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富田事变”的前因与后果·铸剑者成剑下魂——这才是真正的悲剧（中）

 

 “富田事变”的前因与后果

五、铸剑者成剑下魂——这才是真正的悲剧（中）

 

㈡朱、彭、黄和总前委强烈反应下的“冷处理”

 

12月17日，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为富田事变发表宣言，指出谢汉倡、段良弼、李白芳等出身富农地主阶级，二三年来不主张分田，七月赣西特委二全会议后，段良弼等便假冒中央名义，借口“转变农民意识，”“反对分田”，“反对打吉安”“反对诱敌深入”在各县大发展AB团组织，以“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分散革命势力，证明“是反革命”。[1]

 

12月18日，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给曾炳春及二十军负责同志公开信，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同时阐明“总前委的XX”“不是泽东同志个人意见”，而是XX的决定，“即令策略有意见”，“可开会解决，何至引兵叛变”，号召凡“布尔什维克同志，应站在共产党总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消灭敌人”。[2]

 

12月19日，江西省行委特派员陈正人写信给湘东行委并“飞转中央”：

 

AB团企图以“内应外合”策略乘军阀进入XXXXXXX同时他们乘着日前猛烈扩大红军之际，大批派遣AB团分子混入红军，一面鼓动红军士兵开小差（利用农民家庭观念等），一面鼓动士兵不向前冲锋，这是破获红军中的AB团才发觉他们这种阴谋。……

 

听曾山同志已脱险（因见周冕等AB团脱逃之要犯所发的通缉令要缉曾山等所证明），我已严厉负责督促赣西党，如果易尔士同志被捉，则生死也要营救，请中央勿念。……

 

这次省行委破获之AB团要犯，有的为江西的负责干部，如段良弼，此外有周冕、丛允中、金万邦等都系昔日党的干部，这些分子在党内颇有影响，故也能造谣欺骗，特别是这次AB团脱逃后，省行委因受他们一时压迫仍无形坍台，加以蒋蔡二逆部队到永新泰和一带，增加了河东、河西交通困难，总前委对远在赣东方面，目前是应敌严重时期，而发生这样不意之怪举，所以在应付上比较迟缓。……

 

现在这些叛逆AB团正是大造谣言说毛泽东同志已反水，某人被杀，曾假造省苏命令通缉省苏主席曾山同志及我，以此来动摇党同群众，并闻该逆等一面要陷害中央，捏造省行委介绍信假与中央接洽，破坏中央组织以危及中国革命，故我特写此信飞告湘东南行委转来，并严密注意至要。这次AB团反动，将影响这次决战甚大，因为赣西目前不能在河西牵制敌人，不能分散敌人力量，这是我们在这次决战中的大损失。……

 

我们正盼中央立即派人前来解决目前江西党的危机，而且非派人来不可。[3]

 

12月20日，在永阳的江西省行委致信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继续对朱彭黄滕进行挑拔离间。[4]

 

同日，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张辉瓒部进占东固，因误会与公秉藩部发生混战，遭蒋臭骂，恼羞成怒，决定在东固大烧大杀三天。因为东固发现了富田事变当事人张贴的“毛泽东反水”的标语，也打出了“欢迎毛润之先生反正”的标语（张辉瓒在大革命时期与毛泽东有过交往）。

 

20日前后，总前委发出《总前委答辨的一封信》，驳斥永阳的江西省行委信对总前委及及毛泽东的攻击和诬陷，指出：“关于肃清省行委的AB团要犯，是总前委决定的，并非毛同志一人。而且当时总前委指出的，只限于段良弼、李伯芳、谢汉昌等三个，金万邦、丛允中、曾兴、王怀、周冕、刘经化、任心时等何以捉到他们头上？那时根据段良弼、李伯芳、谢汉昌亲笔口供，谢汉昌说，‘打倒朱毛，消灭李段’。”[5]

 

22日，总前委发出《八个大胜利的条件》，进行第一次反“围剿”的战前动员。

 

12月下旬，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名义发出布告，遣责富田事变的段良弼、李伯芳等人——

 

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

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

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

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

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

赶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员。

实行拥蒋反共，反对彻底分田。

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

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

ＡＢ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

口里喊得革命，骨子是个内奸。

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

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

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6]

 

另据谭震林回忆，1930年12月，总前委在黄陂召开过一个会议：

 

黄陂会议是在解决了军队肃反问题后开的，参加会议的是军团军一级干部，还有地方党的负责人。肃反扩大化，李韶九有责任。这次会议纠正了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做法，提出了反对逼供信和注重调查研究。总前委还发了文件，以解决地方肃反出现的问题。这时，毛泽东同志还亲自找了几个被打成AB团的人问话。问他们：“你们的出身都好好的，为什么参加AB团？”他们说：“我们的AB团是打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说：“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不准逼供信”，“要重调查研究”，就是这时提出来的。到了延安整风，就不准搞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了。[7]

 

25日，永阳的江西省行委致信湘东南行委及湘东独立师师委，继续对毛泽东和总前委进行攻击和诬陷。[8]

 

28日，永阳的江西省行委发出十一号通告，号召广大群众拥护全国苏维埃政府，消灭敌人，实行向吉安总攻击，“打破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围剿计划，使河东决战取得圆满胜利”。

 

29日，国民党军第十八师主力向龙冈推进，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该地区人民条件和地形条件均对红军有利，敌人又是孤军冒进，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秘密西进，埋伏在龙冈附近山中。

 

30日，当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其师部及两个旅由龙冈进至小别附近时，即遭红一方面军主力猛烈攻击，张辉瓒以下9000余人全部就歼，张辉瓒本人被俘。

 

1931年1月1日——也就是“前头捉了张辉瓒”的第三天，永阳的江西省行委召开扩大会议，称“⒈省行委是合法的，因为省行委的委员除陈正人、曾山以外，其中的委员皆存在。因此，省行委是合法的，即是过去的省行委”，并部署攻击吉安和全省总暴动。会议决定：“拨一万元供给”红一方面军留守医院。[9]

 

同日，邓毅刚、罗贵波率红三十五军打开大余县城。数日后，在前往信丰的路上遇见了前来游说红三十五军反对毛泽东的赣南行委书记郭承禄，邓、罗表示反对。红三十五军进入信丰县城后，看见赣南行委组织的反毛活动及宣传，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说明赣南行委的做法是反革命行动，并派出部队包围赣南行委，将郭承禄等行委领导人捕获，随队带往总前委。[10]

 

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张辉瓒部被歼后，在源头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师谭道源师仓惶东撤。红一方面军主力乘敌阵势混乱，挥戈东向，星夜向东韶急进；1月3日，谭师退到东韶，立足未稳就遭红军突袭，半数被歼，官兵被俘3000余人，残部向南丰方向溃逃，其他敌军慌忙撤退，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遂被粉碎。

 

1月4日左右——第一次反“围剿”被彻底粉碎的第二天，段良弼等一行离开苏区赶赴上海，准备向中共中央汇报事变情况。同时期，刘作抚（易尔士）与从允中亦前往总前委，但因敌情所阻，被迫返回。刘作抚携款经湘东南特委转赴上海，湘东南特委书记石青（夏尺冰）等尔后亦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情况[11]。

 

段良弼、刘作抚和湘东南特委书记石青（夏尺冰）于2月上、中旬，分别赶到了上海。

 

1931年1月5日，赣南行委发出通告第17号，认为富田事变是由于总前委与省委政治主张不同的结果，“总前委是农民参政的政治路线”，省行委是接受中央的“过左”路线。[12]

 

1月10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派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项英，同红一方面军总部领导人会合。他向毛泽东、朱德等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苏区和红军领导的指示。

 

1月11日，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向中央写了申诉信。[13]

 

1月14日，已到达宁都的江西省行委常委曾山与总前委及几天前刚赶到苏区的项英会面。曾山于当日发表宣言,遣责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并陈述事变亲历，信中称：

 

省行委、省苏政府在总前委和工农革命委员会直接指导和帮助之下，于十二月七日处置省行委和省苏机关的AB团分子，由AB团龙超清、江克宽的口供找出的线索。于该晚提起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经我亲自审讯，又由段供出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任心时、丛允中、刘经化、李文林，段起凤等，是AB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AB团，自七号晚上起截止十二号晚上富田事变以前，省行委，省苏两机关及政治保卫队，共破获AB团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各要犯均有亲笔供词，详细叙述AB团取消派阴谋暴动，破坏苏维埃，破坏土地革命，破坏阶级决战，破坏红军的计划，谢汉昌、金万邦、丛允中均没有用刑，爽直供认。

 

在谢汉昌的供词中，直认他们的AB团在赣西南有了广大普遍的组织，並说AB团就是布尔什维克的团体，他们的AB团是以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起，才有组织，他们的AB团并不像段锡明的AB团那样封建（换句话说谢汉昌等是取消派）。但李白芳的笔供却说他们的AB团在江西有悠久的历史，政治目的是维持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经济组织，口号是“拥蒋反共”，因蒋介石是最坏的半封建的代表，共产党是摧毁中国半封建最有力的政党。[14]

 

在黄陂总前委接受审查的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始终没有被点名，虽然受李韶九刑讯逼供的段良弼供了他是AB团，他在总前委审查结束及苏区中央局作出“富田事变”处理决定后，得到释放，继续工作。

 

【评述】

 

 ⑴此间，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一直专注于为打破第一次反“围剿”的战场选择和准备，而因“富田事变”的缘故，富田、东固等地无法选作战场，致使张辉瓒驱兵在东固地区烧杀三天，造成了群众的伤亡。总前委又在宁都小布两度设伏，准备打击敌五十师谭道源部，均未成功。12月29日，敌第十八师张辉瓒部孤军冒进，总前委果断转移战场，在龙冈设伏，于12月30日将该师全歼，活捉了张辉瓒，取得了“龙冈大捷”。

 

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大获成功！

 

“龙冈大捷”后，红军转兵东向，疾进东韶，向敌第五十师谭道源部发起攻击。战至1月3日，将该师一个多旅3000余众歼灭，缴步枪2000余支，机枪40余挺，迫击炮4门，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事实证明了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在“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意见分歧上的孰是孰非！同时也戳穿了“富田事变”当事人们刻意制造的“毛泽东一贯的躲避取消这一战争准备逃跑……敌人进至苏区腹部，他总是主张一贯撤退不打敌人一下”、“只是退而不打，想逃跑福建”乃至“毛泽东反水”等谣言，众多一时被谣言蛊惑了的苏区群众也因此明辨了是非和真相，“富田事变”的当事人们当然也就因此而失去了苏区群众的信任。

 

⑵需要注意的是，在项英到达苏区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之前，总前委除了在《总前委答辨的一封信》对事变方的制造和散布的谣言作出了澄清与辨白外，没有对“富田事变”作出任何组织处理的决议或决定——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发出的宣言和公开信也对参与事变者留有足够的余地，更没有作出过对富田事变当事一方诉诸武力的决定，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冷处理”的态度。

 

其实，早在此前的10月29日，中共中央就明确指示：“苏区中央局在江钧[15]同志未到达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泽东同志代书记”[16]。总前委如果一接到这个指示就马上照办，立即就可以名正言顺天经地义地对“富田事变”及其当事人作出处理决定！

 

而总前委没有作出这种选择！

 

㈢苏区中央局作出对“富田事变”第一个处理决定

 

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发布成立宣言，总前委及江西省行委撤销。[17]

 

16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对富田事变的决议》：“中央局接得第一方面军总前委关于富事变的报告，中央局完全同意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采取的斗争路线，认为完全是正确的，只有坚决的执行这一正确路线，才能保障了革命势力的更加巩固的发展，巩固了党的领导”，“富田事变完全是反党的反革命的行动”，“富田事变从各方面分析，尤其是从实际上着来，是和取消派进攻党及党的行动毫无二致，这种行动，是布尔什维克党绝对不容许的，尤其在目前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期中。这种行动完全是帮助反革命力量向革命进攻，目前党在巩固党的组织和领导，保障革命向前发展，在党内党外要坚决执行反AB团取消派及一切反革命的思想和派别的斗争，中央局决定将富田事变的首领段良弼李伯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等开除党籍，至于在他们影响之下，和其欺骗的党员党是号召他们醒悟过来，回到党的领导之下，与党一致的坚决反对这般反党份子的斗争。并且号召全党党员及苏区中广大群众一致起来和他们做坚决的斗争。”[18]

 

决议还分析了事变的成因，对反AB团中出现的问题也进行了初步的反思——

 

过去反取消派AB团斗争路线完全是正确的，可是在这一斗争正确路线之下，许多地方党和政府执行中发生许多错误，应该严重指正更以纠正。第一是非群众路线，许多地方成为红军或上级机关的代打群众站在一边没有参加，宣传工作不充分缺乏从政治上把AB团取消派反革命的行动和罪恶，向群众中作广大宣传，在党内没有很好运用党的组织领导全体党员来积极作斗争，于是使一般不明的党员以及群众认为是一种派别的斗争，第二是盲动没有一标准一咬便打，没有分清AB团的成份，没有从各方考察只有“一打”的办法。结果赤色恐怖不是群众造成的去恐怖反动派而是机关造成的反恐怖了群众，尤其富农，AB团、取消派，从中大造谣言，说红军不打白军只打苏维埃的委员和农民，欺骗群众来反对红军，并且使少数不正确观念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份子，乘机作报复举动影响这次斗争，但这不是说红军不要打AB团取消派，反对自干，也不是不要打AB团取派。打AB团取派是十二万分的正确，丝毫不能放松，只是要运用正确的路线来彻底肃清AB团取消派。因此，党在这一正确的斗争路线之下必须严厉纠正许多不正确的方法和行动，只有这样，才更能巩固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所以在党内更要实行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倾和右倾的机会主义，最主要的是右倾，党的正确路线在一切工作中实现起来。

 

对于今后肃清AB团取消派等具体方法，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随便使乱打乱杀，尤其防止一般小资产阶级报复主义的发生。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逮捕，如在以下五个条件：一、努力反富田事变，二、努力打AB团；三、坚决实行平田废债，四、努力参战工作，五、平日工作积极观点正确的，就是有人△咬他，也不能随便打。如果真有嫌疑可另调工作来考察他，必须要AB团取消派的首领和群众的处理方法分清，坚决反革命的参加军事组织的（如赤卫队红军等）高级机关负重要责任的须先以迅速的手段捕获，并经过群众路线解决（党内负重要责任的同志、须很审滇的处理）群众贴身的领袖（各级党政机关里的）如估量不对即发生危险，一定要发动群众，使群众认识后才能办，那些把AB团当保险公司去加入的，一时受欺骗的贫苦工农，就要准其目首自新加紧宣传教育工作，争取他们过来，同样的对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和无原则派别的纠纷，党是坚决与之斗争，从思想上及组织上开除肃清党内小资阶级的意识，但党在每个斗争中都应以教育方式来教育全党党员，这样才能使党日益走上布尔斯维克的道路。[19]

 

同日，中共、少共湘东南行委发表宣言，遣责“富田事变”并号召与之进行斗争——

 

行委以兄弟党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曾经召集一次专门会议，根据陈绍同志由河东传来消息，永阳省委发来通辑，紧急通告，江西省行委特派员陈正人来信，以及赣西行委常委陈东日同志口报，作了详细分析和讨论（见紧急通告第二号）结果判断这一事变是全国革命势力高涨，土地革命深入，阶级矛盾尖锐的反映，使得全国反动统治阶级甚至帝国主义惊惶失措，……因此，行委站在挽救阶级决战危机，挽救赣西南的分崩离析，恢复党与红军政治影响，揭破AB团阴谋的几个立场，将组织赣西临时行委率领方面军独立第一师赶到赣西镇压这一事变，将被AB团操纵利用之所谓永阳省行委解散，将所有嫌疑犯（不管是AB团或被诬陷的共产党员）解交湘东南行委看管，候总前委或中央派人来处理，收回二十军被欺骗的一营兵，再配合北路吉安之二十军一三三团（注：应为一七三团）动员广大群众积极进攻吉安，夺回吉安，响应河东决战，根本揭穿这一反革命阴谋，以死力争取这一阶级决战的初步胜利而挽救革命的危机。[20]

 

2月4日，苏区中央局致信赣西南西路行委，解释中央局决议及其事变相关问题，驳斥了关于“富田事变是派别斗争”的认识和传言。指出：“为什么以前赣西南大打AB团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由下层组织直到党团政府的最高机关，当时没有一个同志认为是不正确的，也没有一个同志讲这是某一同志的阴谋，为什么这次红军破坏AB团牵〈制〉连到省行委省苏负责人，这次进行肃清AB团□□□□立即不顾一切，突然爆发富田事变，以及事变后继续作破坏党破坏红军的行动？”“中央局的决议及告同志书中很客观，从各方面分析指出，这次事变在客观上的反革命性，完全是正确的，并且指出他们中间，就不是真正的AB团取消派（事实上过去江西党屡次发现大批AB团，党也不能没有AB团分子在内）可是他们的行动，在客观上的事实上是做了AB团取消派所要做的事，就是他们主观上虽不是AB团取消派，而在客观上所发现[生]的行动，最低限度为AB团取消派所利用。假如一个共产党员不站在正确立场上很客观的去观察问题，必然走至最危险的错误道路——脱离党以至反革命道路。同志们，这班同志不仅在行动上做了反党破坏革命的行动，不自觉到现在更进一步的在思想上已经开始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向相反的道路上去了”，“富田事变在客观上是个反党反革命的暴动，不管他的主观如何，但是在客观的事实上是做了AB团取消派等所企图要做的事，并且根据过去赣西南屡次破获AB团的教训，以及西路对于肃清AB团工作松懈，都使党不能相信这次事变中，没有AB团分子在内，更不能因为他们现在还打红旗，还继续与敌人作战，而否认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和党内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反党行动”。[21]

 

戴向青、罗惠兰所著《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中，对项英到中央苏区后对“富田事变”的处理作出的陈述是这样的：

 

项英在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期间，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重调查研究，重事实证据，正确分析了富田事变的性质，批评和抵制了总前委肃AB团的严重错误，从而分清了是非，团结了同志，稳定了人心，避免了分裂，一度缓解了赣西南苏区的肃反扩大化。

 

……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来取了“坚决进攻的策略”[22]，他们不仅在文件中把富田事变定性为“罪恶滔天”的“破坏阶级决战”的反革命暴动，“AB团领导的公开叛变”，而且对参与事变的人和持有不同观点的同志，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方针。

 

项英到达苏区后，没有简单地附和总前委的意见。他在了解了事变真相的基础上，以中央局第二号通告的形式，作出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23]

 

此后，几乎所有言及“富田事变”的研究文章、史籍乃至人物传记，都众口一辞地对项英到达苏区对“富田事变”的处理采用了相类的说辞：项英到达苏区后，根据充分调查研究，以马列主义的分析方法纠正了毛泽东主持的总前委对“富田事变”处理上的错误。而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与项英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而且因为这个原因，项英在下半年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而由毛泽东取而代之……

 

然而，笔者收集和梳理的所有能够查阅到的关于处理“富田事变”的有关文献，迄今也没有发现究竟有何可靠的证据证实戴、罗等人的这个说法！

 

【评述】

 

 ⑴“富田事变”发生后。总前委及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都作出了强烈反应，但都在合理限度之内——特别是相对于事变当事一方的激烈言论和行动而言，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发表的宣言和致曾炳春及红二十军领导人的公开信，也只是表明拥护总前委反对叛变的态度，澄清事变一方传播的谣言，号召“凡布尔什维克同志，应站在共产党总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消灭敌人。”[24]

 

这些文献或者六言诗式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布告》中，的确有“富田事变……毫无疑义又是AB团取消派对革命的阴谋叛变”[25]、“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26]、“是AB团取消派公开反革命的总爆发”[27]、“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28]或相类的激愤之句，但相较于事变一方的谩骂、伪造信件、捏造事实、拖走队伍和制造分裂的行为，难道不能视为一种合理的反应么？在大敌当前，反“围剿”大战即将开始之时，是不是他们必须对这种公开制造分裂拉走队伍的行为保持沉默容忍，一定得去作出“无罪推定”，才算合理合情合度？

 

——面对大敌当前之际内部出现的非常危机，有什么理由单方面要求总前委必须心平气和、逆来顺受？

 

更何况，在这些文献中也并没有把参与事变的所有人都视作AB团，仍然在强调团结对敌：“朱德、德怀、公略对于同志之去，就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之分，没有私人拥护与不拥护之别。一切革命的同志，请在革命战线上相见”[29]，“富田事变一部分官兵同志及其地方负责同志，或有受取消派AB团一时之蒙蔽与要挟，特别诚恳指出，尚望辨明真伪，分别是非，毅然决然肃清叛逆，一致归来参加决战，不然自绝于群众，自绝于革命，叛逆的前途必然江河日下，他那面红旗迟早要在群众之前撕破。诸同志奋斗有年，特进革命的忠告，望转诸同志是幸。即致阶级决战的敬礼！”[30]

 

而《总前委答辨的一封信》主要是澄清事实，也并没有把参与事变的所有人都要视为AB团的意思。即或有激愤指责事变当事人是反革命之句，但相对于事变方扣留省委省苏领导人和拉走队伍，公开打出“拥护朱彭黄，打倒毛泽东”旗号乃至继续进行造谣污陷煽动对立的作为，这样的反应难道就没有一点合理性么？

 

——哪一支军队或一个团队，能够对这样的行动保持容忍的态度？

 

请注意，这个时间段里各方的言论，都只是各自表达意见——哪怕是再激烈再尖锐，也不成其为“处理决定”，更不能用作“处理决定”产生之时或之后对“处理决定”有“严重分歧”之有效证据！所谓总前委对富田事变当事人“一棍子打死”，又该从何说起？我们可不可以用同样逻辑反诘一句：富田事变当事人们通过决议将毛泽东指认为是“反革命”，要“打倒”——事实上扯起了反旗，又算不算是要将毛泽东“一棍子打死”？（这还没算他们伪造毛泽东信函离间总前委的行为）。

 

⑵“富田事变”发生后及项英到达苏区之前，总前委并没有对“富田事变”当事一方作出过任何组织处理决定，更没有诉诸武力解决事变一方的任何措署或部署。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反“围剿”战争的准备，对事变所取的态度实际上是“冷处理”，为的是等待项英到来后成立的中央局后，有充分的调查并作出裁决的时间和空间——早在此前的10月29日，中共中央就明确指示：“苏区中央局在江钧31]同志未到达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泽东同志代书记”[32]。总前委如果一接到这个指示就马上照办，立即就可以名正言顺天经地义地对“富田事变”及其当事人作出处理决定！

 

如果这就是所谓“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那这进攻性是不是也太客气太文弱了？

 

实际上，总前委并没有按照中央的指示，在代表中央的项英到来之前就成立中央局，并以中央局名义处理“富田事变”——尽管中央已经有了中央局“可先行成立，暂以泽东同志代书记”的明确指示。

 

再请注意，项英到达后苏区发布的中央局第二号通告，可是对事变当事人统统作出了组织处理的啊！[33]

 

如果总前委没有对事变当事人作出过任何组织处理决定，那么项英到来后对总前委的“纠正”，又该从何说起？总前委“冷处理”的态度，与事变当事一方继续进行的煽情鼓动和对抗行动，哪个更象“进攻的策略”？总前委与“富田事变”当事人的纸上“互怼”，与作出了组织处理决定的苏区中央局的《通告》相比较，哪个更具进攻性？

 

⑶项英到来仅仅5天，来的路上又不经过事变发生地或事变当事人的活动和影响的区域[34]，请问他的调查研究是怎么进行的？都找什么人谈过话？能掌握多少总前委没掌握的情况？所谓“他在了解了事变真相的基础上”该从何说起？他究竟了解了什么“真相”？他对“富田事变”的认知，如果不以总前委提供的汇报为主，又以什么为主？5天后，新成立的苏区中央局发出的第二号通告是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作出的，有什么理由能被认定是项英一人的意见？如果毛泽东等持反对态度，这个决定还能作出么（苏区中央局另三位成员毛泽东、朱德、曾山都是此前对“富田事变”公开表达过鲜明态度的人）？依毛泽东“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意见”的一贯风格，他会对他反对的决定默不作声而让当事人和后人找不到半点蛛丝马迹么？

 

笔者认为，戴向青等认定苏区中央局决定（也是决议）是，且必须是项英一个人的意见，而不是毛泽东及苏区中央局成员们，在取得反“围剿”战争重大胜利后赢得空间时间后，再作冷静考量后形成的共同意见，实在是过于操切，理由也很牵强！

 

⑷有人以大半年后任弼时提议以毛泽东代替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的书记的理由，来证明毛泽东与项英之间，在对“富田事变”作出处理的问题上的“严重分歧”，那就更没有道理了。任弼时提出的“以毛代项”的理由为：“项英因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认为是党内派别斗争[35]，因此丧失信仰，工作肪[能]力不够领导”[36]，个中缘由，一则是苏区中央局当时作出的决定有悖于中共中央决议——代表了“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调和路线”是六届四中全会对周恩来的指责）！任弼时所言的“完全错误”是相对于中共中央决议而言的，不是相对于毛泽东而言——而且这个指责是有问题的；二则是因为项英在部署第二次反“围剿”时表现动摇，准备放弃苏区向四川退却，而毛泽东在任弼时等支持下力主就地反“围剿”，从而“七百里驱十五日”，取得了重大胜利。

 

这根本无法证明项、毛之间在处理“富田事变”问题上有什么“严重分歧”！

 

再对照一下苏区中央局1931年1月16日决定的内容。

 

这个决定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中央局完全同意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采取的斗争路线，认为完全是正确的，只有坚决的执行这一正确路线，才能保障了革命势力的更加巩固的发展，巩固了党的领导”，而且认定“富田事变在事实上毫无疑义的是一种反党反革命的行动”，“富田事变从各方面分析，尤其是从实际上着来，是和取消派进攻党及党的行动毫无二致”[37]并且对事变当事人作出开除党籍的组织处理决定。同时，也指出了此前反AB团中的缺点和错误（如逼供信等）——实际上这种“缺点和错误”在项英到来之前，总前委就已经开始在纠正（比如在黄陂会议上对肃反提出的纠偏[38]，“反对肉刑”更是早就列入了古田会议决议的）。

 

至于区别对待事变参与者的态度，在朱彭黄宣言和公开信中已经在作此号召。

 

 ⑸苏区中央局处理“富田事变”的通告，以及此后发布的相关通告（如第十一号通告），乃至向各方发出的信函，都有着同样的意思：虽然认定事变的反革命性质，但也表达了“中央局根据过去赣西南的斗争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够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自觉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39]，“中央局的决议及告同志书中很客观，从各方面分析指出，这次事变在客观上的反革命性，完全是正确的，并且指出他们中间，就不是真正的AB团取消派（事实上过去江西党屡次发现大批AB团，党也不能没有AB团分子在内）可是他们的行动，在客观上的事实上是做了AB团取消派所要做的事，就是他们主观上虽不是AB团取消派，而在客观上所发现[生]的行动，最低限度为AB团取消派所利用”[40]，这其实也是总前委“冷处理”后留下的充分调查的合理逻辑空间，何况朱彭黄宣言及公开信中，其实也已经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并没有证据证明毛泽东对此有什么反对意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从来就是他一以贯之的章法，他又有什么理由要反对呢？

 

很有意思的是，苏区中央局煞费苦心要争取“富田事变”参与者们转变态度的系列《通告》，并没有停止事变当事方余众们的对抗或“非组织活动”，而且他们并没有认为苏区中央局的通告不代表或不包括毛泽东的意见。比如原赣南行委常委文子勤在致南路行委的信中就认定：“中央委员项英同志，只是一个人在此被毛泽东等包围，当然是有很多困难的地方，所以中央局组织已经被毛泽东拉到了。他现在更加借用这块招牌来布置他个人的工作，更加好积极向布尔什维克党员进攻，造成赣西南纯毛份子的势力，所以，现在中央局所发的通告信件，不过是用项英同志的名义，其实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项英同志决不会与毛一样的，不过现在无法应付，他看老毛这样的布置，不但与赣西南党斗争，恐怕很快的还要进行其反抗中央的阴谋。”[41]

 

——还在继续进行挑拔离间活动！由此也可见：苏区中央局的系列通告，并没有起到戴向青等所言的“分清了是非，团结了同志，稳定了人心，避免了分裂”之作用！而且，这个情况实际上也坐实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赣西南党组织存在严重问题而需要“根本改造”这个判断的合理性。

 

“富田事变”当事余众这种态度，想不被人当作“反革命”，是不是难度系数也太大了？

 

注释

[1]《中共江西省行委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信（1930年12月20日）》，《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⑽中央苏维埃的成立》（司马璐编）第57～第59页，香港自联出版社发行。

[2]《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给曾炳春等一封公开信（1930年12月18日）》，《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历史问题及文献》第418～第42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3]《陈正人给中央的一封信——关于富田事变中破获AB团的组织问题（1839年12月19日）》，中共吉安地委革命史编纂办公室1963年编《吉安地区革命史资料》第一卷第541～543页。

[4]《中共江西省行委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信（1930年12月20日）》，《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⑽中央苏维埃的成立》（司马璐编）第63～第65页，香港自联出版社发行。

[5]《总前委答辨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左右）》，《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第634～第637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85年6月编印；《毛泽东集（补卷）·第3卷》第183～第191页，[日]竹内实编印。

[6]转自余伯流、凌步机著《中央苏区史》第977～97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据称来自中央档案馆存档。这首六言诗被戴向青、罗惠兰及许多研究者们称之为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其实，工农革命委员会是受中央指示成立的一个临时性过渡性的政权机构，旨在对红军和地方政权进行统一的指导。这种宣传体文字赣西南特委大打AB团时也常用，并非总前委的发明，其作用不会比朱彭黄宣言和公开信更大。

[7]谭震林：《谈中央红军反第一、二、三次大“围剿”》，《回忆中央苏区》第16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但目前关于黄陂会议的时间尚难判定，各方资料也说法不一，有说是12月上旬的，有称是12月中下旬的。笔者根据《石叟资料》中收存的《红一方面军军内反AB团的宣传动员提纲》发布的时日（1930年12月20日）判断，毛泽东在黄陂会议上提出纠偏，应该是在这个提纲发布之后。

[8]俄罗斯现存共产国际档案手抄件。

[9]《江西省行委第二次常委扩大会议决议案——省行委和赣西临时行委问题、红军学校问题、攻击吉安准备工作问题（1931年1月1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第4～第6页，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8年5月[内部]编印。

[10]罗贵波：《一九三一年的“信丰事件”》，《回忆中央苏区》第226～第22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

[11]易尔士及湘东南特委书记石青出发前往上海的时间不详，但根据他们带往中央的文件中有刘敌于1931年1月11日申诉信判断，他们是这个时间以后出发赶往上海的。

[12]该文献没有查阅到，转引自《富田事变始末简要大事（中央档案馆）（中央档案馆1988年9月）》，《中共吉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资料》“富田事变卷”抄件。

[13]俄罗斯现存共产国际档案手抄件。

[14]转自《中共吉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资料》“富田事变卷”抄件。但曾山在建国后撰写的《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中的回忆文字，则与这个宣言内容有不洽之处：《宣言》称根据总前委来信最先提审的是段良弼、谢汉昌、李白芳三人，《回忆》则称总前委来信中指认的AB团是省委秘书长李白芳、省军事部长万金邦（应为金万邦）、财政部长周冕、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没有提及段良弼。

[15]江钧，即项英的化名。此前中央曾指定关向应为苏区中央局书记。

[16]《中央关于对付敌人“围剿”的策略问题给一、三两集团军前委诸同志的指示（1930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1930年）》第48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第20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从时间上算，这个指示应该在富田事变前后传达到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

[17]《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一号——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的成立及其任务（1931年1月1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㈡》第1337～第14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18]《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年1月16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第638页，198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教研室内部编印。

[19]《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年1月16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第641页，198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教研室内部编印。

[20]《党、团湘东南行委通告第十五号——宣布赣西事变处理的经过与行委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的分析和主张捕灭AB团拼命死力争取阶级决战的初步胜利（1931年1月16日）（节选）》，《江西党史资料第二十三辑·中国工农红军第六、二十军》第191～第192页，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92年10月编印。

[21]《中央局给西路同志信（1931年2月4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㈡》第1370、第1367、第13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22]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㈢》第177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该中的陈述是这样的：“当时总前委对于这一事变的〈估〉计肯定了是AB团的暴动，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实际上这个“坚决进攻的策略”仅限于宣言、公开信和辨白，乃至一堆“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的帽子，并无事实上的“进攻”行动。

[23]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第13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24]《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给曾炳春等一封公开信（1930年12月18日）》，《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历史问题及文献》第420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25]《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为富田事变宣言（1930年12月17日于黄陂）》，《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⑽中央苏维埃的成立》（司马璐编）第57页，香港自联出版社发行。

[26]《总前委答辨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左右）》，《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第634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85年6月编印。

[27]《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为富田事变宣言（1930年12月17日于黄陂）》，《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⑽中央苏维埃的成立》（司马璐编）第58页，香港自联出版社发行。

[28]《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布告（1930年12月下旬）》，余伯流、凌步机著《中央苏区史》第97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该件据称来自中央档案馆存档。这首六言诗被许多研究者们称之为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其实，工农革命委员会只是一个临时性过渡性的政权机构，这种宣传体文字赣西南特委大打AB团时也常用，并非总前委的发明，其作用不会比朱彭黄宣言和公开信更大。

[29]《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为富田事变宣言（1930年12月17日于黄陂）》，《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⑽中央苏维埃的成立》（司马璐编）第59页，香港自联出版社发行。

[30]《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给曾炳春等一封公开信（1930年12月18日）》，《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历史问题及文献》第419～第420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31]江钧，即项央的化名。

[32]《中央关于对付敌人“围剿”的策略问题给一、三两集团军前委诸同志的指示（1930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1930年）》第48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第20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33]《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年1月16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第638～第642页，198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教研室内部编印。该通告称“中央局决定将富田事变的首领段良弼李伯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等开除党籍。”

[34]项英是由中央机关交通护送，从上海出发，经福建转赴江西苏区的宁都的。（王辅一：《项英传》第148～第150页，中共党史出版1995年10月第1版）

[35]任弼时的这个指责实际上也是存在问题的——有断章取义之嫌，苏区中央局十一号通告及致西路同志信中，都明确驳斥了“富田事变是党内派别斗争”的说法，且认定事变“绝不是偶然的共产党内部的派别斗争”，只是在分析事变形成原因时指出：“他们（指省行委一部分人）实行无原则的小组织派别斗争，由此发展下去，遂造成富田事变的反党反革命行动”。

[36]《苏区中央局10月真电（1931年10月1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㈢》第179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37]《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年1月16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第638～642页，198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教研室内部编印。

[38]谭震林：《谈中央红军反第一、二、三次大“围剿”》，《回忆中央苏区》第16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但目前关于黄陂会议的时间尚难判定，各方资料也说法不一，有说是12月上旬的，有称是12月中下旬的。笔者根据《石叟资料》中收存的《红一方面军军内反AB团的宣传动员提纲》发布的时日（1930年12月20日）判断，毛泽东在黄陂会议上提出纠偏，应该是在这个提纲发布之后。

[39]《中央苏区中央局通告（第十一号）——纠正各级党部执行中央局决议的错误（1931年2月19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㈡》第142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40]《中央局给西路同志信（1931年2月4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㈡》第13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41]成圣昌：《富田事变与赤党内部分化》，《现代史料》1933年第4卷第2期。判读应是在1931年1月16日中央局通告发布之后。该文据称由新成立的赣西南特区委翻印公布，呈报中央。文子勤本人于1931年2月3日被陈毅主持的赣西南特区委开除党籍。

 

（作者系知名历史学者；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双石茶社”微信号， 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