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杰：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年周年。抗战14年，中国共产党以鲜明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成为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无愧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和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何谓中流砥柱？就是身处水势湍急的洪流中，有坚强柱石发挥砥砺支撑、定海神针作用。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者大肆贬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一些影视剧要么瞎编抗日神剧，要么刻意宣扬国军的几次保卫战。再加上抗战胜利后，因为中华民国是当时的合法政府，蒋介石获取“抗战领袖”、“民族英雄”光环，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平起平坐，误以为国民党是抗战的精神支柱。尤其是有那么一股歪风，诬蔑中国共产党借日本侵略中国发展壮大自己，只是“游击”甚至是“游而不击”，使我们有些同志或多或少的受到一些影响，即便想辨别是非，却又不知如何辨析。今天，借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就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问题，进行剖析解读。

在正式解读之前，必须说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意图采取速战速决战略，叫嚣在三个月内实现全面侵华战略目标。所以，抗战全面爆发的战略防御阶段，在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全力配合下，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进行了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等几次重大战役。这几次会战虽然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美梦，起到了遏制日寇妄图在最短时间内迅速吞并中国的作用，但武汉会战后，国军全部退守到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如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等省，使中国继丢失东北后，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江苏、安徽、河南、广东、湖北等省相继沦陷。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已志不在抗日，一方面与日眉来眼去，投降氛围越来越浓。据日本防卫厅统计，在侵华14年期间，累计投入兵力300多万，而伪军、皇协军总数就近300万，其中，就有国民党大批高级将领——伪军人数与侵略军人数“旗鼓相当”，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另一方面，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可以说，正是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作用，才抑制了投降，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并始终高举抗日旗帜

我们一度只说“八年抗战”，这是源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所以，八年抗战之说，主要是为了突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中国进入全民族全面抗战的历程。

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实际早于1931年。所以，2017年教育部将教材中的“八年抗战”改为“十四抗战”，就是从1931年“9.18事变”，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强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顽强抗战的全过程，这是对抗战历史的公正性、完整性还原，彰显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全貌。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民族危亡关头，国民党却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蒋介石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正是这一政策，面对的虽只有1万日本关东军，但20万东北军却不战而退，使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

与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相反，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就坚决主张抗日。事变发生第三天的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就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州事变的决议》，提出立刻发动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州作为中心任务，特别是在满州组织武装力量，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此后，连续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寇侵略罪行，揭露国民党不抵抗政策。

1933年1月17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与此同时，自“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组织了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等武装力量，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中共满州省委及后来的中共南满省委、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加强对抗战的领导，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至第六军，进行坚决抗战。

1935年夏，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抗联在与日冦作战中不断发展壮大，至1937年6月，先后成立了第1至第11军，开辟了东北南满、北满和吉东三个大游击区，用简陋的武器与数十倍且装备精良的日军作战，大量牵制和有效歼灭日本侵略军，把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推向高潮。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八女投江”等一大批抗日英雄群体，体现了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斗志。

形成强大反差的是：从蒋介石给张学良的密电就可以看出，蒋氏集团一直对所谓美英“国际调停”抱着幻想。这6年时间里，他把精力放在围剿红军、消灭共产党上。1937年4月清明节国共同祭黄帝陵，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祭文里，竟只字不提抗日，冀望以土地换苟安。即便是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依然在诉求国际调停，10年时间里对日态度暧昧，不敢正式对日宣战，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国民党政府才于12月9日对日宣战。

二、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毫无疑问，在对日作战中，国军里不乏佟麟阁、张自忠等抗日英雄和爱国将领。但为何在一些重大战役中，国军屡屡挫败？虽然有敌强我弱原因，但完全归结于日军强大是不客观的。这里既有消极防御、计划杂乱、派系内耗等问题，如武汉会战失败后，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就公开叛变投敌。更重要的是蒋氏集团顽固坚持片面抗战路线。因为国民党的性质决定了一方面不敢去放手发动人民群众抗日，另一方面防共产党及民主党派胜于防日。

“九一八事变”，蒋氏集团奉行不抵抗政策，“七七事变”爆发，蒋介石虽然没有像汪精卫那样公开的、直接的、死心塌地当汉奸、卖国贼，但也从来没有积极主动地、义无反顾地、全身心地投入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的抗日是被迫的、被动的、消极的，在抗日战争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思想政策，因而，也就只能片面抗战，不会想到如何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甚至于1938年6月，为延缓阻滞日军西进，竟然下令炸开黄河大堤花园口，造成豫、皖、苏三省40余县被淹，89万人死亡，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认为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全体中华儿女共御外敌夺取抗战胜利。从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提出“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到1935年10月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1937年8月洛川会议正式形成全面抗战路线，提出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的军队和老百姓。特别是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

十年内战，数不清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西安事变发生后，党内外许多人对释放蒋介石想不通。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到红军大学讲演，有学员问为什么不能杀蒋介石，毛泽东说：如果仅仅从我们党的私仇出发，杀蒋介石来解恨，忘记了民族危亡这个大局，那还能称马列主义的政党吗？1937年9月，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由此开创了“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的团结抗敌新局面。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动摇妥协和顽固反共倾向愈演愈烈，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打退和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日高于一切”，表现出宏大的气度格局和强烈的历史担当，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团结和凝聚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爱国人士、少数民族、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广泛联盟。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使暗地与蒋氏集团勾连、意图推动国共分裂的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三、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并指引

中国抗战正确方向

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从政治上把握方向、大势、全局，为全民族抗战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引领作用。面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基于对政治形势的科学分析，作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重大判断。纵观抗战全过程，无论是领导东北抗日联军顽强抵抗，还是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无论是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是确立全面抗战路线，我们党始终勇立潮头挺膺担当，以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推动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深远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确立了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任务和政策，为抗战胜利提供了科学指引。

中国共产党在运筹帷幄中作出正确战略预判和政治决断。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不仅在我党我军，就是在国民党、甚至侵略者那里都广为流传，实践证明，抗日战争进程就是按照毛泽东预测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演进的。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指引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全民族抗战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制胜路线图。中国共产党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开展广泛的山地游击战争，成为中国军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战争手段和战争样式，游击军和游击战逐步向正规军和正规战发展，最终成为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定性力量和战法。敌后战场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逐步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到战略反攻阶段成为全面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前沿阵地和战略基地。

四、是中国共产党吸引并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抗日战争是物质的角力，更是精神的对垒。在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的抗日战争中，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殉国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等英雄群体前仆后继、为国捐躯，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真理力量和强大人格力量的吸引感召下，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的爱国主义精神，汇聚成汹涌澎湃的抗战意志，无数中华儿女义无反顾投身这场事关民族存亡的伟大斗争。

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团结，在抗战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铸就了伟大抗战精神。孙中山先生异常懊恼无奈的中国民众一盘散沙现状，硬是靠中国共产党的吸引而彻底改变，凝沙成塔，向世界展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埃德加·斯诺将他在陕北感受到的“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称作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延安文化战线，推出一系列深入人心的不朽之作，《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传唱大江南北，点燃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华侨代表陈嘉庚、民主党派代表黄炎培等，都从“延安作风”中看到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民族未来的希望之光。

毛泽东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国共产党以坚如磐石的抗战意志和英勇顽强的抗战行动，成为东方战场的“灯塔”。白求恩、柯棣华、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肤色各异、说着外语、穿着八路军军服的国际友人，成为中国革命队伍的一部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不仅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图存，而且有力配合支援了盟军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整个抗战期间，除东北抗联最早投入抗日外，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建立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满怀自豪地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

重视党的建设，为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强有力政治保证。抗日战争14年既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党的建设成为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从遵义会议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到党的七大，见证了我们党确立正确军事路线、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的不平凡历程，也见证了我们党以自身的成熟壮大不断赢得抗战主动的事实。党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现了全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政治和思想基础。尽一切努力巩固党的组织，培养造就了大批抗日骨干力量，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筑牢了党在基层的战斗堡垒。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任务，并将这一任务称之为“伟大的工程”。通过实施这个伟大工程，我们党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勇敢地承担起救亡图存重任，成为坚持抗战、制止投降的中坚力量，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胜利的美好希望和光明前途。经受抗日烽火的洗礼，我们党不断走向成熟，保持了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是我们党能够领导人民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政治保证。

总之，是中国共产党率先并始终高举抗日旗帜，最早投入抗日斗争，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指引争取抗战胜利基本方向，尽可能团结调动一切爱国资源、凝聚一切克敌制胜的精神力量，遏制了妥协投降的危险，无愧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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