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全面抗战期间，八路军深入敌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宣传发动群众，建立起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日伪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持续消耗敌人，坚决不让日军“以战养战”、“变华北为大东亚圣战兵站基地”的图谋得逞。
不过，以往大家可能更加关注敌后战场上各种战斗，却鲜有人注意到，八路军的卫生勤务工作，同样也是在环境极其艰苦、情况极其复杂、物资供应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下来的。其遇到的主要困难，首先就是医护人员和药品器材两缺。
以晋西北军区为例，到1940年11月，军区范围内有120师的6 个旅、山西新军的2个纵队、l 个师、1 个旅，还辖有6 个军分区，但军区卫生部只有3、40名医护人员，医疗卫生材料只有两副药驮。
为解决医务人员严重不足、医疗技术水平不高的问题，中共地下组织和八路军驻国统区各办事处，千方百计动员医疗工作者奔赴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白求恩、柯棣华等外藉医生抵达敌后战场，不仅为为抗日军民提供医疗救治，也向八路军医务工作者传授医疗技术和临床经验。八路军总部因陋就简，在延安开办医科大学，各根据地还因地制宜地开办了各种医训队和卫生学校，培训医生、护士和司药工。各团卫生队使用卫校编印的统一教材，开办连、营卫生员轮训班，保证了部队不断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的需要。
八路军各营、各连的卫生员们除了为伤病战友提供简单救治外，还有一项重要的日常任务——向部队指战员和根据地群众宣传卫生知识，要求大家勤洗澡、理发、剪指甲，勤洗勤晒衣被，喝开水、不吃生食，不与他人共用碗筷和毛巾。部队营地住房、厕所周边也要经常搞大扫除。这些卫生习惯的养成，对防止各种传染病的流行起了很大作用。
八路军救治伤病员工作，离不开敌后根据地群众的支持与配合。由于日伪经常对根据地实施“扫荡”，不少地区将卫生机关、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分散于人民群众当中，既保证了伤病员的安全，又让他们能得到及时的治疗。
在1939年冬季反“扫荡”中，晋察冀军区卫生机关、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全部化整为零，在唐县、易县、阜平一带的山沟和村落中，隐蔽在无数的天然山洞里。卫生机关在山洞中建立药房，驻有手术组和医疗组，对伤病员实施分组治疗。
1940年，晋察冀军区在阜平神仙山建立了山洞医院。为确保医院安全，附近各村民兵组成联防，在日伪军可能来袭的必经之地埋设地雷，建立瞭望哨。1941年和1943年的两次反“扫荡”期间，日伪军先后10余次对神仙山实施突袭和“搜剿”，但却被我抗日军民打退，被安置在山洞医院里的八路军伤病员均安然无恙。
冀中平原地形一马平川，有利于日军实施机动，故而日伪军对我冀中军区“扫荡”特别频繁。为此，冀中军区的后方医院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医疗小组，每组2至3人，以医生或护士长为组长，分散到各县、各区、各村巡回诊疗。部队在什么地方打仗，伤员就地安置在附近的村庄中，由当地医疗小组负责收治，不再向后方转送。到全面抗战中后期，根据当地村村有地道，户户有地道的特点，各医疗小组将将伤员救治工作转移到地下，由群众分散护理。在白洋淀湖区，八路军卫勤部门利用河川纵横和茂密的芦苇丛，建立起芦荡医院或船上医院，在当地渔民的掩护下，对伤员实施救治。
晋绥军区利用毗邻陕甘宁边区的有利条件，先后在黄河对岸建立起临县青塘民众医院、贺家川中心医院、神府后方医院等伤员救治中心，为伤员救治创造较为安定的环境。该军区在北从偏关、保德，南到螅蜊峪、佳县的黄河两岸设置了多处转运伤病员的渡口。据不完全统计，全面抗战期间，晋绥军区下属卫生部医院在抗战期间共收治重伤病员2万余名。
全面抗战之初，八路军所需医疗器材和药品，绝大多数靠爱国人士、国际友人和国际医药团体捐助。随着敌后抗战峰火呈缭原之势，我敌后抗战军民对医疗器材和药品的的需求量节节攀升。而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敌占区，医疗器材和药品都被当局列为禁运品。尽管八路军后勤部门冒着生命危险，派人深入敌占区城市，曾成功购买到手术刀具、血压计、听诊器等医疗器械，以及碘片、磺胺、麻醉药、碘化钾等药品，敌占区和国统区的一些进步人士，也积极帮助八路军购买和运送急需的卫生材料，但和庞大的需求量相比，属于杯水车薪，不可能完全满足广大敌后根据地军民的医疗需要。
于是，八路军卫生部靠着从西安买来的部分设备和原料，以及从国统区动员来的十几位进步药工，于1938年10月在赤水县(令旬邑县)清水源吕家村创办了八路军卫生材料厂，开始自制药品和医疗器材。为解决原料问题，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动员群众和没有作战任务的部队指战员，背着药篓进山采集中药。
1939年元旦，该厂正式开工。经全厂干部职工不懈努力，在不到3个月时间里，他们就用简单的工具生产出盐酸吗啡、福白龙、硝酸士的年、樟脑、氯化钙等l0余种片剂，解热、强壮、镇咳等近20种中成药丸、散、膏、丹以及纱布、药棉等卫生材料。
1939年底，该厂已能生产针、片、丸、散、酊、膏剂和卫生材料等100多种药品。其中，针剂、片剂有奎宁注射液、葡萄糖注射液、止疼片、健胃片、苏打片、阿托品等20余种；丸、散、酊、膏剂有行军丹、大补丸、黄苓碱、壮尔神、甘草膏等80余种；卫生材料有脱脂棉纱、药皂、胶布等10余种。他们甚至用小米酿出了医用酒精!
1939年，该厂共生产出注射剂3900余盒，中药2500余磅，酊剂620磅，片剂550磅。第二年，该厂的产量较1939年翻了近一番。全年共产注射剂6000余盒，中药9000余磅，片剂1200磅，药棉1100余磅。1941年，该厂产量进一步增至针剂9600余盒盒，中药15000磅，片剂4300百磅，酊剂1700磅，药棉5100磅。
除了生产大量药品，八路军卫生材料厂还成为八路军医科大学制药调剂班的定点见习基地，通过开办两期制药培训班，为根据地培养了近百名合格的、掌握一定理论知识并具有实际技能的制药人才。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各根据地制药厂的技术骨干。
该厂编写了10万余字的《抗战新药集》，详细记载了该厂生产的20余类百多种药材的采集、整理、提炼、配制过程及其性能、疗效、服法等。各敌后根据地药厂纷纷按照该书中介绍的方法生产药品，大大提高了产量和质量。
到全面抗战胜利时，八路军自制药品已经能满足约30%-60%的需求。最让人惊叹的是,八路军居然在1944年生产出了粗制青霉素!
1944年秋天，美国援华联合会向陕甘宁边区提供一个蒸汽消毒器、6管青霉素菌种培养物，以及青霉素研究的一部分资料。八路军医护人员在此基础上，在窑洞的地表下挖了管道，通过在室外生火传热，窑洞内温度过高时，便开门通一会儿风，由此将窑洞内的温度控制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使之成为一个培养细菌的巨大恒温箱。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屡败屡战，于1945年5月批量生产出了合格的粗制青霉素。八路军用这种自制的青霉素治疗外伤感染、败血症、脓胸和肺炎等感染性疾病，都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挽救了不少八路军伤病员的生命，从而轰动一时，被《解放日报》、《中国新闻》等国内外媒体竞相报道。
相形之下，无论是工业基础、物质资源、财力还是技术人才，都远超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国统区，在国民党手里却玩成了付烂牌，让进口西药一统天下，将民族医药工业挤兑得纷纷破产、倒闭。整个大后方,包括作坊在内也就剩50来家药厂,工人总数不到1000人。
至于青霉素，二战期间被美国当局列为战略物资严加管控，1943年时其国内售价曾高达每克830美元，相当于当时黄金价格的675倍左右。这种抗生素远渡重洋流入国统区，更是被炒成了天价，而且还经常有价无市。
当真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作者：西西河的康夫；来源：西西河的碎玉轩微信号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