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与南方局外事组成员合影
章文晋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外交官，在他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参加过多次重大谈判。其中，令他终生难忘的还是1946年为周恩来与马歇尔谈判时做翻译工作。有机会目击两位国际政坛顶尖高手过招，这使初入外交门槛的章文晋获益终生。在谈判桌上，章文晋最大的感受是周恩来的发言总是很有针对性，他善于倾听和后发制人的办法，在赢得主动权方面是很成功的。而跟随周恩来工作，在一些看似平凡的瞬间，也让他见识了周恩来作为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人格与风范，在他心目中树立起终身追求的榜样。章文晋开始担任重要的翻译工作是在重庆谈判期间。9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来到加拿大使馆出席该国大使举行的招待茶会。这是章文晋第一次在正式场合为中共领导人做翻译。他穿着一身浅色西装，系着领带，先行出发。当毛泽东等领导人抵达时，他已在使馆内等候。茶话会结束后，毛泽东起身与使馆人员道别，还客气地对章文晋说：“这位先生翻译得不错嘛！”显然，是把他当成加拿大使馆的译员了。章文晋连忙解释：“主席，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周恩来也介绍说，这是我们的翻译章文晋同志。被毛泽东误认为是外方译员，这件事不大，却让章文晋很久都难以释怀。他认为，一定是自己的衣着做派太像资产阶级了，以后一定要加强思想改造，生活上也要更加简朴。其实，那身西装是他常穿的，一时还没得换。当时，办事处没有给他发制服，想改穿中山装也没钱做。直到一年多以后，周恩来从延安带了些灰色的粗呢料子，分给章文晋一块，才做了套中山装。这套衣服他从重庆一直穿到南京。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终于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签字。11日，毛泽东乘飞机返回延安。周恩来则留在重庆，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在谈判桌上，与周恩来打交道的对手有一个共同感受，就是他的发言总是很有针对性。如何做到这一点，章文晋初到周恩来身边工作就得到点拨。有一次，章文晋起草了一篇抨击国民党的发言稿，送给周恩来审阅。周恩来很快看了一遍，轻轻摇了摇头，随即说道：一个枪手的好坏，不在于他一下子打出了多少发子弹，而在于他能否一枪命中靶心。章文晋立刻领悟，这篇稿子的缺点是四面出击，却没能击中要害。很快，章文晋按照提示将稿件修改好，周恩来阅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在重庆谈判结束时，国共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不过，两党关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此后，国共冲突不断，且越演越烈。11月25日，周恩来中断了与国民党的谈判，返回延安。两天以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同时任命乔治·马歇尔为总统特使前往中国，继续执行调解使命。马歇尔抵达重庆的第二天，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去拜会马歇尔。双方进入正题后，马歇尔首先表示，他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但非常乐于学习。他说，美国愿意努力促成中国的和平，因为这不仅是美国的愿望，也是实现世界和平所必须的一个条件。为此，他十分愿意倾听中共方面的意见。随后，周恩来说，我们非常高兴马歇尔特使能来华促进中国的和平。特使刚才所说的精神是很好的。我们共产党人在战时和战后都是以这种精神来谋求中国的和平与团结。在说明中共的主张是“立即停止冲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后，周恩来又进一步解释说，我们所要求的民主与美国式的民主颇为相似，但要加以若干的中国化。美国有许多地方可供我们学习，这包括华盛顿时代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主张的四大自由。最后，还有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工业化。通过这次对话，周恩来和马歇尔都表明了自己对谈判的基本态度，让对手了解了双方有对话的基础，这就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1946年1月1日，周恩来再次同马歇尔会谈。马歇尔表示，如果中国能接受国民政府关于三方会商的提议，他建议国、共、美三方各出一人组成一个委员会（后简称“三人会议”），职责为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和受降事宜。三人委员会采取协议方式，每方都有否决权。一切决议须送国共最高当局核准后始生效。三人委员会可在离冲突地区较近的地方设一机构处理有关的一切具体问题。马歇尔的建议得到周恩来的赞同。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欢迎外来的友谊，但也希望盟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此后几天，中共代表又分别与国民党代表和马歇尔举行了几次会谈。1月7日，周恩来、张群、马歇尔三人举行首次会议。此后四天，三人会议举行了五次，讨论有关停战的各项具体问题，以及停战命令和声明的起草。据章文晋回忆，当时周恩来最重视的是三人会议采取“三方一致”原则，各方都拥有否决权。周恩来认为，马歇尔能主动提出这一原则，表明他的调解是有一定诚意的。1月10日为既定的政协会议开幕日期，但直到1月9日国共双方仍未能就停火问题完全达成协议。章文晋记得，争执的焦点是蒋介石坚持要中共交出多伦和赤峰两个战略要地，以切断中共从华北通往东北的重要通道。关键时刻，周恩来据理力争。他向马歇尔指出，蒋介石政府以中苏条约为借口企图占领已被中共接收的多伦和赤峰两地毫无道理，因为条约载明国民党政府接收主权仅限东北地区。如按照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停火将遥遥无期。马歇尔感到周恩来的讲话合情合理。随即，他与蒋介石会谈。最终说服后者当时同意了让步。10日，国共双方终于签署了停战命令，关内的战火很快平息了。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这次会议历时22天，于1月31日闭幕。由国、共双方及第三方面代表参加的政协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关于写宪章问题、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及和平建国纲领共五项协议，规定成立联合政府。会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认为政协会议“已获得重大成果”，“从此中国即将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势，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章文晋回忆，那时大家都很乐观，周恩来也对我们说，要准备搞议会斗争了。但三四个月之后，形势就完全变了。在谈判的最初阶段，国、共、美三方代表发言时，按一般惯例均由各自的译员翻译。一个多月以后，三方代表发言时都由章文晋一个人翻译。有半年多的时间谈判十分密集，章文晋白天承担三人小组的翻译工作，晚上与其他两方的译员一起核对英文速记和中文译文，深夜还要埋头整理会谈纪要，以便及时上报延安。然而，参与这场谈判斗争所带来的兴奋压倒了疲劳。多年以后，章文晋回忆说，他感觉马歇尔的确谈判经验丰富而老道，很善于与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他发言时不仅思路清晰，而且通常使用短句子，使用比较浅显的词汇，即便谈一些复杂问题，也总能以简练的方式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让人产生误解。章文晋曾说，马歇尔是他最好的英语老师。在章文晋的印象中，马歇尔在谈判时永远摆着一副西方人所谓的“扑克牌面孔”，使人无法窥视他的内心。马歇尔很了解，国共之间的许多矛盾是难以调和的，当谈话涉及棘手的情况或敏感话题时，他喜欢使用谨慎、试探性的措词，并暗示周恩来不必立即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以免谈判陷入僵局。马歇尔也善于引导他人接受自己的想法。这时他会说，清理你的思路，向我靠拢。周恩来是一位善于倾听的人。他总是认真思考马歇尔提出的每一项建议，对那些有实质性内容的建议，他还要提出简短的问题，以便弄清马歇尔提议的动机与关键之处。遇有重大问题，他都会请示延安后才答复。在三人会议上讨论问题，周恩来从不急于发言，而总是选择恰当的时机再发表意见。对于马歇尔的话，如果客观公正，他就会加以引用，强化自己的观点；如果脱离中国实际，他就摆出具体情况，加以说明，避免误解。章文晋说，周恩来善于倾听和后发制人的办法，在赢得主动权方面是很成功的。
2月25日，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三方代表签署了关于整军整编的方案。随后，从2月底到3月初，三方代表开始视察华北、华中各地停战协定执行情况，解决军队整编中的问题。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先后飞往十个地点，可见行程之紧张。在此期间章文晋一直担任翻译工作。3月4日下午至5日上午，三方代表一起到延安访问。这是章文晋第一次到革命圣地延安。从下飞机开始，他就感受到一股清新活跃的气氛，与国统区的压抑全然不同。在机场，他看到并排挂着美国国旗和一面自己从未见过的红旗，上嵌着五颗黄色的星星。后来，在延安参加了接待工作的凌青在回忆录中说，挂旗子是美方的要求，理由是马歇尔为国务卿一级的国宾，他来延安是很正式的活动，在机场应该有所表示。可是，解放区当时并没有自己的旗帜，也不能用带有镰刀斧头的党旗，更不能挂青天白日旗。不知是谁想出了这样一个临时方案，可惜的是这面旗帜的具体样式现在已无法考证了。马歇尔到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拜访朱德总司令时，看到招待的茶点中还有鲜牛奶，十分惊奇。总司令微笑着告诉他，“我养了一群奶牛”。晚间，毛泽东的宴请也很丰富。朱德、周恩来,还有张治中都出席了宴会。毛主席在祝酒词中表达了中共真心实意遵守国共双方达成协议的诚意。当晚，毛主席还在延安大礼堂招待马歇尔观看了文艺演出，有传统的打腰鼓等节目，还有《黄河大合唱》。这次视察结束后，马歇尔在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中对调处成功持乐观态度。3月11日，马歇尔回国述职。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表示，希望马歇尔促成东北地区的停战后再走，但马歇尔却对此持回避态度。马歇尔离华后，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断向东北运兵，致使关外的战火越烧越大，关内的形势也岌岌可危。4月下旬，当马歇尔重返中国时，形势已发生了明显变化。事后，人们从美国的解密档案中获悉，马歇尔来华前夕曾与杜鲁门总统有一次关键的谈话。马歇尔告诉杜鲁门，如果他的调解能够成功，这当然最符合美国的利益；但调解也可能失败。如果国民党愿意和，而中共要打，这好办；但如果共产党愿意和，而国民党坚持要打，那怎么办？杜鲁门的答复是，到头来我们还得支持国民党。马歇尔得到的这张底牌意味着美国的调解不可能是公正的。从近年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中看到，尽管他大骂马歇尔偏袒中共，但他也摸清了美国的底牌。这使他可以全然不顾及马歇尔施加的压力，加快其走向全面内战的步伐。周恩来与马歇尔的谈判也由此进入一个艰难抗争的阶段。中共坚持谈判的主要目的开始转向尽力推迟全面内战的爆发，同时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真面目，以教育和争取第三势力和人民群众。不过，中共对美国的态度还是克制的。4月20日，中共中央来电指示周恩来：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内战与独裁方针，力争和平民主，为此目的不怕与国民党弄僵。但对美国则除非他公开全面地赞助国民党实行内战与独裁，我们不应和他弄僵。“周、马之间仍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4月22日，章文晋跟随周恩来去拜会刚从美国回来的马歇尔。会谈进行了三四个小时，几乎全是周恩来一个人发言。他开门见山地向马歇尔指出：在我们第一次相见时，我便已说明我们的要求是一个和平民主的中国。我也曾从你的谈话中得到一些民主的办法和民主制度的观念，并更加理解什么是美国的民主传统。我记得政协会议之后，你曾给我读过一篇富兰克林的演说词，使我最受感动之处是其中说到，尽管大家意见有不同，但大家一定要合作。在政协闭幕会上，我也曾强调，虽然政协的决定并不完全合乎我们中共的理想，但既然大家同意了，大家便都要遵守。三个月来，我们方面从未要求任何修改，而国民党方面却闹得翻天覆地。随后，周恩来把马歇尔离华期间国民党政府破坏各项协议的情况做了十分详尽而准确的说明。周恩来开诚布公的声明使马歇尔无言以对。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马歇尔承认，国民党给了中共以指责他们的充分口实。周恩来无懈可击的谈判才能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这次会谈之后，马歇尔对民盟的领导人之一罗隆基说，周恩来是他“从未遇过的外交对手”。5月中旬，在与新任驻美大使顾维钧的谈话中，马歇尔更为坦率地道出了自己的看法。马歇尔说，在他本人的经历中，他曾与各种人物打过交道，包括伦敦的一些非常狡猾的英国人，但是没有一位比周恩来更聪明。在他看来，周的谈判艺术似乎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根本不涉及共产党人爱谈的资本、土地和财产等问题。在与马歇尔的会谈中，每当说到国民党军队背信弃义，向解放区发动进攻的时候，周恩来的气愤之情总是溢于言表。每逢这种时候，马歇尔就拿起桌上的香烟盒，请周恩来吸烟，以此缓和谈判气氛。这时，周恩来也会点燃一支，吸上几口，继续与马歇尔周旋。新中国成立后，章文晋的外祖父朱启钤成为人民政协最年长的委员。1957年底，周恩来到老人家中探望。落座后老先生请他吸烟。周恩来说，他不吸烟，只是在同马歇尔谈判时吸过一个时期，因为太费脑筋，后来就戒掉了。其实谁都知道，谈判至此已经无解。不过双方仍不断提出各式各样的方案和对案，美国人则抛出一系列所谓的“折中案”。这个阶段，马歇尔几次提出要改变他在谈判之初所确立的“三方一致”原则，要求在三方意见不一致时给予美方以“最后决定权”。对此，周恩来毫不含糊地予以拒绝。跟随周恩来工作，在一些看似平凡的瞬间，使章文晋见识了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人格与风范，也在心目中树立起终身追求的榜样。有两件事对章文晋触动很大。国、共、美三方刚开始会谈时，一次，章文晋把装有会谈备忘录的文件夹落在休息室里，经周恩来提醒才取回。会谈一结束，周恩来就严厉批评他缺乏警惕性。但坐上汽车后，周恩来又表示歉意并主动承担责任，说：“我刚才过于严厉了。我年纪比你大，也比你有经验，我应该事先提醒你。”此后，周恩来总是自己拿着文件包。不久以后，周恩来有一次从外地视察返回重庆，在飞机上思考问题，翻阅笔记本，因过于疲劳睡着了，直到飞机降落才醒。结果匆忙之中便把这个笔记本落在美军的飞机上，直到返回周公馆时才发觉。周恩来立即要章文晋取回，并召开紧急支委会。章文晋连忙乘汽车，找到马歇尔的副官，取回了笔记本。这一趟往返费时不少。回来一看，会议尚未结束，周恩来还在那里作自我批评呢。所幸，笔记本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机密。在党的领导机关工作不久的章文晋从没想到，周恩来作为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工作中出了一点纰漏，竟按照党的纪律做如此严格的反省。1946年5月，章文晋跟随周恩来与美国代表白鲁德及国民党代表徐永昌一起到武汉以北100公里的宣化店调查中原解放区国共冲突的情况。连日大雨滂沱山洪暴发，途中一座桥梁被冲断，汽车无法过河。国、美两方代表都想退回去。周恩来为争取时间，制止中原局势恶化，坚持涉水过河。他让同去的当地同志找来十几个农民，把四辆吉普车抬过河，并把国、美两方的代表也背了过去。当农民争着背周恩来时，他动情地说，为争取和平，你们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我感谢你们。二万五千里长征，跋山涉水，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领。这条河是难不住我的。说罢，他脱下鞋袜和长裤，向河里走去。周恩来的举动完全出乎白鲁德的意料，他立刻端起相机摄下了这一镜头，并告诉章文晋，他要把这张照片珍藏起来，作为私人留念。过河时，周恩来的副官何谦紧随其后。章文晋动作稍慢，他卷起裤脚，刚提起鞋，就见周恩来回过头向他说：“文晋，能行吗？”看到章文晋已踏入水中，周恩来又停下身来，对他说：“你没有经验，又不知水的深浅，你跟在我和何谦后面走吧！”章文晋赶紧跟了上去。虽然河面较宽，水流较快，但好在不深，仅淹没过膝盖。1980年，章文晋在华盛顿与白鲁德久别重逢。白鲁德依然对周恩来的人格赞叹不已。后来，白鲁德特地将当年拍的照片送给章文晋。这张照片定格了周恩来涉水过河时穿着军上衣和短裤站在水中的形象，而那些温暖的话语则长久地留在了章文晋的心里。
（作者系国家文化和旅游部退休干部，原旅游出版社社长；来源：“ 中共党史出版社”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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