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中，领土问题始终是一个极为沉重的主题。清末以来，中国遭受列强蚕食，留下了深重的民族创伤。人们常常指责清政府的软弱与妥协，认为它导致了国土的大规模丧失。然而，如果以“一次性出卖中国领土最多”为标准来审视，最严重的一次并非清末，而是发生在二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主导下，严重缺乏战略眼光，对外蒙古问题的让步，使中国永久失去了一个面积约174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其代价远超清末多次割地的总和。
外蒙古失去的历史过程，必须放在雅尔塔会议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背景中来考察。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议。彼时欧洲战场胜局已定，盟军开始考虑亚洲战场如何尽快击败日本。美国希望苏联能出兵对日，以减轻美军在太平洋的负担。斯大林同意出兵，但开出了条件，其中就包括“外蒙古维持现状”。罗斯福与丘吉尔为换取苏军参战而予以同意，并签署了秘密协议。值得注意的是，协议规定暂不告知中国，待时机成熟再行通知。这一安排，本身已经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问题的关键在于，蒋介石在得知这一秘密后，并未坚决反对，而是选择了接受甚至进一步妥协——使外蒙古从非法叛乱成为法理独立。。1945年7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告知蒋介石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并敦促中苏谈判。蒋随即派遣宋子文为首席代表前往莫斯科谈判。然而，当苏方提出必须承认外蒙古独立时，宋子文认识到，如果签字妥协，必将担上卖国求荣遗臭万年的罪名而拒绝签字。最后，蒋介石另派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外长莫洛托夫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明确规定，中国政府首次从法理上明确承认外蒙古独立。自此，中国自清代以来的对外蒙古的法理主权，彻底丧失。
蒋介石的责任，首先在于主动放弃了谈判的底线。根据顾维钧的回忆，美国与英国外交高层当时普遍认为，中国完全可以坚持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即使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同意了苏联的条件，也并不等于中国必须接受。杜鲁门在致蒋的密电中甚至明确指出，他要求中国执行协定，但并未要求中国做超出协定的让步。然而蒋介石为了换取苏联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以及不支持中共武装斗争，甘愿“要五毛给一块”，苏联原本的底线只是外蒙古维持现状，蒋介石却主动献媚，推动宣布外蒙古正式独立。顾维钧对此表示非常迷惑与失望，他始终无法理解重庆政府为何要做出如此不必要的让步。
蒋介石的第二个责任，是以个人政治利益置换国家根本利益。在1945年的中苏谈判中，蒋最关心的并非领土完整，而是如何借助苏联的力量对付中国共产党。他希望苏联承认国民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并不支持中共。为达此目的，他不惜牺牲外蒙古的主权。这种短视的权谋，最终导致中国永久失去约17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却并未换来苏联的真正支持。斯大林很快意识到蒋政权不稳，转而在关键时刻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蒋介石的让步不仅没能保住政权，反而加速了其在大陆的失败。
蒋介石本人在台湾也承认过此事的严重性。1952年，他在国民党七大政治报告中承认，承认外蒙独立是其个人决策，是“一个幼稚的幻想”。蒋虽愿意承担责任，但这一迟来的“认罪”已无任何意义。外蒙古独立已被苏联牢牢掌控，并最终在1946年通过公投形式获得确认。之后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再赴苏联，都无法逆转既成事实。蒋的“幼稚幻想”，给中华民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在这一过程中，国民政府的外交团队也难辞其咎。王世杰作为外交部长，在莫斯科签署了决定中国版图命运的条约，终生背负骂名。他后来在日记中试图推卸责任，认为是“牵涉他人过失”，但事实上，他与蒋介石是一体的：一个下令，一个执行。两人的昏庸和短视，直接导致了外蒙古的丧失。
从结果来看，蒋介石的选择不仅是外交上的失败，更是民族立场上的背叛。纵观中国近代史，清廷在甲午战争、辛丑条约等场合屡屡割地，但那多是因军事失败而不得不签订的城下之盟。而在1945年，中国作为二战战胜国，完全有资格参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却因蒋的妥协与软弱，丧失了比台湾大四十四倍的国土。这样的失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几乎无可比拟。
更为讽刺的是，蒋介石口口声声标榜“反共抗俄”，但在外蒙古问题上，却甘愿接受苏联的全部条件。既丧失了土地，又未能换来政治保障，可谓两头落空。事实证明，依靠出卖国家利益换取一时政治支持，最终只能是自取灭亡。
外蒙古独立的事实至今仍在提醒人们：国家的独立与领土完整，必须建立在坚强的政治意志和清醒的战略判断之上。清末的被动割地已足够沉痛，而蒋介石以主动让步方式造成的国土丧失，更应成为警醒。
历史不容假设，1945年蒋介石的妥协使中国在战胜国身份下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回顾这段往事，不是为了渲染仇恨，而是为了记住教训。国家主权和领土问题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更不能因个人或政党利益而牺牲民族根本利益。外蒙古的失去，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沉痛的一页，而蒋介石则难以摆脱千古罪人的指责。
作者：辛蒙；来源：古籍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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