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我们姐弟兄妹四家寻访父母新四军革命历程一行，由南通来到启东市海复镇。因为1942年2月，父亲所在的抗大五分校苏中大队跟随新四军一师师部进驻海复镇，在海复中学（后为东南中学）改编为抗大九分校。
走进东南中学校园，老远看到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和抗大校旗，不禁心潮涌动。
路旁，反映抗大教学生活的雕塑栩栩如生。
前方那座白色拱桥正对的北面，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旧址。
我们在纪念馆前合影留念，体味着当年老爸在这里学习和工作的感觉——
纪念馆内，正屏上书：“东南烽火——抗日军政大学九分校史料陈列展”。
这面国旗，升起在2016年6月1日的天安门广场，那天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成立80周年纪念日。后经有关部门联系，该年10月1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决定，将这面国旗赠予《抗大九分校纪念馆》。目前，抗大九分校纪念馆已成为国防大学抗大研究中心重要纪念场馆、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启东市党性教育基地。
那是1936年6月1日，在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紧要关头，作为抗大前身的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在陕北保安建立。
随着形势发展需要，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陆续在各抗日根据地建起分校，抗大的旗帜插遍全国各地。
这个抗大四分校，是我弟弟曾长期从教、我爱人也就学过的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的前身。
这是抗大五分校，我们父亲所在抗大五分校的苏中大队，就是抗大九分校的前身。
看到抗大九分校了！早听老爸说过，抗大九分校最大的特点，就是边学习边打仗，在战斗中学习，而且从苏中大队就开始——
那是一段充满硝烟的经历。1941年10月28日，父亲宋廷铭和杨力航叔叔由浙东长途跋涉，抵达新四军一师所驻苏北东台三仓河镇，被编入抗大五分校苏中大队三队（学生队）。杨力航在一班，父亲在九班，不久都担任副班长（学习班长）。
我们的课堂是老百姓的打麦场，书桌椅就是我们的背包，武器一刻不离身。不久，遭日寇突袭，我们背起屁股下的背包，拿起套筒枪，就跟着队长向枪声的反方向跑。所好的，校部领导早有准备。虽然“三八”枪声已到我们脚跟，但一、二队（军事、政治的连排干部队）同学把敌人火力引过去了，他们有少量伤亡，我们三队无伤亡。打退敌人之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并继续上课学习。
父亲到苏中大队，正赶上日寇“8·13大扫荡”时粟裕师长指挥的“三仓保卫战”。人们都知道，粟裕在解放战争初期有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其实，早在苏中反“扫荡”作战中，粟裕就有过对日寇的“七战七捷”。三仓烈士陵园内的粟裕骨灰安放处，周围种了七棵松柏，象征着在三仓保卫战（包括丰利战斗）中的“七战七捷”战果。
那时的三仓镇只是个20多户人家的小镇，位于东台、潘家撇的中心，地处盐阜区、三分区、四分区之间，战略位置很重要。丰利镇的地位次之，两镇呈互为掎角之势。日军计划占领三仓和丰利，打通东西南北两条交叉的公路，进而对我苏中军区形成彻底分割和压迫。而粟裕判断敌人“占得越多，包袱越重”，机动兵力将严重不足，故决定使用主力部队通过反复争夺，达到保卫三仓、消灭敌有生力量之目的。从1941年10月初至中旬，已先后四次采取设伏、夜袭、运动周旋和“围魏救赵”等战术，让日伪军屡遭失败。
【这是粟裕师长在三仓保卫战中】
【这是粟裕校长办公室】
【这是抗大九分校作战指挥室】
由于干部队的工农学员文化水平偏低，影响军政素质和工作水平进一步提高，九分校便用较多时间对他们进行文化补课。为此给每个队派一至两名文化教员，除教语文识字外，还有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常识等课程，初步掌握文字工具和基础知识，获得学习军事政治和专业知识的钥匙。
（一中队）队长游世伦，很支持我。当时我要讲“雷电是怎样形成的”，他就找海复中学校长，借教具仪器——雷电发生器，给我上课用。课上，我摇动把手，打出电火花，响起雷声，大家新奇得不得了。原来是天空云层磨擦，产生能量，才发生雷电，并非什么“雷公雷母”。我还讲刮风下雨、雨滴的形成、雪花的飘落等等。最难讲的课，是“神鬼究竟有没有？”课堂里竟有百分之六十的人，信鬼、怕鬼，更有站岗放哨怕鬼的。几个班长带头说“神鬼之说是骗人的”，可不少人保持沉默。有个“勇敢者”，道出自己见“鬼”的经过，引起一阵争吵。我无法收场，只好掏出底牌：“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解释了一通什么是唯物主义。接着说：“我们不相信任何神仙和上帝。无产者自己相信自己，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下课！”跟着后面的是零星稀疏的掌声。
粟裕十分关心九分校师资力量，不顾自己工作繁重，抽出时间亲自授课，还联系聘请德高望重的新四军领导前往授课。在海复镇期间，粟裕师长、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多次到学校作报告，还请陈毅军长三次到九分校作报告，副军长张云逸、四师师长彭雪枫、华中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华中局宣传部长彭康等都曾到九分校作报告或讲课，大大提高了学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素质，给学员以极大鼓舞。
6月15日，敌情严重了！日伪军集中3500余人，分九路“清剿”我苏中四分区。抗大九分校奉命突破封锁线，撤离启东，从吕四渔港附近的三甲镇入海乘船北上。全体师生在船上度过了十多天艰苦的海上生活，淡水吃完，就用又苦又咸又涩的海水和着炒面粉充饥。因潮汐、风向和敌情关系，航行时停时续，有时直驶，有时之字形曲折行进。船颠簸摇晃，许多同志呕吐不已。在父亲回忆录中，有具体生动的描述——
1942年夏天，日本鬼子发动清乡扫荡，还搞什么竹篱笆，要分隔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企图消灭我们在四分区。粟裕师长决定我们九分校借老百姓海船，北上斗龙港。这一路北上的海上生活，很艰难。主要是我们不习惯海浪的颠簸，有的同志说自己的肝胆内脏都要吐出来了。我们的一位军事教员，是从国民党军过来的，人很胖，说自己吃不消，不坐海船独自走了。后来我们怎么找，也没有找回他来。再一大困难，是没有淡水。海水不能吃，我们腿都肿了。为了找淡水、买淡水，想请老乡帮助，白天怕暴露，只有夜间行动。
师生们转移东台琼港登陆后，又逢日伪大举“扫荡”东台地区，九分校迅即转移至盐阜地区。12月，陈毅军长亲自到九分校作反“扫荡”动员，决定九分校再返苏中。据曾任苏中大队政委、时任九分校政治部主任谢云晖总结报告：“学校成立后的一年里，流动区域北至盐城，南至海启，东至黄海，西至高宝，差不多整个苏中4个分区都走遍了。1941年冬从北到南进行了一次大的运动。1942年夏从南到北再来了一次大的运动。一年中，学校移动宿营百余次，行程约3000里，平均每周移动两三次，每次行程约20里。”
在如此恶劣的战斗环境里，教学始终没有放松，充分利用战斗、行军的空隙上课、讨论。即使在黄海的木帆船上的十多天，不少同志晕船呕吐，仍坚持以船为单位，教员分头辅导，学员分别自学、分组讨论，坚持按计划完成教学任务。“战斗、学习，学习、战斗。我们站在学习岗位上，以战斗来保卫学习。学习是我们的任务，战斗给我们以锻炼。”学员们很喜欢唱的这首歌，就是当时的实际写照。
那是我军最艰难时期，大家怀着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心，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而艰苦奋斗。九分校在盐城海边斗龙港一带活动，当地群众生活很贫困，吃的是大麦面加野菜的面糊汤，住的是又矮又小的泥坯房。到群众家里宿营，就在猪圈、鸡舍旁，人畜杂居，蚤蚊麇集，臭味呛人。11月已是初冬，滨海地区气候特别寒冷，可大家还穿着单衣，晚间常常一个班或半个班挤睡在一起，靠干草和相互体温御寒，有的干脆起来跑步，用不停活动提高自身热量。父亲写过一段记忆犹新的故事——
我们连部，除连长、指导员外，和我生活在一起的，还有党支部书记朱后年，两位政治教员刘冰和沈玉明。......朱后年与我是同龄人，我们睡一个床，无话不谈。他少时家庭很贫苦，要过饭，当过童工，从小就营养不良。这年苏北特别冷，单穿棉袄还不行，我从家里带来的毛线衣，一直惜不得（即“舍不得”，是我家乡方言）穿，怕天气还要更冷。......更惜不得的原因，这是我二嫂织给我送别的毛线衣，是我从浙南背到苏北来的一份亲情。后来看到朱后年光淌鼻水，他体弱，我比他强，就把毛衣借给他了。他要把自己的毛毯借给我，我不要。北风吹，雪花飘，我感冒了，发烧还是坚持行军。朱后年把毛衣还给我，自己身上捆着毛毯，还用手拽着毛毯两角走路......
1943年初，接到粟裕命令，为应对日伪大扫荡，九分校转移至江南。父亲回忆，年三十夜，大雪纷飞，他们在扬中过长江。上岸后，当夜过铁路。老红军和老战士中许多人从未见过铁路，十分稀奇又紧张，在轨道旁停留好一会儿，抚摸着冰冷的铁轨，贴耳倾听里面发出的声音。当时苏德战场进入莫斯科保卫战，他们在南下途中，带着苏德战场地图，天天在上面插红蓝旗。
渡江北上后，在苏北淮南地区短暂休整，然后又向苏中地区转移。直至1944年5月底，由于斗争形势需要，抗大九分校的机构和人员转入苏中公学，从而完成光荣的历史使命。
哦，看见了我们父亲的照片。那是他18岁那年，由浙东地下党转移苏北参加新四军前告别家乡的留影，我们的父亲长得真帅！
你看，他老人家谈起九分校，依然那么神采奕奕，还将裤腿挽得高高的，仿佛回到了那个“一面学习，一面战斗”的烽火岁月！
在这里，我们又见老爸脑梗后颤颤巍巍的笔迹：
“钢铁洪流”、“革命熔炉”，老爷子的概括多么准确而凝练！“抗大九分校和苏中公学，是距日伪黑暗统治中心大城市（南京、上海），最靠近最活跃的钢铁洪流，更是培养蒋家王朝掘墓人的革命熔炉！我们的校友们都为母校而万分骄傲！”
告别纪念馆工作人员，我们驱车来到新四军一师师部驻地旧址。当年师部设在张謇的垦牧公司，现已夷为平地，只立着这块纪念碑，给人留下无尽的遐想......
春风拂面，黄花摇曳。纪念碑前，大家纷纷留影，也请司机同志帮我们拍下了这张合影。电子邮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请看《昆仑策网》，网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kunlu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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