局限，探索一条以人民为中心、以劳动解放为目标的发展道路。我们应当深刻领会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宏大思想，将其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的经济总纲领。
从华为的员工持股，到塘约村的集体复兴，到公共数据信托的运筹——这些实践正在证明：在资本逻辑之外，存在另一种可能。这条道路不必重复西方资本原始积累的老路，也不必陷入“全盘否定”或“资本万能”的两极对立。它要求我们直面现实，勇于创新，在驾驭资本的过程中，逐步走向一个更加公正、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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