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辉 顾晓莉 | 毛泽东对封建妇女观的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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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辉 顾晓莉 | 毛泽东对封建妇女观的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
2025-10-02
【1953年4月，毛泽东接见出席中国妇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合影（局部）】
【摘要】毛泽东妇女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封建妇女观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妇女问题的基本认识，批判了封建专制统治对妇女的压迫、封建私有制对妇女的剥削以及封建宗法思想和伦理秩序对妇女的束缚，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维度推进了妇女的社会革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统一，形成了具有中国经验和实践基础的毛泽东妇女思想。
中国传统的性别制度以男性为中心，遵从男尊女卑的伦理规范，通过严格规范婚姻与两性关系为封建专制社会奠定了“男女有别”的基调。女性不但被全面剥夺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权利，还受限于家庭之中，承担着养老、育儿、守节等义务，以及遭受缠足等压迫。因此妇女问题成为20世纪初中国现代化启蒙阶段先进知识分子关注和批判的焦点之一。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阐明了妇女问题的本质，把妇女问题的解决与全面的社会改造结合起来，超越了资产阶级的平权思想以及局限于资产阶级上层的妇女参政等实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和妇女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方法，集中批判了封建社会阶级剥削和性别压迫对妇女思想和行动的束缚，提出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的社会革命和统一战线的策略，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与发展道路，构建了以男女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形成了具有中国经验和实践基础的毛泽东妇女思想。
一、毛泽东对封建专制统治压迫妇女的批判
与妇女社会革命主体地位的确立
妇女问题是20世纪初中国现代化启蒙阶段的重要社会问题。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追随欧美女权运动的脚步对传统性别制度进行了质疑和批判，并通过女子教育改革、女子参政运动等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早期领导人和妇女工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和分析妇女问题以及以社会革命方式总体性解决妇女问题的方案，阐释了妇女问题的本质，超越了资产阶级“零零碎碎，没有系统”的解决方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中国不同阶级妇女群体的现实调研，把妇女问题的解决纳入反对阶级压迫的现实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妇女受压迫的“四权”理论，把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看作是所有社会变革的关键,把妇女作为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之一,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力量源泉。
第一，毛泽东批判了封建专制统治对妇女的压迫，阐明了通过阶级斗争和全面的社会解放来实现妇女解放的基本路径，确立了妇女的社会革命主体地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力量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剖析，指出私有制和阶级压迫是造成妇女受压迫的根源。马克思提出了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的全面的社会革命来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从而实现包括妇女解放在内的人类解放。毛泽东在对中国农村的实地调研中，揭示了中国妇女深受四种权力——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压迫的现状。其中，“地主政权(作者注：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而这种以父系血缘为基础的封建宗法制度，在政治、经济、婚姻家庭等方面对女性进行严密的约束和控制，坚决排斥女性的任何权利，导致了中国女性极为低下的社会地位和被压迫的命运。毛泽东在对寻乌的调查中发现，“女子的劳苦实在比男子要厉害”,她们除了要养育儿女，还要在大量农活中辅助男子，并负责“砻谷、踏碓、淋园、莳菜、砍柴割草、烧茶煮饭、挑水供猪、经管头牲(六畜叫头牲)、洗裙荡衫、补衫做鞋、扫地洗碗”等多项工作，但“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
近藤邦康指出，毛泽东的早期思想“在进入农村后，在农民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运动中具体化”。毛泽东通过对农村妇女的社会调查，不仅认识到农民、农妇之于中国革命的意义，也在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指导下进一步阐释了解决妇女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妇女必须通过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来获得解放。恩格斯指出，“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即政治行动是社会革命的典型表现形式。毛泽东指出革命的顺序是首先进行政治斗争，“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这是“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政治革命打倒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权力，也摧毁了一切与之相关的宗法制度，妇女才能“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妇女受到的歧视和压迫并不是两性间的问题，而是与社会的解放密切联系，因此妇女解放应作为社会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领导农村包围城市的民主革命实践中，确立了妇女的社会革命主体地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力量源泉。
第二，毛泽东在实践中把妇女运动的开展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任务相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妇女革命理论的中国化。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了劳动妇女的革命主体论，“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在革命战争环境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在阶级斗争、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等实践中充分发挥妇女的主体能力。毛泽东指出妇女参加阶级斗争推翻地主政权后，“族权、神权、夫权”也跟着被动摇了。宗族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刑罚，女性不得吃酒入席的封建规矩，都被打破了。衡山白果地方的妇女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毛泽东因此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苏区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毛泽东指出，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是互相关联的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基于中日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事实，指出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提出要动员包括妇女在内的广大群众参加民族自卫战争，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妇女和青壮年男性一样可以加入抗日人民自卫军，以及“替军队运输粮食……展开袭击运动和爆炸运动，侦察敌情，清除奸细，运送伤兵和保护伤兵等”。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上指出：“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生产运动，没有女子参加，也不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共存造成的妇女问题的复杂性，把妇女解放与阶级革命、民族解放统一起来，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妇女解放“第一次结合”的历史任务。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毛泽东提出要充分发掘妇女这种“伟大的人力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把妇女的彻底解放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目标之一，在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已被铲除、人民民主政权已经建立的情况下，提出为妇女争取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社会领域广泛且深刻的解放。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男女一齐发动”的方针，在人民政权建设、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增产节约等运动中，充分发挥妇女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的妇女在祖国建设事业的各种岗位上应当出现各种专门人才……这是我们中国妇女彻底解放自己和参加祖国经济建设最实际的步骤。”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践行有关妇女解放的承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第二次结合”中，推动了妇女新社会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妇女解放事业的实践探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中国化。
二、毛泽东对封建私有制剥削妇女的批判
与妇女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提出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经济解放的伟大目标。倍倍尔也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中指出，一切社会的依附与压迫都源于被压迫的经济的从属。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已经认识到经济问题是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毛泽东在对农村问题的考察中就强调了经济基础对妇女解放的作用，他发现参加劳动的贫农妇女对家事的发言权比较多，因此他主张通过经济革命的方式，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保障妇女的经济权利和确立妇女的经济主体地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动力源泉。
第一，毛泽东批判了封建私有制对妇女的剥削，强调从社会公共领域和家庭私有领域两个层面保障妇女的经济权利，为妇女实现经济解放奠定了基础。“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是一切社会贫困、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土地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发现湘赣地区有6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地主手里，其中江西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80%是地主的。封建社会实行“计丁受田”的土地分配制度(男称“丁”,女称“口”),女性被完全排除在土地所有权之外。就连过年过节祠堂里分谷分肉，“男子都有分，女子没有分(有些族上寡妇有分)”。毛泽东指出：“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而要动摇这个基础，就要实行彻底的经济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土地所有制的改革。毛泽东提出，土地革命不仅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也是妇女推翻“四权”压迫最有效的方式。
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为全面开展社会革命(土地革命和婚姻革命)提供了便利。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开展了“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的土地改革。在反对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斗争中，妇女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和继承权，进一步强化了她们的阶级意识，激发了她们的革命积极性，使她们成为土地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毛泽东指出，土地革命可以使妇女摆脱没有人身自由的束缚，妇女们不仅有了恋爱自由、结婚离婚自由，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有提高，“丈夫骂老婆的少，老婆骂丈夫的反倒多起来了(应该是彼此都不骂)”。在对长冈乡的调查中，毛泽东发现因为“打了土豪，分了田地”,封建迷信也扫除得快，“老婆太敬神(装香供饭、求神拜佛)的完全没有了”。列宁指出，私有制是导致劳动者处于贫困和奴役地位以及妇女受双重奴役的根源所在。在以农民革命为主要特征的中国革命实践中，只有废除土地私有制，才有可能使妇女获得真正的解放。因此，从土地革命时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保障妇女的土地所有权一直是社会革命中的重要内容。无论是1947年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是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都强调“保障妇女的土地权”,贯彻男女平等原则。
恩格斯说：“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完全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结果。”土地革命确保了妇女在社会公共领域的经济权利，婚姻革命则赋予了妇女在家庭领域的经济权利。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不仅明确了结婚离婚自由和一夫一妻制，也从倾向于保护妇女利益的角度对男女离婚后的土地和财产分割作了明确规定。同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也提出苏维埃政权要“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女性的办法”,以达到实现妇女解放的目的。被马克思誉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始人”的罗伯特·欧文曾经指出，旧的婚姻形式是阻碍社会改革的三大障碍之一。毛泽东将婚姻法誉为“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根本大法”。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了妇女拥有姓名权以及夫妻双方共同拥有财产所有权和管理权等。《人民日报》社论称“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就是要推翻以男子为中心的‘夫权’支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革命手段完成了土地所有制的重建和婚姻制度的变革，确立了妇女的经济主体地位，有效地解放了生产力。
第二，毛泽东批判了封建社会歧视妇女劳动的思想，通过用马克思劳动观改造妇女的思想，探索了集体劳动解放妇女的机制。土地革命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对男女双方的剥削，但广大妇女依然被束缚于大量的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中。“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因此把妇女的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是实现妇女解放的必要步骤。那么如何发动广大妇女群众参加社会劳动呢？
其一，毛泽东用马克思劳动观改造了封建社会歧视妇女劳动的思想。土地革命时期，苏区根据地面临着大量青壮年男子上战场、劳动力极度匮乏造成的财政供给困难。毛泽东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结合“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基本认识，提出“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务”。在毛泽东看来，妇女参加社会劳动不仅能够打破现实的经济困境，还能解决思想改造问题。在江西苏区长期流行妇女犁田会遭雷劈的迷信说法，毛泽东亲自教蔡畅、贺子珍等犁田，引导妇女用亲身实践破除封建迷信。针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轻视妇女、歧视妇女劳动的思想，毛泽东积极倡导把“生产劳动”作为思想改造和道德教育的“第一课”。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四八决定”指出要有意识和有步骤地消除“阻碍妇女参加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首先是参加生产的)封建思想传统习俗”,使妇女充分认识到劳动的重要性，积极参加各种体力上可以胜任的劳动生产。从苏区的生产竞赛、春耕运动到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学习劳模运动，中国共产党指导广大妇女在具体的劳动实践中树立“劳动光荣”以及妇女解放“不能依靠男子，只能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生产运动”的观念，确认了妇女劳动的正当性，使妇女成为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生力军。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提出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使“劳动者”成为妇女人才培养的本质要求。各行各业的妇女主动争取妇女权益和劳动权益，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使“妇女能顶半边天”“解放妇女就是解放生产力”成为现实。
其二，毛泽东通过发展集体化把妇女组织到社会劳动中来。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毛泽东提出动员妇女群众参加一定分量的生产。毛泽东指出，打破封建经济基础唯一的办法就是实现集体化，而实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就是经过合作社”。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很多地方组织了“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延安时期，陕北等地组织了“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社”等。合作社成为组织和领导妇女生产的重要组织形式，它解决了“妇女在生产中原料、产品等的供销问题”，“推动了她们参加社会活动”,“提高了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地位”,可以逐步把“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形式”变为“合作生产的形式”。毛泽东说，只有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改革，才能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1950年，朱德在纪念“三八节”的大会上强调了生产工作的特殊意义，提出要“更好地掌握合作社这一组织形式”,使广大妇女“更有组织地发挥更大的生产能力”。在组织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和支援工业化建设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对家务劳动社会化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索。1955年，毛泽东要求在农村的农业合作化中全面规划妇女工作，通过托幼机构的创办，解决了部分农村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困难。1958年以后，新中国各地开始大办托儿所、公共食堂、洗衣组、缝纫组等各种家务劳动社会化组织，努力为妇女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创造条件。
总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了妇女受压迫的经济根源，探索了妇女劳动解放的路径。一方面通过确认妇女的劳动主体地位，提高了妇女的劳动积极性和获得感，另一方面通过集体劳动组织形式和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制度性探索，为巩固妇女“劳动者”身份提供了保障。妇女解放与一系列经济社会变革的结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实践探索。
三、毛泽东对封建宗法思想束缚妇女的批判
与妇女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形成
妇女自身的觉醒在妇女解放中具有决定作用。列宁指出，一切解放运动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解放运动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最终指向的是人的解放，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通过教育来唤醒女性的自我意识、独立人格和社会责任，推动其摒弃旧社会的传统和偏见、塑造新社会的文化。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认识到妇女作为革命主体力量推动社会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性，但如何使文化程度普遍低下的广大妇女养成“政治的常识”和“社会的关心”,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毛泽东认为“教育为促使社会进化之工具”,要用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去武装妇女群众的头脑，必须把文化斗争与政治、经济斗争结合起来，把实现革命的伟大目标与妇女群众的现实接受力结合起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有利的思想条件。
第一，毛泽东批判了封建宗法思想对妇女的束缚，从文化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角度阐述了对广大妇女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教育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共产党的任务“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毛泽东在《女子自立问题》中指出“女子的知识比男子要低”的原因，是“数千年不正当的礼教习俗”,无论是政治、法律、教育，还是职业、交际、娱乐、名分，“女子在任何方面，都无位置”。毛泽东在农村调研中发现妇女以及女童的文化水平极低，寻乌县“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女子识字的不过三百人”。基于封建社会强调对妇女的道德规训、忽视文化教育的事实，毛泽东提出解决妇女问题，要从教育入手，以培养妇女的“独立健全之人格”,即通过教育塑造妇女的社会主体意识。毛泽东强烈批判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他说“穿耳包脚为肉刑，学校家庭为牢狱”,号召女子起来革命，激发妇女的阶级群体意识。毛泽东赞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现世革命唯一致胜的方法”,并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夺取政权，才能“握得其教育权”。
长期的封建礼教束缚、文化教育的缺失，不仅导致广大劳动妇女知识水平低下、政治意识淡薄，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群众学习和接受理论的能力。中共早期的妇女运动领袖刘清扬曾坦言：“与劳动妇女接近，是非常之难!”让文化水平低下的妇女群众掌握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武器，并让她们借此投身于自身解放和社会解放的革命实践中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毛泽东分析了中国文化的主要形态是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指出只有打倒这类为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反动文化，才能建立新文化。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发现，寻乌县的高小生、中学生、大学生以及出洋学生、秀才大多数出身于地主阶级，只有极少数的贫农。毛泽东指出 “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最大多数是农民”,“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毛泽东指出文化对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具有指导作用，因此妇女的文化教育必须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结合起来。毛泽东提出在无产阶级旗帜下对劳动妇女进行教育并把她们组织起来，通过宣传教育塑造她们的阶级主体意识，激发她们的抗争精神和政治觉悟，深化她们对自身解放和革命目标的认知。
第二，毛泽东从教育与政治相结合的角度强调妇女教育的普及性和政治性，在革命实践中提高了妇女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思想条件。实现妇女的教育普及以及教育公平，是毛泽东一直倾力关注并致力解决的问题之一。毛泽东在《女子教育经费与男子教育经费》中提到，“有1500万女子的湖南，没有1个女子中学”。他说女子和男子一样尽到纳税义务，但是教育权利却仅仅是男子的1/22。毛泽东在创立新民学会时期，就鼓励女会员出国深造，当时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女学生人数是最多的。他在写给向警予的信中希望通过引导女性出国接受教育，改变湖南女子教育落后的现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劳动妇女解放路线，随后中共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毛泽东结合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提出了主要针对广大中下层劳动妇女的教育方式。
其一，毛泽东指出教育要从妇女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强调教育的普及性。毛泽东强调人民是文化的主体，因此文化工作者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密切联系群众，按照群众的需要和意愿开展工作。从土地革命时期起，扫盲教育依托夜校、半日学校、识字班、读报会、俱乐部等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体系，成为妇女教育的重心。毛泽东提到夜校因为非常符合农民自己的需要，所以他们非常热心办这一类的夜学。毛泽东创办了新泉工农妇女夜校，后来新泉区陆续办起了18所妇女夜校。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的结果显示：全乡有9个夜校，16—45岁的青壮年大都进了夜校，其中妇女占70%。抗战时期，毛泽东指出，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人民群众“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需要“普遍的启蒙”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因此“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为了反对妇女群众脑子里的敌人，他提出在开展正规学校教育的同时，还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要发展新式学校，以及改造旧的村塾。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指出：“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通过开展大规模的扫盲教育，至1959年，全国青壮年文盲已基本被扫除，青壮年妇女几乎都入了学。
其二，毛泽东强调文化教育与政治动员相结合，注重教育的政治性。毛泽东指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有阶级性的，都从属于特定阶级的政治路线。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强调“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只有动员群众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指导宣传工作时批评红军忽略了对妇女群众的宣传，他指出妇女是决定革命胜败的重要力量，要求红军“以后对妇女要有切实的口号，作普遍的宣传”。针对农村妇女大多都不识字的情况，他提出可以用“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以达到“广而速”的效果。抗战期间，毛泽东指出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就不能取得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1937年至1940年初，中共领导的妇女运动以政治动员妇女参政为方针，通过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等组织妇女群众支持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革命事业。整风运动以后，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妇女运动的“新方向”由政治动员转向生产动员。“经济工作正是今天妇女对抗战贡献最大与最适应的工作”,妇女参加生产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政策。斯大林指出：“当政权已经转到工人和农民手中的时候，对劳动妇女的政治教育就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妇女思想政治教育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1949年至1956年间，中国共产党对妇女开展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增产节约、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等教育。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按照毛泽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六项标准系统地加强妇女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通过对妇女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共产党帮助妇女从长期的封建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进一步强化了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动了妇女以独立主体身份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总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文化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了妇女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使广大妇女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极作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思想条件。
四、毛泽东对封建伦理秩序束缚妇女的批判
与妇女统一战线的建立
妇女运动需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女性要寻求彻底的解放，必须是全世界所有女性联合起来对抗资本主义体系。1871年，马克思把“在无产阶级中建立妇女组织”这一政治理念加入正在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中。中国妇女运动统一战线的关键举措是妇女组织的建立和妇女干部的培养。毛泽东在社会调查和革命实践中提出，广泛建立妇女组织以有效地联合和壮大妇女革命力量，大量培养妇女干部以加强党的领导和推动妇女组织工作的开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组织阵地。
第一，毛泽东批判了封建伦理秩序对妇女的束缚，阐述了把妇女组织起来和建立妇女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探索中提出了“联合就是力量”的无产阶级同盟思想，列宁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将其发展为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思想。斯大林指出：“被压迫者的任何一次伟大的运动都少不了劳动妇女的参加。”毛泽东在五四运动时期就认识到革命仅靠少数人是不能做到的，一定要大多数人的联合才能对革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批判了封建社会不允许妇女参政、交际的事实，他在《民众大联合》中替女子发声，“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一窟一窟的聚着，连大门都不能跨出”。毛泽东倡导成立各种“会、社、部、协会、联合会”等进行妇女的联合，再由许多小的联合，变为一个大的联合。毛泽东指出妇女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在革命的实践中彰显妇女的主体力量。俄国十月革命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确立了劳动妇女的革命主体身份以及确证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社会革命中实现妇女解放的路径。从苏区政权建设开始，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党团组织中设立妇女机关，建立各级劳动妇女代表会，组织妇女耕田队，组建妇女工读社、妇女识字社等多种组织形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战线中实现了妇女的组织化、集体化。毛泽东称赞说：“在查田运动等各种群众斗争中，在经济战线上（长冈乡是主要依靠她们），在文化战线上（许多女子主持乡村教育），在军事动员上（她们的扩大红军与慰劳红军运动，她们的当短夫），在苏维埃的组织上（乡苏中女代表的作用），都表现她们的英雄姿态与伟大成绩。”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大纲》明确了妇女工作要经过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广大妇女群众在党的周围，并特别注意发动与组织劳动妇女”。毛泽东说，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要根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妇女工作者通过广泛建立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等组织，把过去狭隘的妇女团体发展为各个阶层的妇女群众，扩大了妇女抗战的范围和影响。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三八”节纪念大会上称赞边区的妇女团体展现出了“应有的力量”。他提出要把全国女同胞的大团体结合起来，全国各地的妇女都要“结团体”,“有了团体，心就齐了，力量就结合起来了，就能齐心合力干大事”。
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统一战线把妇女解放融入民族革命，还创新地提出家庭统一战线把妇女解放与社会革命有机结合起来。在毛泽东提出的“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两重政策的指导下，妇女工作者“一方面争取妇女在家庭中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又建立家庭的统一战线”。“家庭统一战线”强调统一战线原则下的家庭和睦，也为战后以集体劳动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指明了妇女解放与家庭重构的路径。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级妇女代表大会及妇联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各阶层妇女的重要纽带。围绕着邓颖超提出的“建设新中国”这一妇女运动的中心任务，以妇联为代表的妇女组织和机构一方面继续推动妇女广泛参与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另一方面在维护家庭和睦、保护妇女特殊利益中推进妇女解放。总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建立各级各类妇女组织，最大程度地团结了妇女界的一切革命力量，并通过建立家庭统一战线实现了妇女解放与家庭改造的统合，为妇女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组织阵地。
第二，毛泽东从加强党的领导的角度，阐述了培养能干且专职的妇女干部对推进妇女组织工作的重要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干部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掌握革命的领导权的理论，并强调党的力量在于它从无产阶级一切群众组织中把无产阶级所有优秀分子都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包括妇女及妇女组织。苏维埃俄国也在社会主义政权建设中证明了劳动妇女是拥护还是反对工人阶级，“决定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败”。中国共产党基于“只有共产党，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才能完全解放妇女”的认识，从创立之初就设立了全国性的妇女机构来领导和推动妇女工作的开展，但妇女干部的缺乏成为阻碍妇女运动发展的现实问题。因此，建立一支专门从事妇女工作的干部队伍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毛泽东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早在中共成立之初，中共代表在向共产国际报告时就提到“中国妇女运动不能发展最大的原因，便是太缺乏工作的人才”。彭德怀也指出，妇女要承担起妇女解放工作的主要责任，妇女干部和知识妇女要认识到“没有广大劳苦妇女群众的解放，少数知识妇女的解放是不可能的”,要“像争取自己的利益一样去争取广大被压迫妇女的利益”。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开办短训班、专门的妇女干部学校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妇女干部的主要渠道。毛泽东亲自分派干部在福建新泉苏维埃根据地建立了8所女子学校和女子培训班。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要在党、政、军各类学校中广泛招收女性学员。中国共产党创办了第一所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领导人不仅为女子大学的筹建捐款捐物，还为女大学员作专题报告。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各地通过工农速成初等学校、干部业余文化学校以及专门的妇女干部学校，培养、组织和输送妇女干部参与国家管理和经济建设。
毛泽东指出，要领导中国妇女运动，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没有健全的妇女组织，没有一批“能干而专职”的妇女干部是不行的。毛泽东认为“能干而专职”，就是既有理论武装又能做实际工作，应成为妇女干部培养的主要目标。毛泽东指出“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因此妇女干部的教育更应注重提高，才能实现通过干部去教育群众和指导群众。毛泽东要求干部加强学习，不仅要学习革命理论、历史知识，还要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毛泽东强调只“学习那些理论是不够的，会跟实际脱节的”，“要求得更进一步的学问，一定要在学校外边学习”。妇女干部教育的目的是更好地贴近广大妇女生活的实际，为广大妇女群众服务。1941年，毛泽东亲自指导了准备深入边区考察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如何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为中央妇委开展纠正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妇女运动提供了有效的方法指导。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大规模的干部培训和实践锻炼，培养了一大批有着坚定革命信念、具备一定理论修养和革命斗争经验的工农女干部，她们传达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动员广大妇女群众参加阶级革命、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解决与妇女切实利益相关的问题，在党和群众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总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培养妇女干部加强党的领导，实现了在党的整体性工作中发展妇女工作的组织策略，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工作的统战理论。
结 语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在批判和反思封建社会歧视妇女、阻碍妇女发展错误观念的同时，通过深入开展对农村、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解决妇女问题的关键所在，即把农村妇女作为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之一，把妇女运动纳入农民革命、阶级革命的范畴中。毛泽东强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盲目追随西方女权主义的妇女解放路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阶级差异造成的男女不平等入手，以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革命为起点，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的社会革命来实现妇女解放的目标。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中国化。正如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光辉典范。
（作者：熊辉，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顾晓莉，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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