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马克思主义的新质生产力的八个理论问题

新质生产力，新在总结新时代，纠正长期以来惯常的认识误区。有人以为“新质生产力”只是换了个名词，这是不准确的。

1，新质生产力不是中性生产力

1959年12月21日，毛主席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生产力的问题，没有讲清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资本论》指出的“如果整个劳动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马恩文集5，581）。毛泽东的批评，是对马克思这一观点的进一步解释。

社会主义生产力以生产使用价值为主要目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则以垄断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力发展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等的混乱折中理念应当得到辨析和摈弃。

习近平同志在2024年1月31日中央集体学习中最新总结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在原有生产力类型基础上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要在生产资料的科技创新中，深化改革，以劳动中平等、能动的动态分配关系，建立有效率、可持续、有活力的以客户为中心的市场主体，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变革。

培育新质生产力，应该对从中性生产力出发的所谓“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做出检验和甄别。例如对于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清楚认识“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马恩文集7，1014）。不混淆价值规律在社、资两种商品经济中不同生产方式的特点和适用范围，例如利润最大化原理只能运用在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需求前提下，竞争规律必须服从全国一盘棋和良性竞争等。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府有为的自觉性、方向性，准确引导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

2，从生产力的量度到认识论高度

生产力由人与生产资料构成。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具有测量生产力发展和指示人际关系的双重作用（马恩文集5，210）。生产力有哪些新发展，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认识世界，即科学发现的广度和深度，二是改造世界的效率。

“科学主要讲的是怎么正确认识世界，而技术主要讲的是怎么更有效地改造世界。科学常用的词是探索发现，科学探索发现的是本来就客观存在，只是人类目前还不晓得的物质运动规律。技术常用的词是发明创造，是发明创造出世界上原本没有的东西。”（《毛远新：毛主席谈科学技术》，新文化研究公众号，2023.11.18）

毛主席的这一观点，教科书中少有，却是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唯物主义。

科学发现是科学实践中新的认识，是对具体物质运动从杂乱零碎的感性认识向相对系统的理性认识的飞跃，包括从相对初步的理性认识向更深层次理性认识的升华。科学发现是技术创新的先导。

OpenAI和深度求索作为语言类大模型，通过海量数据训练，具备跨语言跨领域文本生成、逻辑推理和多模态交互能力，特别是深度求索的开源，实现技术普惠。大语言模型具有强大的产业赋能意义，但其性质依然是认识世界，反映世界的科学发现和知识传播。

把科学发现运用在改造世界，就是技术创新。这是理性认识投入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是从认识世界向改造世界的飞跃，既是人类实践认识链的运动，又是新质生产力的物质生产主体。

在人工智能中，在语言类模型的通用平台作用下，应用类模型，如操控机器人进入生产资料的生产各应用系统，也进入物流、医疗、金融、军事等应用系统，协作性空前提高，是总劳动中“总体工人”的器官延长，是空前效率的改造世界。

大语言模型可作为应用系统的“智能中枢”，调用外部工具或数据接口完成任务，把人类改造自然界中的理性认识功能提升到空前阶段。而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就是理性认识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

可见，科学发展是改造世界的必要条件，技术创新，提高为人类无止境地生产使用价值的效率，是科技创新、改造世界的目标。

3，新质生产力是经济决定论的生产力

人类按目的和需要改造世界，是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马恩选三，776）为基础的，包括其前提生产资料的生产。

纵观历史，对于手推磨、蒸汽磨以及人工智能对应的社会，马克思主义不断总结出了社会矛盾运动中物质生产的经济决定论：由恩格斯代表马克思总结的“合力论”、“中轴线”（马恩文集10，593、669）；由列宁总结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而不是以唯物主义为重点的辩证唯物主义（参见列选二，224）；也即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阶段，“政治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抓革命，促生产。

经济决定论始终存在着与脱离物质生产及其意识形态的矛盾，除了赤裸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是与假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与本质上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唯经济决定论的矛盾，以及与唯经济决定论、西方经济学合流实现的实用主义的矛盾。现阶段与实用主义的矛盾最为普遍，它们对于市场经济，以“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为入口，忘记本质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马恩全集46上，22）。

正如习近平在10年前总结指出的：“经济学虽然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纯而又纯。”（求是，2020.8.15）这个观点，是向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关系观点的回归，其实践，首先在于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对待市场经济，包括对“市场一般性原理”的去伪存真。习近平提出的“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以及“新质生产力”，就是不断思想解放的成果。

历史一再证明，经济决定论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特权、修正主义折中的矛盾，构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这是新质生产力矛盾运动的基础。

4，新质生产力是物质的生产力

GDP仅仅计量了市场交换规模，包括了市场优胜劣汰中，重复生产、交换的盲目性。特别是利用信用制度和有价证券的市场交换，对创新项目尚未货币交换实现的剩余价值，蛹化成货币资本，设法取得利润和收入，形成和项目本身无关的一个“死荷重 (dead weight) ”（马恩文集6，561）。马克思认为，这个“死荷重”完全是非生产的。

自列宁时代以来，金融、产业资本融合，金融衍生品等虚拟资本加入，按照所谓“市场一般性原理”，证券投资、债务融资和政府以“扩大支出规模”的债务等，扩张货币发行，取代周转次数，寅吃卯粮，将“死荷重”的投机放大为天文数字，构成当今世界资本流动的十之八九，G-G´的流通窒息生产资金的自由流动，产生排斥产业资本的倾向。正如斯大林总结，剩余价值规律“过于一般”，利润最大化成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而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成为“最好‘生意’”（斯选下，567）。参照欧美北约、对华岛链七十多年来始终的军事冲突角色，反衬出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论的麻醉性和机会主义。

在美国国家力量的拱卫下，金融资本通过汇率、息差潮汐收割，在既寄生又排斥中，吮吸全球产业资本，缓和本国阶级矛盾。在金融霸权及其意识形态下，以市场的“一般性原理”，影响中国国家机器，接受世界价值形态转移“秩序”，国内债务⇒M²⇒汇率的影响，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占比越大，被榨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越多。

与此同时，金融资本远离了直接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垄断优先，阻遏科技创新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如近几年发达国家拒绝5G，新能源、高铁和深度求索等等的多快好省。

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无论市场交换规模多大，利润差别多少，资本追逐的多么不同，都依然属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大类；而物质生产，是改造世界的承担者，包括围绕物质生产的服务业，而不是庞大的金融投机服务业。

习近平在商飞提出“过去有人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人民日报，2014.5.24）。没有这种鲜明的思想解放和历史路线总结，就没有中国制造2025计划；而抓不住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物质基础，只关注GDP围绕资本增殖的交换规模量度，也就没有了新质生产力。

5，新质生产力反对脱离物质生产的意识形态

随着上世纪金融垄断导致的产业脱实向虚，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聚焦于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关注文化、意识形态和主体性等上层建筑，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批判，法兰克福派的“意识觉醒”，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仅停留在哲学和道德上，缺乏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批判，以抽象的人性自由解放，和哈耶克异曲同工，沦为隐晦的资产阶级代表。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发达国家经济脱实向虚，以高福利缓和阶级矛盾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脱离经济决定论，站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对立面，成为现代修正主义支脉。

本世纪欧美出现的数字资本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批判，是对生产、交换社会化新阶段的认识。揭露了开源、用户生成内容（UGC）、情感和注意力（如点赞）、零工的不稳定就业等无偿劳动，被平台和算法无偿占有，反映了资本和劳动轴心矛盾的新发展，是对现代资本主义最新内容的初级理性认识。

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脱离物质生产倾向的影响，有些观点顺应资本的技术垄断，认为知识、情感、信息是价值的主要来源，回避经济两大部类的物质生产。其部分相关理论停留在形式上，没有从抽象劳动角度认识劳动时间的碎片化、弹性化、劳动空间的流动性、劳动主体向用户、网民、零工劳动者转变的个体化，即具体劳动特别是脑力劳动的多元性，强调技术中介性和去中心化，试图以技术决定论脱离劳动二重性分析，回避阶级，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掀起又一波“马克思过时论”历史潮汐，回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

所不同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只要空泛的意识形态批判，而技术决定论绕过资本支配，主张技术自主逻辑，认为算法和平台可以重构社会关系，仅以数据自主，技术民主抗拒算法专制，建立技术乌托邦，取代对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革命。

毛泽东从认识论出发，对科学和技术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划分；关于科学属于上层建筑，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是劳动的人的观点，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坚持经济决定论，破除GDP代表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剖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中的技术决定论等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迷雾的利器，可以以更加广阔的历史视野，看到来自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观点的新危害。

6，新质生产力新在否定唯经济决定论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度，唯经济决定论自十月革命以来，始终成为修正主义比较顽固的意识形态。

唯经济决定论，早期反映在反对十月革命上。伯恩施坦认为是“一件需要几个时代才能实现的事儿”（《伯恩施坦言论集》，99），考茨基称“活不成”的早产儿（《考茨基言论》，57），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中断定的没有做好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然要失败”。

在中国共产党内，先是陈独秀的先发展资本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后是刘少奇在建国后的“剥削有功、有理”论。八大决议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十三大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前提是判定前三十年“长期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以生产力中性概念、唯经济决定，脱离社会主义过渡历史阶段的基本社会矛盾，产生两极分化、阶级分化和阶级固化。这是毛泽东刘少奇最后见面时，谈论到的机械唯物论。

由此，新质生产力不是机械唯物论和资产阶级共同强调的“劳动者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没有社会性质的区别，只有手工劳动与机械化、自动化之类的区别”。他们忘记了马克思提出、毛泽东提醒的重要原理：“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马恩选一，141）

2013年12月4日，新华社发表了习近平的文章《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文章坚持经济决定论，坚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两对矛盾及其辩证关系，从逻辑上坚持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观点。

7，新质生产力以活劳动为首要元素，是经济健康增长的生产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以客户为中心的，共享、共管、共有的劳动主体合作谋生、合作生产的非雇佣生产方式，这样的市场主体，最有利于科技创新，适应互联网时代劳动时间的碎片化和弹性化。与之相适应的不论国营还是民营，都属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创新，是最有生命力的持久生产关系。在深化改革中建立这种生产关系的关键是，正确处理资本和劳动关系，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把生产首要目的从利润最大化转向生产使用价值，就可以把民营经济引导向公有制主体，从根本上增加初次分配和劳动福利保障，解决消费不足。

这种建立在高效率生产方式前提下，又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变革，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最终结果，发展了核算、分工、生产规模，发展了对价值规律的认识，对信用、银行手段的运用，克服了计划经济时期早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普遍短板，增强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竞争力，其迸发的生产力，就是新质生产力。

8，新质生产力创造的财富是劳动者的自由支配时间

作为人口大国又是人工智能发展迅速的国家，失业矛盾隐患比其他国家更为尖锐。消费能力不足，不敢婚育，人口锐减，农村养老、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公共服务以及低收入阶层基本生活资料数量和质量的保障不足，和财富向少数人集中、阶级固化形成巨大反差，社会等级化向全社会蔓延，封建等级意识形态死灰复燃，反映了前期市场经济探索的曲折和积重难返。

另一方面，在数字化的变革中，新质生产力生产规模更大、协作程度更高、物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节奏更快，直接劳动减少。中国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党建链的对接结合，全国一盘棋，一张蓝图画到底，反映了人类经济史上空前程度的社会化大生产。

因此，通过生产关系变革，坚持意识形态中的不忘初心和守正创新，以使用价值而不是利润最大化为生产目的，生产力可持续大幅度提升是有可能的。在这种条件下，“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恩文集8，200）从这个角度，着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解决农村养老、取消加剧就业矛盾的推迟退休政策等。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劳动者有充分的带薪休假时间，有丰富多彩、发挥余热的老年自由支配时间。劳动者自由支配时间丰裕，可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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