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初期，尤其是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特殊阶段，部分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冲击的领导干部，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毛主席的不满情绪。
这种情绪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演变为公然的造谣、诋毁和攻击，严重损害了毛主席的形象。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1980年党内4000多名高级干部讨论“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时，出现了部分干部对毛主席的不恰当言论，形成了所谓的众官“非毛”场面。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社会上和党内全盘否定毛主席历史功绩的错误思潮。
一些人片面地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无限放大，尤其是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归咎于毛泽东个人，试图通过夸大这些错误来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更甚者，有些人不仅否定毛泽东个人，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甚至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还有一些人发表对毛泽东的过激言论。例如，军队某高级领导人竟称：
“毛主席错误严重，毛泽东思想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价值了。”
还有人说：
“如果没有毛主席，也会有红军，我们闹红军时也不知道有毛主席。”
这些“过头”话背后，暗含着对毛泽东的不满情绪，甚至有人企图将毛泽东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四千人大讨论”中出现的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也引起了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的不安和重视。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徐向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习仲勋曾一起找黄克诚，谈到对一些人攻击、歪曲毛主席的忧虑，请求他出来讲话，认为他挨整最厉害，讲话最有力量，且威望高、影响大，有利于澄清是非、统一全党思想。
已双目失明的黄克诚虽没有参加“四千人大讨论”，但他密切注意着讨论的动向。他对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引起的激烈争论深感不安和忧虑，“脑袋里一直想的都是这些事”。他向李先念等三人表示：
“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这个事，对我们党来说太重大了，拖不得，拖下去会造成党的分裂。我们这些老家伙确实不能再沉默。”
1980年11月27日，黄克诚在中纪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黄克诚他强调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不能把建国以来党所犯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老一辈革命家都有责任，他还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必须继续坚持和发展。
讲话中黄克诚举例谭震林、刘少奇也搞过浮夸风，他说：“经济建设中的急性病，毛主席负有责任，但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也有份。谭震林、李富春、少奇、周总理等同志都有责任。为什么向毛主席报告夸大了的情况？在一次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刚从山东视察回来的谭震林说，山东的麦子产量如何如何高，全省亩产达到400多斤。我不相信他说的，他很生气，我们两个人就吵了起来，还拍了桌子。我说：‘你说山东某个地区亩产达到400多斤，这我相信；你说全省都这样？你哄鬼去吧！’还有一次，那是1958年‘大跃进’刮‘共产风’时，我和少奇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见了面，我对他说：‘不能再刮风了，再刮就把我们刮跑了’，他没理我。由此我猜到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就不便多说了。”
黄克诚的讲话稿最初提交给《人民日报》，但根据耀邦的批示，《人民日报》在发表时删去了评价毛泽东的内容，理由是当时党中央尚未对毛泽东的评价作出结论，避免打乱中央的部署。
1981年3月，黄克诚的秘书将讲话稿提交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华楠，希望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经过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和副主任梁必业的同意，并报邓小平批准后，胡乔木对讲话稿进行了文字修改，加上了总标题和小标题，并在1981年4月10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黄克诚的讲话。
第二天，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转载，黄克诚的讲话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党员和群众反响热烈，纷纷给中纪委和黄克诚本人写信，表达对他的敬佩和支持。
许多党员、干部读后热泪盈眶，称赞他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光明磊落。一位基层干部专门打电话给黄克诚表示感谢，称他的讲话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让大家在思想混乱时看到了方向。当然，也有人谩骂黄克诚的讲话。
黄克诚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的讲话，是他晚年政治生活中影响深远的一项重大事件。在当时社会上否定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思潮甚嚣尘上，人心浮动之际，黄克诚的讲话有力地稳定了局势，避免了思想领域的混乱与失控。
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华楠曾指出，黄克诚当年的这篇讲话，“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如何正确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对统一全党的思想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顺利出台打下了良好的舆论基础，发挥了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总之，黄克诚的这次讲话，既是对毛泽东个人的尊重，更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尊重，充分展现了他作为老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和卓越风范。正像黄克诚他自己所说：“我那个讲话的目的，就是扭转当时一部分人‘非毛反毛’的情绪，平息对毛主席的争论。”
以下为全文↓↓↓
如何认识和评价毛主席、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经代表中央就这个问题表示过原则的意见。小平同志多次讲，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小平同志还说过，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在谈到他晚年的错误时，小平同志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的这些原则意见是代表中央讲的，我完全赞成。我认为，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本着这些精神去考虑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前一段时间，曾经有些同志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偏激，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态度使我很忧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讲讲自己的看法。为了有助于理解小平同志讲述的那些原则，我想先讲点历史。
在创建红军时期，毛主席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湖南农民起来革命。当时党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和中层以上社会的舆论都反对湖南农民运动，象去湖南解决农民问题的谭平山等人就讲农民运动过火了，陈独秀也这样讲。只有少数人能够坚持革命立场，支持农民运动，并且只有毛主席经过实地调查写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地赞扬湖南农民运动，把对农民运动的态度问题提到原则的高度，驳斥了各种非议。这就使很多革命的共产党员对这个重大关键问题，在思想上武装起来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作用确是了不起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八·七”会议上，党中央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搞武装暴动。毛主席被派到湖南，在浏阳、平江一带发动秋收暴动，原来准备进攻长沙。暴动时来了原武汉国民政府的一个警卫团，团长是我们党的一个很好的同志卢德铭。他带着队伍辗转到达修水一带，与毛主席取得了联系。罗荣桓同志等在崇阳、通城等地领导农民暴动，也组织了小小的队伍。此外，还有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安源的工人自卫队和醴陵的起义农民等。毛主席将这些队伍收集起来，组织了平江、浏阳、醴陵的秋收起义。但是进攻长沙的计划未能实现。毛主席看到平、浏地区离长沙太近，大的部队在这里难以长期立足，便决定放弃占领中心城市的方针，向井冈山进军。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主席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到了井冈山以后，他就提出了纲领，着手建立罗霄山脉中段革命政权，将红旗在井冈山打起来。秋收暴动中，湖北黄麻、江西、湘鄂西以及其他很多地方都有暴动。但由于经验不足，多数被敌人镇压下去了，有些地方把武器埋了。公开打着红旗坚持下来没有垮的，主要的是毛主席领导的这一部分和方志敏同志在赣东北领导的一小部分武装力量。
井冈山的红旗不倒，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希望，关系重大。大家看到还有一支武装力量能够站住脚，这就使许多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极端险恶的情况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强了革命的信心。那些把武器埋起来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来再干。
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是我们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参加南昌暴动的有三万多人，后来在汤坑、三河坝等地打了败仗，队伍几乎打光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收集了余下的官兵八、九百人，改编为一个团，以后又搞了湘南暴动，扩大了武装，比毛主席领导的兵力多。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面红旗在井冈山，没有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朱德、陈毅同志所领导的队伍要坚持下来也是很困难的。
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英勇地领导了平江暴动，暴动以后奉命留下黄公略和几个同志带着少数武装坚持平江、浏阳斗争，彭德怀和滕代远同志带着主要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他们把毛主席建立革命政权、建立根据地、建党、建军等等一套东西学到后，又回到平江、浏阳一带，发展了湘鄂赣根据地。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同志领导的广州暴动失败后，由袁国平、叶镛、陆更夫等同志把剩下的部队带到海陆丰去了。这是一支很硬的部队，保存了党的组织，有很多共产党员，大部分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学生，政治素质、军事技术都很好，比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的那两支队伍基础都好。领导海陆丰斗争的彭湃同志，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海陆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之好。但是，由于没有一条正确的军事、政治路线，加上受到党内一些悲观情绪的影响，把外地人员从苏维埃根据地遣散回家，结果这样硬的部队，这样好的政权都失败了。
为什么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比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的力量都小，也经历过曲折，受过损失，却能首先在井冈山独立生存下来呢？这是因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对于红军、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和发展，怎样才能存在和发展这些关键问题，只有毛主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地解决了。鄂豫皖、湘鄂西等地的红军后来有很大的发展，也是和井冈山红旗的影响分不开的。
毛主席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创造了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这么一套正确的东西就非常困难呀！那时的党中央，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就没能搞出这一套。毛主席当时比我们确是要高明好多倍。
我再举个小例子。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我有些怀疑。可是后来，这个办法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冈山开始时期，队伍比较小，打土豪打得比较多，每个人一个月还可以发三块钱。一两个月以后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钱来得少了，就每人每月发一块钱，以后发五毛。后来连五毛也发不起了，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别人是提不出来的。
总之，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个最危险的历史转折关头，毛主席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很明显，没有他的坚苦卓绝和富有远见的奋斗，没有他所领导树立的井冈山这面红旗，很难设想中国革命将会是什么样子。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有这样大的贡献呢？
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
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首先是由于毛主席的正确决策
1929年2月，在上海的党中央，曾经指示朱德、毛主席离开部队到上海去，要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全部分散，减少目标。这时正处在革命低潮。毛主席答复中央说：我们离开不得，离开了部队就会散掉；如果一定要我们离开，那就请派恽代英、刘伯承同志来代理我们的工作。后来，军阀战争很快爆发，形势就变了。毛主席的“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那首词，就是这时写的。在这关键时刻，如果不是毛主席坚持正确主张，部队会落到什么结局就很难说了。
1929年红军主力在闽西，这时党内发生过一次关于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这次争论我没有参加，但罗荣桓同志、陈毅同志曾经同我详细谈过。那时争论很激烈，争论的结果，多数人不赞同毛主席的意见。他的前委书记当不成了，只好休息养病。后来红军的战斗活动很不顺利，于是又去请毛主席出来，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主要部分就是《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那篇文章。这个决议解决了党内思想上、路线上的许多关键问题。毛主席在我们党和军队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作出的正确决策，对我党我军的建设起了伟大的作用。有的人现在说古田会议好象不是毛主席领导的，这不是历史事实。一说毛主席有错误，就好象什么正确的事情都不是他干的，错误的事情就都归他，这怎么行呢！
1930年，立三路线来了，想集中红军的主力夺取武汉。那时，红军形势很好，在江西占领了十几个县，赣西整个地区都被红军控制了。许多同志主张先打开南昌，再打武汉。在这急需作出重大决策的时刻，毛主席敏锐地看出了形势变化的苗头。他判断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了，蒋介石会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这个问题当时只有他看出来了。他就通过周以栗同志向红三军团做说服工作，不要冒险打南昌，部队要迅速东过赣江回到老根据地，当敌人进攻时再消灭他。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论，才把红三军团的领导同志说服，将部队撤回老根据地。那时，我们的侦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通过看报纸，分析出国民党要向我们大举进攻。这又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首先就因为有了这个正确决策。如果当时不回到苏区，而在敌占区同敌人作战，那么情况怎么样就很难说，很可能要受严重损失。
1931年，江西红军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方针，粉碎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以后，党中央派项英等同志来到苏区，组成中央局，下面建立了军事委员会。项英同志当了中央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撤销了以毛主席为书记的一方面军总前委。紧接着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就来了，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筑堡前进。项英等同志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他们主张跑，要离开苏区，把红军带走。开始，只有毛主席一个人反对项英等同志的逃跑主义，反对离开苏区，主张就地打仗。争论了大约有一个多月，后来得到较多的人支持，但也没有做出什么结论。可是敌人已经进到了江西的富田和东固之间的大山上，修起了堡垒，情况非常紧急。毛主席就果断地下令出击，一下子把敌人的几个师消灭掉了。他的《渔家傲》词里面说：“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是写的当时的情况。如果实行项英等同志的办法，那就糟糕了，根据地就会丢掉，红军就会陷入困境。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的决策又比别人高明，这是明摆着的历史事实。这段历史他自己没有讲过，别的人也没有讲，所以，现在很多同志都不知道。到第三次反“围剿”时没有争论了，完全听毛主席的。因为经过前两次反“围剿”，他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革命就受到重大损失
1931年，粉碎第三次“围剿”后，“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中央的多数同志从上海到了中央苏区，组成了中央局，领导整个中央苏区的斗争。这时形势非常好。一方面，三次“围剿”被粉碎后，毛主席把红军的主要力量用来进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在两三个月时间里打了许多土围子，把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绝大部分拔掉了，中央苏区形势非常好。另一方面，因为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争爆发，蒋介石既要对付日本人，又要对付他自己内部的各派力量，处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可惜当时我们党内又发生了争论，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是：红军除留一部分在苏区外，主力应同赣东北的红军打通联系，发展闽、浙、赣地区，口号是支持国民党十九路军抗战。但是上海临时中央和中央局的同志都不同意他的这个正确意见。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毛主席又被排挤。但他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在红军中已有深刻影响。在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指挥下，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以博古为书记的临时中央也来到中央苏区。此后，共产国际又派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指挥军队。这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红军中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他们改变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方针和正确的军事指挥原则，结果是把整个中央苏区都丢掉了。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出发时有八万多人，过草地时就剩了两万人，到陕北时只剩下几千人。留在中央苏区的几万武装，最后只剩下陈毅、项英等同志带的很少一些人。同志们可以看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创建了那样大的苏区，他一离开领导，革命就受到这样大的损失。毛主席在1932年受排挤以后，几年当中只能搞点调查研究，看看书，写写字，填填词，名义上当个苏维埃主席。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毫无发言权”。《大柏地》、《会昌》这些词就是这时候写的。
毛主席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长征开始了。在广西作战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后，大概是在贵州的黎平会议前后，毛主席开始向中央一些同志提出要考虑我们党的领导和军事方针问题。在遵义会议上，他的决策又是非常英明的。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三军团听毛主席亲自来传达的，当时听了以后感到很不满足。因为遵义会议虽然对中央领导进行了改组，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但是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会议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
那时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经过半年多实践，才放弃原来的看法，才懂得当时不谈政治路线，只谈军事上的指挥错误，受批判的同志就不多，有利于团结。当时只是解除了博古的总书记职务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仍保留在领导岗位上，博古同志也保留在政治局内。特别到了同张国焘作斗争的时候，我更加认识到毛主席这个决策的无比正确。假如在遵义会议上提出政治路线问题，受批判的领导同志就多了，会对革命事业不利。而军事斗争是当时决定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红军的处境又非常危险。毛主席这样决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军事上的问题，又维护了党的团结。这样，后来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分裂主义斗争时，政治局基本上做到了团结一致。
同张国焘的斗争是又一个关系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汇合时，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张国焘自以为人多枪多，想强迫中央按他的路线干，甚至要谋害毛主席和张闻天、周恩来等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逃跑主义，果断地带着一、三军团等部队北上，到达陕北，而是按张国焘那条路线，往西康地区去，那么红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张国焘的那条路线下，四方面军八万人加上一方面军的一部分，在西康地区苦战一年多，人员减到三万。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同志以及四方面军许多同志的共同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北上途中，他又主张西征，结果又损失了两万人。最后，四方面军仅剩万把人到陕北。
1936年底西安事变，成功地实现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英明决策。
抗战时期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和我们党中央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他们让我们“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毛主席反对这样做，但是没有批评共产国际，只批评了王明。这样既保持了同共产国际的团结，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个时期中，他对如何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如何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等问题，都有一系列决策。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领导下，我们党和军队大大发展起来。项英等同志不执行毛主席让他们挺进敌后的指示，1941年，在中央严厉督促下率部队北移时，又擅自改变中央规定的渡江北上的路线，招致了皖南事变的惨痛失败。相反，陈毅同志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于1938年四五月间就率领新四军一部东进江南敌后，随后又渡江北上，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斯大林曾让我们党交出武装力量，改编为国防军，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以换取我党的“合法”地位。但毛主席尽管去了重庆，仍然坚持“针锋相对”、“一条枪也不交”的方针。毛主席不但以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导了解放战争，而且亲自指挥了所有的重大决战，仅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八百万军队，解放了祖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解放初期，搞土改、抗美援朝、实现三大改造，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毛主席领导我们党所作出的决策，都是英明、正确的。这些情况同志们都清楚，我就不详细讲了。
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不止我讲的这些。我讲这些历史，只是想比较具体地说明：小平同志讲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公正的科学的论断。这样讲，并不是把毛主席捧为救世主，也不是抹杀其他革命者的功劳。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
要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正确的态度来评价毛主席
毛主席在晚年有缺点，有错误，甚至有某些严重错误。现在我们党纠正这些错误，总结我们建立全国政权以来的经验教训，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记得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那个秘密报告送到党中央。在中央讨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时，毛主席给我们念了一首杜甫的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首诗的意思是：王勃等人的文章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体裁，现在一些人轻薄地批判耻笑他们，将来你们这些人身死名灭之后，王、杨、卢、骆的文章，却会象万古不废的江河永远流传下去。我想，这首诗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使我们注意不要以轻薄的态度来评论毛主席。
我个人认为，毛主席后期的错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之后，没有及时地、明确地把工作的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指导上犯了贪多图快的急性病错误。另一条是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许多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并且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处理党内矛盾，以致被坏人钻了空子，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些后果是尽人皆知的，我就不多说了。当然，如果细算起来，可能还有许多别的错误，但那些错误基本上是从这两条错误派生出来的。
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曾犯的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小平同志讲得对，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这些老同志对许多错误都是有责任的。有一个同志问我：“不让毛主席一个人承担错误的责任，你承担不承担？”我说：“我也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对搞‘文化大革命’我不能承担责任，因为那时我已不参加中央的工作，没有发言权了。”
我认为，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对错误的责任。比如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大跃进中，许多同志作风浮夸，把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在中央来说，只要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事情，如果错了，中央都应该来承担责任。当然，毛主席作为中央主席要负领导的责任。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如果把错误都算到一个人身上，好象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大家来分担应该分担的责任，那才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唯物主义。毛主席去世了，革命事业还要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干。我们多从自己方面总结经验教训，只会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为人民工作。
照我的看法，毛主席晚年犯错误，原因很多，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搞社会主义，又没有经验，实在是一件艰巨的事业。直到今天，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问题，我们仍在不断摸索，也还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个问题我不多讲。我只想简单地谈一下毛主席犯错误的个人方面的原因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毛主席在晚年不谨慎了，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少了，民主作风差了等等，这些都是他犯错误的原因，也是我们全党所必须引以为戒的教训。还有一点同志们要知道，毛主席为人民事业是紧张操心了一辈子的。从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就苦心焦虑，经常昼夜不眠地考虑问题。1958年我同他接触时，就感到他脑子已经紧张过度了。脑子紧张过度了，就容易出差错。我现在就有这个体会，脑子一紧张，说话就缺少分寸了。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讲，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毛主席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因此，我们在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还是应该抱着爱护、尊敬的心情来谅解他老人家。
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但根本违反事实，而且对我们的党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受过打击、迫害的同志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害、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害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这是合乎实际的。丑化、歪曲毛主席，只能丑化、歪曲我们的党，丑化、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彻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国人民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我国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那些人唱同样的调子，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毛主席逝世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留下了一些消极因素。他的消极因素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的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且我们正在很有成效地加以克服。但是他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即毛泽东思想，却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甚至把毛主席的正确的思想、言论也拿来批判。我认为这样做是要把中国引上危险的道路，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比方说，现在有人在批判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的根本思想是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这与我们现在讲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实质上是一个意思。怎么能把这两个提法对立起来呢？离开了工农兵还谈得上什么人民呢？文艺不起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又怎么为社会主义服务呢？文艺界这几年出现了一大批好作品，对革命事业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确有少数人打着思想解放的幌子，否定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方针。这些人不愿为占我国人口80％的农民服务，不愿为广大的工人服务，也不为勤勉工作的广大知识分子服务，不为四化服务，而对香港、日本、美国的一些不大高明、甚至趣味低级的货色倾心向往。
我国正处于艰难地开创新路、建设四化的阶段，国家对外开放，向人民介绍外国，学人家的长处，应多介绍这些国家创业时期人民艰苦斗争的情况，多介绍世界上科学家献身事业、造福人类的事迹和精神。要注意现在有些青年人有一种只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物质享受，甚至迷恋一些连资本主义国家人民也认为腐朽无聊的东西的倾向。文艺创作和外国文艺作品的介绍拿什么样的精神食粮给中国人民？拿什么来培养我们的青年和少年？这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
我们要设想一下，如果丢掉毛泽东思想，拿什么东西来代替呢？毛泽东思想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几亿人民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的产物。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占统治地位长达二千年之久的是孔夫子的思想。这个思想经过我国民主革命后六十多年时间，现在已经起不了多少作用了。
另一种思想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对中国民主革命起过积极的作用。很多老一代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在青年时代都信仰过三民主义。但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比，那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起就是用马列主义的旗帜来号召、团结、组织中国人民起来斗争的。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领导并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写了一系列的著作，在中国革命的斗争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精神武器。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千百万共产党员和亿万革命群众用血汗凝成的宝贵财富，我们都感到她对于我们更亲切，更行之有效。
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党，这样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总要有个思想武器作指导。有些人要丢掉我们自己的宝贵财富，难道要请孔夫子、请三民主义回来？那是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过了时和行不通的！如果既不请孔夫子，又不请三民主义，那是不是要把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搞来呢？我看是绝对不行的！我完全不是一个闭关主义者，我们要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比如科学技术、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等等。但是在社会科学方面，我们就绝不能搬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的，不可能为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现在有些人就是崇拜资本主义那一套。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是比我们高，但资本主义已经搞了几百年了，而我们才搞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少犯些错误，情况还会好得多。不要把西方都讲得那么漂亮，那里黑暗的东西多得很！据美国报刊报道，美国黑手党的“生产”，1979年收入为一千五百亿美元，纯利润就有五百亿，仅次于石油企业的产值。那是些什么玩艺呢？就是搞各种毒品，搞赌博、卖淫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国家也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得了呢？难道这就叫文明，就叫幸福？丢掉毛泽东思想，造成党和人民的思想混乱，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可能变质，子孙后代就会受罪。不能不看到这个危险！
有的同志说，只提马列主义就行了。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有中国的特点，有自己独特的内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为人民做出过伟大的贡献，锻炼出我们党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要团结人民、战胜困难、聚精会神、同心同德地搞四化，还要靠毛泽东思想。比如，要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就要靠毛主席长期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等一系列优良传统作风。不能因为我们今天执政，当了“官”，就丢掉这个宝贵的传统，贪图享受，吃喝玩乐，看一些乌七八糟的电影。这不是生活小事。这样的歪风邪气不制止，我们就会脱离群众，就会腐败下去！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写在我们党章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上的，是中央一再申明的重大原则。否定和诋毁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是违反党章党纪的行为。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一切真正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要同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主席形象的现象做斗争，以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存在着“信仰危机”，很多青年人都感到思想没有出路，没有精神依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斗争中树立了自己崇高的理想和信仰，并以此团结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我们不能毁掉自己的信仰。当然，我不是说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正确，他的某些话是讲错了或是过时了，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基本原则却将永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武器，指导我们不断将革命推向前进。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我们不应苛求前人，只能通过我们后人的斗争实践弥补前人的不足，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面光辉的旗帜上写下新的篇章。
（这是黄克诚同志在中央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讲话的第一部分。这次发表，在文字上略有改动。文内小标题是编者加的。《人民日报》1981年4月11日刊登）
转自新青年8341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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