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资料：《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三期等。
1
李大钊
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样，孙中山的联共也是从李大钊开始的。
1922年8月中旬，在广州蒙难脱险后，孙中山抵达了上海。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法租界会见了孙中山，继桂林会谈之后，再次向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为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组织形式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人也采取主动热情的态度支持孙中山。
此刻的孙中山大有患难遇知交之感，他表示同意按照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
这期间，孙中山多次与共产党人李大钊会晤，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有时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斜体引用出自：李大钊文集之《狱中自述》。
于是，孙中山断然抛弃了以往国民党《规约》中关于党员不得兼入他党的规定，欢迎李大钊加入国民党，仍兼跨共产党党籍。
甚至，孙中山亲自为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做的主盟。
这就是孙中山实施联合共产党合作的开始。
2
陈独秀等第一批跨党党员
孙中山是将共产党人作为救活垂危病人的新鲜血液，输入国民党的肌体中去的。
此后，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张国焘等及大批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先后依照孙中山确认的跨党原则，加入了国民党，从而为逐步建立起两党党内联合革命战线奠定了基础。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一次改进会议。
1922年9月至12月，孙中山先后在上海三次召集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负责人会议，研究改组国民党的规划，委派起草改进案委员会和审议新的国民党党纲、党章及改组宣言等。这期间，孙中山先后指派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及党员林祖涵参加了会议，并指定陈独秀为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之一。
1923年1月，陈独秀又被孙中山指派为中央参议会参议之一，林祖涵被任命为中央总务部副部长。
1923年10月，孙中山决定设立国民党改组委员会负责改组事宜，又成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全面改组的各项准备工作。
1923年10月19日，孙中山委派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
1923年10月25日，孙中山委任谭平山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大钊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随后，孙中山还让瞿秋白协助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向鲍罗庭，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章、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文件。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开展工作后，除廖仲恺外，谭平山是执行委员中负责任最多的人，谭平山担任执行委员会书记、《国民党周刊》撰述、改组宣言起草员等项工作，为筹划国民党改组出力。
孙中山信赖共产党人，放手让共产党员参与国民党改组工作的做法，受到部分国民党元老党员的责难。孙中山回答他们说：目前革命工作情绪低沉，需要新血刺激，所以这次党中吸收了更多的知识青年共同从事革命工作。
孙中山在邓泽如等反对共产党人参与改组的呈文上批示：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并说明改组的文件系自己委托鲍罗庭起草的，训令邓泽如等对共产党人参与改组事切不可疑神疑鬼。
3
广州市国民党试点改组的一批
廖仲恺、谭平山等主持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根据孙中山关于和共产党人共同从事革命工作的指示，在广州市国民党改组、重新登记党员等一系列工作中，积极让共产党人参与领导和实际工作。
当时，谭平山是广州市党员登记委员会委员之一，共产党员冯菊坡等是区分部组织员。
在广州新成立的国民党区党部和区分部中，有10余名中共党员，他们是：
阮啸仙、杨匏安、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鸣、杨石魂、周文雍等。
这些共产党员分别担任了执行委员等重要职务，他们努力与国民党人一道迅速完成了广州国民党改组的试点工作。
4
国民党一大代表中的
26名共产党员
广州、上海及其他各地国民党改组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为国民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
在各地选举国民党一大代表的过程中，孙中山十分注意各地应有共产党人的代表。为此，孙中山亲自指定了共产党员代表9人，这就是：
谢晋、沈定一、于树德、李永声、詹大悲、陈独秀、谭平山、李大钊、瞿秋白。
各地又选出共产党员代表17人，他们是：
林祖涵、李能至、于方舟、罗迈、夏曦、张国焘、毛泽东、胡公冕、廖乾五、朱季恂、韩麟符、王烬美、陈镜湖、赵干、袁达时、刘芬。
这26名共产党员代表，约占国民党一大代表总人数的12%。
在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孙中山指派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让他自始至终参与大会的领导工作。
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3人，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沈定一、林祖涵、于方舟、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7人，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候补委员。
以上10名共产党员进入了国民党最高领导机构。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圆满结束。会议排除了右派的干扰，取得了预期的成功，圆满地实现了孙中山在党内同共产党人合作的决策。
5
国民党一大后的
共产党员高级干部
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视共产党人为亲密的同志与战友，给予充分的信赖，让一大批共产党员担负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职务：
谭平山，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组织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瞿秋白，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林祖涵，中央农民部长。
杨匏安，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
彭湃、冯菊坡等，担任中央农、工等部的秘书。当时不设副部长，部长以下即为秘书，协助部长工作，所以秘书也是部级高官了。
此外，李大钊、张国焘、于树德、于方舟等，回到京津地区。瞿秋白、毛泽东等赴上海，稍后分别担任国民党北京、上海执行部的领导职务或重要工作。
还有一批共产党人在各省：
董必武、陈谭秋等在湖北，
夏曦、何叔衡等在湖南，
宣中华、沈定一等在浙江，
朱季恂、候绍裘等在江苏，
方志敏等在江西，
他们都分别担任所在省的国民党党部负责人。
孙中山本人逝世前不久，还加派李大钊为移设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国共两党成员在党务方面共同负责，协力合作。而且，这种情况在国民党二大后和武汉革命政府时期，更有所发展和加强。
6
军事方面的共产党员
国共两党成员在军事方面的合作，主要表现在两党共同创办黄埔军官学校和建设国民革命军，以及并肩携手同买办阶级和军阀进行军事斗争等方面。
黄埔军校创办伊始，就有共产党员张申府参与其事。
张申府资历真的老，没有他的引路，周恩来早期的很多履历都很难这么容易就达成了。
黄浦军校正式成立后，先后担任军校政治部领导职务的中共党员有：张申府、周恩来、包惠僧、熊雄等，他们协助党代表廖仲恺，主持军校的政治教育和建设，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贡献尤多。
黄埔军校的各期学员由国共两党成员组成。校内党的建设也有共产党人出力，严风仪、金佛庄、李之龙曾担任国民党黄埔特别党部执行委员。
黄浦军校从创建教导团开始，就设立了党代表制度，这种制度后移植到国民革命军中去了。从教导团到国民革命军，担任军事职务的虽多为国民党人，但也有共产党员：叶挺、蒋先云、周士第等。
这里插一句，叶挺和周士第渊源极深。后来在南昌组建新四军时，叶挺点名请求延安派干部南下时，把周士第给派来给自己。只是没有如愿。
在军队中担负政治领导工作的党代表，则有中共党员约1500余人。
其中，担任各军军、师一级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的有：周恩来、鲁易、包惠僧、李六如、李富春、方维夏、肖劲光、朱克靖、林祖涵、吴少默、廖乾五、罗汉、张善鸣、王文明、黄日葵、彭泽湘等人。
7
孙中山的内部阻力
在联共过程中，孙中山不断警告与训斥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联合战线的言行，驳斥中外反动势力散布的赤化、共产等谣言，维护国共两党的合作。
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对孙中山联合共产党人的决策极为仇视，不断加以反对。
在国民党一大闭幕后不久，反共的国民党员冯自由等就抛出警告李大钊等人书，妄图破坏两党合作。
孙中山获悉后，申斥冯自由说：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革除党籍及枪毙。
斜体引自：《冯自由致孙中山先生函稿》
在孙中山的训斥下，冯自由等人被迫作出了检讨认错。
1924年3月2日，孙中山发出致全党同志书，要求全党同志祛除臆惑，打消无意识之疑虑，谨防敌人和造谣生事者破坏之行为。
孙中山强调，吸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是党之新机所在，应来者不拒。
然而，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和反共产派的活动，并没因孙中山的劝告而停止。
从1924年6月开始，广州、上海、北京等地掀起了一股检举与弹劾共产党人的逆流，其中以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人于1924年6月18日向孙中山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的弹劾书影响最大。
为了解决联共政策引起的纠纷，国民党中央在孙中山过问下先后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和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张继等人的纠举共产党案。
1924年7月7日，国民党中央发表了重申联共政策的党务宣言。
1924年8月21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依据前一天孙中山主持的第六次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决议案，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等两议案，再次肯定联合共产党的必要。
后来，孙中山通过讲演、与人谈话等方式，多次警告反共产派的党员，坚持与维护联共政策的实施。
1924年11月，孙中山毅然接纳中国共产党一年前提出的召集国民会议，以解决国是的政治主张，领导全国掀起了国民会议运动高潮。
1924年11月，北上途经上海时，孙中山对国民党员石克士、何世桢等人诬陷共产党人的言论进行了批评，并申斥石克士等：自己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
红字引自：北京《顺天时报》载《中山到沪与共产党之活动》。
来源：八达街行走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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