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这一专题的时间跨度，大概从1935年底中央到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开始，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包括如何突破困境，通过主动作为转变时局，促成国共合作，结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如何进行预见性的思想理论准备，如何在敌后打胜仗，如何发展壮大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还有在抗战中如何建党建军，如何建设根据地，如何处理统一战线中各种矛盾和摩擦等问题。
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洗礼之后，系统总结了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又在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实践中，解决了种种前所未有的难题形成的。这是一个极其曲折丰富、最后走向胜利的理论和实践过程，让我们一起踏上征程吧！
第一部分：扭转历史车轮
十七、争取西安事变光明前途
这一节的主题是：争取西安事变光明前途。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在第一时间收到消息。
发来消息的是张学良，发报时间“文寅”。中国古代一个月的每一天都用一个字来表示，文代表12日；一天分12个时辰，寅为寅时，文寅是12日凌晨3至5时。应当是开始抓捕后就发来电报了。电文说：
“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敌北进。”[1]
张学良同时告诉他的副官，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刘鼎也马上发电告知中央：西北全部武装暴动，意图俘虏卖国头子，举起抗日义旗等。[2]
张、杨行动后立即通电全国，说蒋委员长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他们涕泣进谏，屡遭重斥。这是对他做最后的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了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切实遵守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3] 这里表达的意思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拯救国家和民族，而蒋介石是生是死取决于自己。
张学良和杨虎城还电邀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4] 他们心情十分急迫，下一步如何达到目的，亟需我们帮忙出主意。
收到这一消息后，毛主席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做好军事准备。
他发电给张学良建议：立即将东北军的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5] 同时，把西安事变的消息电告彭德怀、任弼时等部队首长，要求他们加紧整理训练准备新的战略行动。军事是后盾，首先要提供安全保障。
中央书记处还向共产国际发报，电告西安事变情况，请求在世界舆论上赞助我们，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希望苏联大力援助。还讲到我们采取的策略是：为了争取蒋介石的部下和资产阶级，我们站在西安事变的侧面说话，并在数日内不发表公开宣言，以减少日本及汉奸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主动，这样的造谣所能发生的影响。[6]
【毛泽东（左）、朱德（中）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延安】
一些研究者认为，西安事变发生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主张除蒋、杀蒋，政治局的其他领导不同意；还说西安事变最后能和平解决，共产国际不同意杀蒋起了主导作用。这些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毛主席做报告和结论。因为从1936年7月底开始，常委会决定毛主席负责对东北军和整个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7]
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重大事变，毛主席是怎样分析的？
他首先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置疑的。”[8]
他断言：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它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蒋介石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9]
在此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根本态度和建议：[10]
首先，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同时，也要估计到蒋介石的部下，如刘峙等可能进攻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也可能向南移动。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即部署。
我们在政治上的步骤，应使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物在行动上和组织上与我们一致，要派重要的同志去做工作。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
要向人民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稳定黄埔系、CC系，推动元老派、欧美派以及其他杂派赞助西安事变。对英美应很好联络，使他们对西安事变在舆论上表示赞助。我们的政治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的。
毛主席发言后，还有9个同志发言。其中最激烈的是张国焘，提出了几十条理由要求杀蒋介石。[11] 张闻天反对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要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的口号并不坏，要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会上也有同志提出审蒋、罢蒋甚至除蒋，毕竟那么多年的血海深仇，无数战友和亲人被杀，但共识还是要有利于团结抗日。
最后毛主席指出：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面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的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针对张国焘的说法，毛主席强调：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列。[12]
在紧要时刻，毛主席总是看到事情的多个方面、多种可能、许多通路和困难，在既要又要中把握处理问题的分寸，争取达到预期目的。
会议决定，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去西安协助张、杨。
刘鼎对周恩来说：扣留蒋介石的时候，张学良明确交代要抓活的，保护蒋，拥护他抗战，促他抗战。周恩来说，西安事变并不是打垮了蒋介石的武装力量，所以蒋介石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希望不要变成更大的内战，能把抗战推进一步就很好。[13]
12月17日晚周恩来到西安，住下的第一件事就是剪掉胡子。找了个刀片不行，找了把剪刀也不好使，只好凑合着把胡子剪掉，因为张学良还在那等着见面。周恩来进中央苏区的时候曾发誓，不抓住蒋介石不刮胡子，所以成了留着浓密胡须的美髯公，西安事变后就再也没留胡子了。
【周恩来在延安，美国记者斯诺拍摄】
周恩来当晚与张学良谈到深夜。当时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看法很不一致，有的主张杀蒋，有的主张把他送到苏区去，就让共产党收拾他，也有的认为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不但要释放他，还要拥护他当领袖。张学良认为，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周恩来明确表示同意，告诉他毛主席的意见，为了促成和平解决，必须给南京的进攻以沉重打击，使蒋介石反省，在军事上我们也决定给他们以积极的实际援助。[14]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又去“止园”杨公馆拜会杨虎城。周恩来问为什么取名止园？杨虎城说，止戈为武的意思，也是止步不前的意见，自己不求上进的心理。陪同的张文彬插话说，蒋介石上次来西安在这里宴请他，但他看见这两个字死活不愿进门，弄得大家搞不清咋回事。周恩来略思后说，那个蒋中正的正去了头不就是“止”吗？他大概觉得这是不祥之兆吧。[15]
【西安杨虎城止园别墅】
杨虎城原来估计，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有长达十年的血海深仇，一旦捉住蒋介石，虽不至立即杀蒋，也决不会轻易主张放蒋。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但他也有顾虑：共产党与国民党是敌对的党，地位上是平等的，对蒋可战可和；他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处境就和共产党完全不同了。周恩来对他说：蒋是否会报复，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虽有报复之心，也不可能实现。杨虎城听后说，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
周恩来到西安当晚，就报告了与张学良商定的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第二天，周恩来又报告情况说：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给蒋写了封信：宁抗日勿死敌手，这个敌手是指何应钦和汪精卫。蒋的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对张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求降求合完全交张处理之表示。
此时基本情况已经清楚，政治局又一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张闻天主持，毛主席做报告和结论。
我们可以从中理解一下毛主席分析问题的方法是有益的。他首先分析的是西安事变后的两个方面、两种前途：
他敏锐地看到，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再一个方面，就是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分析这两个方面的意义何在？因为它决定了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
由此得出我们的立场和办法。怎么办呢？应与东北军、西北军接近，对他们的态度，不仅不与南京混同，而且与阎锡山也不同，我们对张、杨是同情的。应当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它要取得斗争的胜利，无疑地是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帮助。
毛主席进一步分析：现在的营垒是两方面，一方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另一方是共产党与抗日派。中间还有动摇的中立的一派，我们应当争取这些中间派。有六种力量可以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这六种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他还做出一个基本判断：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
由此，毛主席提出的争取西安事变光明前途的基本方针：
（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
（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包括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
（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不抱幻想，从底线思考做好各种准备。一分为二地剖析面对的问题，在对立统一中把握斗争方式和主动权，争取事态发展方向于我有利。
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方针之后，就是如何抓落实的问题。
仅19日一天，毛主席就起草并发出14份电报。发给周恩来的电报11份，通报了中央的决定并提出具体的工作部署，让他告诉张学良、杨虎城：必要坚持，更有前途，一点不须气馁。[16]这种韧劲是很重要的。
发给在前线的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有两份，命令他们率领野战军急行军直达长武待命，并派八十一师和二十八军开赴延安接受任务。
致电南京的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遭亡国惨祸。[17]
【潘汉年和妻子董慧】
有人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作出的，这不符合事实。共产国际12月16日才回电，因电码错乱无法译出，中共要求重发，直到20日才收到了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复电，而中共中央19日就确定了上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8]
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部很不妙，蒋介石的态度也在迅速变化。南京方面分为两派：[19] 作为亲日派的何应钦，极力主张讨伐张杨，炸平西安。这样做，一是可以得到日本方面的进一步支持；二是师出有名，若能救出蒋介石，他是首倡讨伐之功，若蒋介石死于兵谏，那就由他收拢蒋的嫡系势力，取而代之。所以，他一面组织讨伐军进逼西安，一面促在意大利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急速回国，企图与汪精卫搞亲日政权。
而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英美派，却力主用和平方式来营救。西安事变当晚，宋氏兄妹就齐聚在上海孔祥熙的公馆，商量如何救出他们全部生命财产所依附的蒋介石。他们认为军事讨伐只能激化矛盾让蒋介石速死，一切要为救蒋介石让路。宋美龄亲自出面召集黄埔军官和空军人员开会，要他们不听何应钦的讨伐命令。何应钦则强力召开军事会议，宋美龄得知后直闯会场表示反对，两人争执不下当场对骂起来，何应钦骂宋美龄是妇道之见，宋骂何是居心不良，想炸死委员长。
宋美龄派蒋介石的顾问端纳飞往西安沟通，并带信对蒋说：“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20] 这一提醒对蒋介石震动很大。很快，蒋介石就答应把停战手令送南京。
【1936年12月13日，宋美龄致蒋介石信手稿】
【1936年12月14日，端纳把宋美龄的亲笔信交给张学良】
张学良本想让蒋百里回南京送信，蒋百里建议张学良找一个自己最恨的人去，因为这样南京才相信。最后由蒋鼎文送回，果然“讨伐”行动暂时停下来。
12月22日事变10天后，宋子文偕同宋美龄等从南京飞往西安，商量如何正式谈判。蒋介石提出：一是他本人不出头，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二是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不作任何书面签字。[21]南京方面宋子文出席，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出席。
【1936年，西安事变后，宋美龄亲赴西安营救蒋介石。照片为宋美龄与端纳。】
谈判时，周恩来首先提出了六项主张，张、杨同意以此为基础谈判。宋子文表示同情，答应转达蒋介石。谈判结果如下：[22]
一是孔祥熙和宋子文组织新的行政院，宋子文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吴鼎昌、陈绍宽换掉；
二是撤兵及调动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蒋鼎文马上携蒋手令停战撤兵；
三是蒋允归后释放爱国领袖，就是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四是目前苏维埃、红军问题，蒋决定停止“剿共”，并由张学良负责接济，宋子文担保周恩来与张学良商定多少就给多少，3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
还有，答应开放政权，3个月后改组国民党，分批释放一切政治犯，抗战发动后共产党公开，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等等。宋子文还要求，中共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做后盾，与他保持经常的秘密接洽。[23]
12月24日上午谈判结束，当晚由宋氏兄妹陪同，周恩来见蒋介石。周先对蒋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叹口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能够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为什么就不肯停止内战呢？宋美龄连忙说以后绝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是感激得很。
接着，蒋介石作了三点表示，一是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是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问题；三是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24]
宋子文表示，他愿负全责进行答应的各项，并要求让蒋介石、宋美龄25日离开西安。张学良同意，并表示愿意亲自送蒋走。周恩来认为走前还需有一个政治文件来表示，不赞同蒋介石25日走，也不赞同张学良亲自送走。
但没想到，局势突然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25]
西安事变后，张、杨成立了一个核心谋划机构设计委员会，他们担心只凭空口说白话就把蒋介石放走了，将来他不认账怎么办？一致决定“没有保证，蒋不能走”，有的甚至说：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两个人的事，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那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心里，如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干脆就把他先干掉！[26]
张学良对他们说：你们所提的意见我都考虑过，都是行不通的。只能他在原则上承认就让他走，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的撕毁？张还说，打算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做人情就做到家。[27]
但他没有说服大家。12月25日一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写联名信送给宋子文，提出商定的问题必须有人签字，必须首先将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才能让蒋走，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也誓死反对。蒋介石一看吓得不得了，连忙要宋子文找张、杨恳求放蒋早走。[28] 张学良唯恐闹出乱子，更加急于把蒋马上放走。
12月25日下午，抓蒋第13天后，张学良秘密送蒋介石夫妇到机场。当时机场上正有一两千学生和群众欢迎绥远抗战的傅作义，蒋介石以为是对付他的，连忙重申自己的诺言，[29] 还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决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30] 张学良当即表示愿意陪蒋回南京，蒋宋飞机起飞时他也登上自己的座机跟着飞去。
周恩来得到消息后，连忙乘车赶往机场，但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他叹息地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31]
就张学良的这一个抉择，博弈双方的态势就变了。
当对方掌握主动权时，如何达到预期目的呢？
这一节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参考文献：
[1]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电文（上）》第五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79页。
[2]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电文（上）》第五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33-334页。
[3]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电文（上）》第五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78-179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15页。
[5]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电文（上）》第五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33-334页。
[6]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电文（上）》第五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33-337页。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16页。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1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1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5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16-417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407页。
[14] 郝建生编著：《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页。
[15] 郝建生编著：《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
[16]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电文（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67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420页。
[18] 郝建生编著：《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176页。
[19] 郝建生编著：《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225页。
[20]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5页。
[21]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23页。
[22]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24页。
[23]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24页。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15-416页。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页。
[26]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25-226页。
[27]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27-228页。
[28]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29页。
[29]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29页。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3-446页。
[31]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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