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静：帝国主义与数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析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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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静：帝国主义与数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析
2022-10-09
【摘要】当今学术界关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存在多元化现象，影响着人们对数字帝国主义的理解和把握。从实质和历史地位看，资本主义处在列宁指明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数字帝国主义作为垄断资本主义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新产物，也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现阶段，一些西方学者关于帝国主义的阐释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向，数字帝国主义本身也体现为数字时代的文化霸权，延续并加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侵蚀。鉴于此，有必要基于概念考察和理论反思，深刻把握帝国主义和数字帝国主义的确切含义与本质，驳斥和批判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思潮。尤其是在一个资本主义文化霸权肆虐的时代，我们更需要避免因概念误认而落入话语陷阱，提高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意识和能力。
帝国主义是一个长期以来广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议题，它在数字时代的显著表现即数字帝国主义，也成为时下的热点话题。然而，如何理解帝国主义和数字帝国主义，不同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甚至存在较大分歧。一段时间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了为帝国主义恢复名誉的文化思潮，不仅在客观上起到粉饰美国霸权主义的作用，也妨碍了人们对数字帝国主义的科学认识。在此背景下，立足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帝国主义和数字帝国主义的确切含义及其本质进行把握，不仅能够为厘清帝国主义话语潜藏的意识形态风险提供理论武器，而且有助于揭示数字帝国主义导致的文化和价值观侵蚀，帮助我们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问题上做到清醒而坚定。
帝国主义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以来，始终处在发展变化之中，今天的帝国主义已经与列宁时代有了很大不同。伴随这一发展历程，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理论成果不断涌现，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研究帝国主义新趋势的著述和论文出版或发表。不同学者关于帝国主义的看法和阐释不尽相同。
当代西方左翼学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主要从资本扩张的角度分析了美国霸权下的世界经济秩序。比如，戴维·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大国今天对其他国家的侵略不再以暴力和战争的方式表现，而是以资本扩张方式实现“先进”国家和地区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支配，体现为经济上的霸权。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将政治权力的领土扩张与资本积累的时空扩散联系起来讨论，从权力的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述了帝国主义的起源。在哈维看来，所谓“资本帝国主义”，是基于两种要素的矛盾融合：前一要素是指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方案，其行为体的权力表现在能够管辖一定的领土，能够动员人力、自然资源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后一要素是指帝国主义作为在时空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进程，资本的支配和使用占据着首要地位。也就是说，资本在“新帝国主义”的形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哈维认为，新帝国主义以“剥夺性积累”为积累方式，并将其看作“当代帝国主义实践的核心所在”。与这一观点类似的是，埃伦·Ｍ·伍德在《资本的帝国》中，从资本自身的经济权力逻辑阐述了资本帝国对世界的控制。伍德甚至认为，“资本帝国主义所追求的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无须借助于政治统治而树立经济霸权”，即帝国由资本驱动，使得帝国不依靠暴力手段和政治统治而仅凭纯经济手段，通过“操控”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来实现全球统治。哈维和伍德关于“新帝国主义”的运行逻辑看法不尽相同，但从他们的论述来看，“新帝国主义”是一种“资本帝国主义”，即资本在全球持续扩张是帝国主义确立起世界霸权的根本动力，它使美国这一资本主义帝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施行全球贸易和政治经济控制，从而实现在资本积累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目的。
除了“资本帝国主义”的解释范式，影响最广泛的当属“超级帝国主义”。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在合著的《帝国》一书中宣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民族国家已经让位于一种新的无处不在的、却又看不见摸不着的“主权”形式，即帝国。哈特和内格里认为，与帝国主义相比，帝国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它是一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在其开放的、扩展的边界当中，这一统治机器不断加强对整个全球领域的统合，没有国界限定它的统治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帝国是位于历史之外或位于历史终点的体制。乔万尼·阿瑞吉在《帝国的谱系》中也指出，帝国主义是实际调节和控制着全球经济与文化交换、从而管理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它伴随着经济与文化交换的全球化出现，没有领土疆界，也没有权力中心，是一个囊括了整个地球的非中心化和非领土化的统治机器。与这一解释类似，美国学者威廉·罗宾逊在《全球资本主义理论与跨国精英的出现》、英国学者莱斯利·斯克莱尔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替代方案》中的观点都表明，他们认为民族国家经历着重要转型。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从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的国家扩张和跨国资本主义兴起的角度，论证了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跨国资本席卷民族国家的组织机构，形成了“跨国资本家阶层”和“跨国国家”，构建起超国家的经济秩序。
不止上述两种观点，还有诸如英国著名左翼学者亚历克斯·卡里尼科斯认为，现代帝国主义是资本间的经济竞争与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竞争这两种逻辑融合的产物；克里斯·哈曼从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之间的此消彼长来理解帝国主义，认为美帝国主义表面看起来的强大并不能克服其因“变本加厉的剥削和第三世界的贫困化”所导致的“利润率和竞争力所面临的压力”等。这一被称作“竞争帝国主义”的解释范式，也在一定程度影响着人们的认知。
的确，帝国主义及其当代新发展是一个受到较高关注的研究领域，但今天究竟如何理解帝国主义？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阐释不仅驳杂多元，而且存在局限性。现实地看，哈维过分夸大了“剥夺性积累”的重要性，将其作为新帝国主义实践的核心，由此得出的是全球财富由西方国家流向东方国家的错误判断；伍德认为新帝国主义的本质在于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的分离，并揭示出美国对世界经济控制的实质，但没能明确帝国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垄断；哈特等人预言的“无中心、无疆界”的帝国并没有真正到来，跨国公司仍然以强大的国家力量为依托；“竞争帝国主义”的解释范式未能抓住政治竞争背后的经济动因，更掩盖了客观存在的“中心—外围”世界政治经济结构。
事实上，认识帝国主义离不开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正是列宁的系统论述揭示出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历史地位，也深刻说明了当今帝国主义的实质。在列宁所处的时代，经济学和政治学著作越来越多地使用“帝国主义”概念来反映时代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思想，尤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金融资本分析的基本观点，对帝国主义这一特殊的资本主义阶段及其历史命运进行了全面客观的分析。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中，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即资本主义的某些特性已经开始转换成为自己的对立面，过渡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时代特点已经充分显露的时候，资本主义才转化成“资本帝国主义”。在列宁看来，这一阶段经济上的最显著事实，是一般资本的统治为金融资本的统治所替代、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替代。但垄断不是纯粹的，它与交换、市场、竞争、危机相并存，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使然。基于对“垄断”这一帝国主义的最典型特点的把握，列宁明确指出：“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为补足这一定义的不完全之处，列宁还对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这一垄断的突出表现作出进一步分析和批判，详细指明了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１）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２）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３）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４）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５）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阐释是科学的。他全面总结了《资本论》问世半个世纪后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考察了资本主义垄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描绘出帝国主义的科学定义和基本特征。上述五个特征相互联系，共同说明了帝国主义的垄断实质。从垄断组织形成和金融资本统治确立，到资本输出、国际垄断同盟形成再到瓜分世界，实际上反映了20世纪初资本的全面渗透和投资自由化、垄断国际化的过程，以及国家政权对垄断资本的屈从。
当今世界，帝国主义仍然是在列宁判断的情况下发展变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垄断组织不仅数量增多、规模扩大，而且垄断程度更加提升、功能进一步增强。一方面，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来看，少数寡头集团愈益占据了社会大多数财富，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用大量数据对此作出力证。剥削程度的加深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导致的福利削减等一系列后遗症进一步引发了社会危机，其中就包括工人阶级及其他群众的反抗行动，如英国伦敦骚乱、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茶党”运动、法国巴黎“黑夜站立”运动、“黄马甲”运动等西方社会种种乱象。另一方面，就世界范围而言，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跨国垄断集团为载体的国际垄断金融资本更加自由地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也更加疯狂地在世界范围内掠夺财富，使得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更加突出。当然，从历史走势看，这种日渐腐朽的趋势并不排除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只是使其发展得更加不平衡。今天“跨国公司的资本总额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GDP。它们控制着世界一半以上的工业生产、超过60%的全球贸易、超过全球80%的高新科技专利及许可证”。美国作为当今实力最雄厚的帝国主义国家，不仅在国际体系、国际秩序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对威胁到其垄断地位的其他国家予以残酷围堵和封杀，甚至连自身的盟国也不放过。这导致了主要的帝国主义大国为了分占垄断权而斗争，也迫使遭受金融寡头和垄断组织压迫的国家进行全面的抗争。
总的来说，帝国主义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变和发展，虽然表现形式发生重大变化，但最显著的特征没有消失，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存在，而且程度加深。正因为如此，“任何脱离‘垄断’范畴的帝国主义研究都是不彻底的”。今天的帝国主义和列宁所处时代的帝国主义本质相同、一以贯之，仍然以垄断为基础来实现“少数最富强的民族对附属民族的千百万人的剥削”这一压迫本质。由此出发，在理解学界关注度较高的“数字帝国主义”时，也应该看到它以垄断为根本的经济特征，实质是垄断资本主义渗透进数字领域的新表现。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5G等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数字化”正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生产领域，数字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推动了生产力要素的流动，也正在成为人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支配力量。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又首先被当今实力最雄厚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所掌握，成为其盘剥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新型手段。一些学者据此认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数字帝国主义的时代。
如何理解数字帝国主义？学术界对此的阐释深受帝国主义解释范式的影响。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以下几种：一是认为，资本主义大国以资本扩张为方式对其他国家实施侵略，迈入数字化阶段的资本主义也依然遵循着政治权力扩张的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指出“数字帝国主义之所以是帝国主义，就在于‘帝国芯’没有根本改变，虽然是通过数字资本的增殖逻辑来实现其资本霸权”。这其实是以“资本帝国主义”的解释范式来看待数字帝国主义。二是从“霸权”视角说明数字帝国主义迈入了帝国主义的新阶段，比如将帝国主义的形态演进划分为几个阶段，认为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由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数字化，前沿数字技术成为西方大国实现跨国积累和网络霸权的最重要工具，帝国主义从哈维、伍德等人界定的空间帝国主义过渡到全新的数字帝国主义阶段。三是沿用“超级帝国主义”的解释范式，认为无中心的、超越民族国家地域疆界的网络正在凌驾于全球所有人之上，成为一种新的统治机器。弗兰克·卢斯夏诺对信息时代是否继续使用“帝国主义”一词表示存疑，他说，“也许我们正在见证‘帝国主义’时代的终结……用其他形式的、以信息为基础的、在无国家边界之上运作的剥削来取代各种帝国主义”。与这一观点类似，有学者认识到“整个世界正在通过智能手机、各种平台软件以及各种数据流形成一个庞大而看不见的网络，这个网络正在凌驾于全球范围的所有人之上，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权力”。但同时发现，进入平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国与国之间、技术强权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
基于对帝国主义各种解释范式及其局限性的认识，我们认为这一定义是可取的，即“数字帝国主义，是数字资本同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土地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寡头，借力经济全球化的东风，凭着资本主义政策制度的支持，在全球数字世界掀起瓜分热潮的垄断资本主义新样态”。简单来说，对数字帝国主义的理解应该坚持列宁的分析方法，将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定位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新产物”。资本主义始终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在早期由于原料和市场的充足而相互自由竞争，伴随生产高度社会化以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的危机频发，生产和资本开始集中，少数占绝对优势的大企业在竞争中不断排挤和吞并中小企业，它们通过协议或联合对价格和市场进行操纵和控制，并逐步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形成垄断资本主义。可以说，垄断资本主义既是科技进步和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产物，又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为缓和内在矛盾以加强阶级统治的必然结果。而垄断资本主义又存在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随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席卷而来，数字化成为最显著的时代标识，当垄断资本主义渗透进数字领域与之结合共谋，数字技术就沦为资本攫取利润的重要工具，催生了基于数字资本霸权的数字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体现出以下典型特征。
第一，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扩张性不变，但借助数字技术以更加巧妙的方式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十月革命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社会方面相对落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一超独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并趁势强化了其在帝国主义集团中的霸权和垄断地位。在此后的几十年间，美国对外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战争，这既包括赤裸裸的军事侵略，也包括金融战、货币战、贸易战、舆论战等各种“软性战争”，目的就在于确保自身的霸权地位，以更畅通无阻地对外输出资本和获取剩余价值。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美国的大型互联网垄断集团实际控制着数字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以及最为关键的网络基础设施和平台，它们“凭借数字技术优势，在数字资本集聚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重组和数据垄断获取‘先行优势’，牢牢占据了信息技术和人才竞争的制高点”，进而得以将现实领域的霸权延伸到数字空间，持续制造了不平等的国际数字秩序。
数字帝国主义不仅意味着“一种数字霸权兴起”，还“通过各种平台和APP掌控了大量的普通用户的日常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变成了庞大的数据体系。我们每一次网络上的对话、购物、娱乐、消费，实际上都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的产物”。这不仅使垄断平台在互联互通的全球数字空间无偿占有了数字用户的劳动，以“自由”“自愿”劳动的表象遮蔽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且通过对海量数据资源的圈占、掌握和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控制，使之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在全球信息产业链上制造着大量低薪、无薪的数字劳工，导致了严酷剥削下的“数字奴隶制"（Digital Slavery），使劳动对资本的从属进一步加深。为了保持自身在掌握数据和用户方面的绝对优势，以获得源源不断的垄断利润和谋求利益最大化，美国还不择手段地打压一切可能对其垄断地位和既得利益造成威胁的对手，例如，美国参议院2021年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U.S.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并经由拜登签署成为法律，其中与中国有关的内容不仅充斥着冷战零和思维与不实的“中国威胁论”，而且多处涉及对华数字经济竞争，明确提出通过与盟友的合作巩固和增强美国在数字领域的影响力，蓄意将对中国数字领域的遏制和打压延伸至法律层面。美国的种种行径深刻影响着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是帝国主义扩张行为和侵略本性在数字时代的集中表现。
第二，帝国主义在数字领域获得了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但其寄生性、腐朽性日益凸显，表现出走向灭亡的总体趋势。
追逐剩余价值是资本的本性，在传统殖民政策和领土瓜分已无可能的今天，数字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攫取剩余价值的目的没有改变，但其实现方式却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帝国主义的新特征。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数字帝国主义凭借对数字技术的掌控，将殖民行径从现实领土领域转移至数字空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数字商品和资本输出，并对生产资料、金融市场和劳动力进行控制、掠夺和盘剥。今天，巨型数据公司及其依托的国家不仅形成了凌驾于数字产业链底层企业及国家（地区）之上的“食利者”阶层，而且利用垄断地位日益在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固然可以在全球分工体系中通过转移数字低端制造业等方式，使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获得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但同时也加重了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危机。一方面，数字寡头同盟的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会因为争夺数字原料、投资场所、势力范围而进行激烈斗争。例如，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在数字经济领域矛盾重重，“棱镜门”事件就折射出美国利用数字技术在德法等盟国进行监控并盗取个人、企业和政府机构的隐私数据。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又会为保证垄断利润的获得结成瓜分数字世界的寡头同盟，在积累大量财富的同时，导致贫穷、疾病、失业、精神危机等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积累，加剧了全球社会的不平等格局。他们在打压华为、字节跳动和微信等数字技术公司上态度一致，并软硬兼施地胁迫依附于他们的一些国家“站队”，不仅导致这些国家5G数字技术发展滞后，而且从根本上阻碍了人类科技进步和文明发展进程。可以说，“今天人类文明面临的生存危机，是美国这个新型的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追求对全球资源的垄断的结果，是新时代帝国主义的产物”。
这表明，数字帝国主义尽管体现为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但理解数字帝国主义的锁钥不在于当今生产力系统中的重要因素——数字技术，而在于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显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某些方面对数字技术的发展形成桎梏，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调适性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当生产力发展到开始突破这种桎梏时，数字帝国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就会以更加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最终导致数字帝国主义的终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据此可以断言，从本质和历史趋势看，数字帝国主义作为垄断资本主义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即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借口人权、反恐等议题不断入侵发展中国家，为了对这种帝国主义行径进行理论辩护，西方右翼学者和政客推动西方社会出现了为帝国主义恢复道义上的名誉的文化思潮，并演变为“反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1994年英国学者弗兰克·菲雷迪在《帝国主义的新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虽然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已经声名狼藉，但在1991年海湾战争后，帝国主义一词被西方政治精英赋予积极的意义而公开使用。21世纪初，英国资深外交官罗勃特·库珀基于自由民主价值观明确提出了“新帝国主义”的概念，在《后现代国家》《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等文章中阐述了其新帝国主义论，并把欧盟看作容纳了自由与共同安全的“协作帝国”。美国学者布特、加拿大学者伊格纳季耶夫等则强调美国是唯一能够领导世界的“帝国”。美国政治学者利奥·帕尼奇和萨姆·金丁也申述，美国力量超强，所以可以调节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时代加剧了美国“非正式帝国”地位的牢固树立。实质上，这些为帝国主义正名的意识形态辩护仍然以控制发展中国家为目的，旨在通过推行其政治制度模式和文化价值观念来保障垄断资本的全球性扩张。
对中国而言，上述“新帝国主义论”所产生的危害性不亚于将中国渲染为“帝国”或“新帝国主义”的观点，特别是在美国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的背景下，这种话语背后潜藏着巨大的意识形态风险。它在客观上起着粉饰美国霸权主义行径的作用，一旦我国知识界和社会大众受此话语影响，形成“世界需要美帝国主义来整顿国际秩序和治理国际社会”的舆论气候，那么这一潜在的意识形态风险就可能进一步演化为政治风险。因此，我们在使用“帝国主义”概念时，有必要认识其确切含义及其本质。当代帝国主义在本质上仍然处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本身的侵略性、扩张性决定了它绝不可能主导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相反，只会带来战争、侵略和掠夺，加剧世界文明的撕裂程度。最好的例证莫过于自美国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以来，就频频通过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为本国资本的扩张铺路，给世界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深重灾难。
面对当代西方右翼学者帝国主义话语的意识形态偏向，左翼学者在文化意识形态维度对其展开了批判，以“文化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批判范式揭开了笼罩在所谓“新帝国主义”之上的意识形态面纱，阐明当今帝国主义利用文化和价值观输出直接参与了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沿着这一意识形态批判思路，“媒介帝国主义”（或“信息帝国主义”）和“数字帝国主义”相继出场，主要表述的是当今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大众文化、传播媒介、通信技术和数字产品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精神操纵和价值观入侵。
从实践层面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其中不少成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伴随着世界范围内一系列社会主义新生政权的建立，使帝国主义国家从领土上瓜分世界和直接建立殖民统治已经不再可能，文化手段逐渐取代了政治或军事手段在帝国对外扩张和殖民中的作用，成为新型殖民形式的核心手段。西方左翼学者提出的“文化帝国主义”概念，也是关照实践的一种理论回应，借此揭露发达国家利用文化产业和大众传媒方面的优势实施文化殖民的野心。席勒指出，文化帝国主义描述的是，“一个社会被带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的总和，以及它的统治阶层是如何被吸引、强迫、有时还通过贿赂来塑造社会制度，以符合、甚至促进统治体系中心的价值观和结构”。也就意味着，文化帝国主义塑造的是一种国家之间征服与被征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呈现为以文化为载体的殖民主义，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存在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没有本质区别。继“文化帝国主义”之后，为描述美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入侵和殖民，基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互联网在全球的普及应用，以及近十年间互联网与智能终端、平台软件等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学界又相继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信息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等概念。譬如，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认为，“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其核心是说，不同的国家在媒介权力方面是不平等的，有时甚至包括媒介强权国家对媒介弱权国家在市场霸权方面的直接作为，就像好莱坞对当地电影市场的干预”。他还指出：“只要国内媒介市场显露出垄断、寡头或严重的所有权集中的迹象，就表明发生了国内媒介帝国主义。”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媒介帝国主义”反映的是美国媒介寡头利用传媒控制、信息垄断等方式作为对外扩张和文化殖民、意识殖民的核心要素，使之在美国经济霸权和帝国主义推进中扮演重要角色。
不可否认，以文化帝国主义批判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范式深化和拓展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维度，对我们认识数字帝国主义本身就体现为数字时代的文化霸权及其导致的意识形态侵蚀具有启示意义。“数字帝国主义”不仅指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数字技术优势，“以数字剥削取代传统帝国主义的掠夺方式，这种跨国剥削比以往更加隐蔽、更加高效”，而且在文化意识形态层面描绘了美国从一开始利用文化产品、传统媒介为载体，后来又借助信息技术、网络媒介，再到今天依托于高科技的数码产品、数字平台等数字技术进行文化输出和价值观渗透。应当认识到，美国利用信息、媒介、数字技术等对外实施的文化、价值观、知识、信念和生活方式的输出，目的不仅仅在于意识操纵或精神控制，更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延续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全球统治，使之服务于自身的资本输出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压榨与盘剥。
今天，美国在数字空间延续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互联网自由”政策，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数字空间全面意识形态化。这包括，一方面，美国攻击中国在数字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治理数字空间的措施等为“数字权威主义”，例如，早在2015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发布了一份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报告，“指责中国在数字空间的发展和管理模式严重威胁了美国领导的所谓自由数字世界”，这是以意识形态划线，抹杀中国在数字领域取得的成就，诋毁中国的数字产品和服务，借此阻碍中国数字科技的发展。另一方面，美国利用发展中国家对它的技术依赖和某种程度上的文化依附，以宣扬“自由数字世界”的方式推行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美国以文化为核心手段的霸权主义行径不仅通过“有形的”文化产品，更是依托“无形的”数字化技术、产品和服务。它主要体现为：一是通过互联互通的网络空间，以及向其他国家提供智能软件、硬件和智能手机、平板等移动终端设备，隐蔽性地进行价值观输出、文化植入和生活方式推广；二是“通过秘密控制全球知名的加密软件企业，向其他国家销售带有后门的软件，直接威胁全球多个国家民众的网络安全”；三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海量数据的收集、分析和使用，点对点地进行精准化的、持续性的自由主义价值传输。美国在数字空间采取的意识形态策略效果显著，“自由数字世界”话语掩饰了美国蛮横实行数字入侵和数字殖民的真相，使美帝国主义对他国的控制更加深入而有效。这其实也说明，为了巩固帝国主义的垄断权，除了强化经济剥削和政治控制之外，数字帝国主义作为最新的帝国主义表现形式，延续并加剧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攻击。
总的来说，数字技术并非价值中立，而是成了服务于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力量。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数字技术和资本逻辑合谋共生导致奴役加深的时代。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便是如此，垄断资本主义借助数字技术拓展了发展的新空间，也对我国造成了更加隐蔽而深入的意识形态操纵和价值观侵略。尽管从大的走向看，帝国主义与历史进步潮流背道而驰，并且越来越受到社会主义进步力量的制约，总体上呈现衰落的趋势，但在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东升西降”“社升资降”的背景下，美国势必因国际垄断权受到威胁而进行疯狂反扑，因此，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更要深刻把握帝国主义和数字帝国主义的实质，认清帝国主义话语和数字帝国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侵蚀，避免因概念误认落入话语陷阱，从而提高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意识和能力。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新时代北京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及治理策略研究” （20KDC012）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校德育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清华大学青年仲英学者。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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