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夫：“名噪一时”的陈独秀被捕事件

 

陈独秀

 

我们徜佯在国家3Ａ级旅游景点上海音乐谷，这里已是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从海伦路拐进哈尔滨路，就能看到一幢颇有些年代的建筑——原嘉兴路巡捕房。 墙上有一铭牌，写道“原嘉兴路巡捕房，因逮捕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而曾经名噪一时”。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件缘起

 

《申报》是上海滩上权威性的老报纸。查《申报》1932年10月18日第15版，有这样一条重要消息《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被捕》：“最近始由市公安局侦悉陈（独秀）及该党重要分子匿居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各处，经公安局长文鸿恩咨由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掣发搜查票、拘票，派总巡捕房政治部探员会同嘉兴路捕房中西探员，于十五日（上星期六）午后二时半，开始活动，费两昼夜之时间，至十六日午夜止，凡该党著名人物，大都弋获，搜出之宣传共产文件书，尤为汗牛充栋，诚可谓自清共以来第一起巨案也。”

 

这个被《申报》称为1927年“清共以来第一起巨案”，就是陈独秀被捕事件。陈独秀曾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反对派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1929年11月，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但他顽固坚持托派立场，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虽然陈独秀已经被开除出党，但其影响犹在，故被当局称为“第一起巨案”。文中所称“该党”，并非“中国共产党”，实为托派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而当时的嘉兴路巡捕房积极参与其中。

 

 

陈独秀被捕关押地嘉兴路巡捕房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年过半百的陈独秀居住在岳州路永吉里11号(今254弄7号3室)。1932年10月15日下午7时，面色清癯，留有微髭的陈独秀身着淡蓝色哔叽长衫，正在俯案写作。电灯突然暗灭了。他气恼地说：“怎么回事？保险丝又烧了么？”他摸到桌上的火柴，刚刚擦亮，门被猛烈地撞开了，几支雪亮的电筒光柱照射到陈独秀脸上，电灯也随即亮了。手中拿着正在燃烧的火柴的陈独秀一看便知大事不好，眼前站着一大帮黑衣警察。来自上海总巡捕房政治部和嘉兴路巡捕房的中西探员，见陈独秀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原来紧崩的神经才松弛下来。

 

陈独秀被押到附近的嘉兴路捕房，被推入看守所内，待定下神来，他发现彭述之、谢德盘、罗世凡、濮德治、宋逢春5人也关在里面，除秘书谢德盘外，其余四人均为托派中央常委，彭述之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国著名托洛茨基主义者。陈独秀对彭述之悄声说：“我以为就逮了我一个人，怎么你们也逮来了?”彭述之提醒他说：“我现在是张次南，罗世凡是王兆群，宋逢春是王武，你不要弄错了。”原来那天下午二时许，他们几个人在东有恒路春阳里（今东余杭路211弄）20号谢德盘家开托派常委会，结果消息被当局获悉，于是一网打尽。

 

彭述之见因病告假的陈独秀也被抓了进来，就悄悄地对他说：“我们要留心，这里面恐怕出了问题，知道你的住址的人不多。”说着他用眼睛扫了另外4个人。陈独秀会意地点点头。

 

到了夜里，梁有光、王晓春也被抓来了。两人在新闸大通路斯文里1044号被抓。陈独秀说：“你住的地方我都不清楚，怎么一下子就抓住了呢?”梁有光说：“我也怀疑。”

 

隔了一会，陈独秀突然想到了什么，问濮德治：“你们5个人抓来后，可分开过?”“我们是分开提审，谢德盘才20岁，提审的时间最长，回来后一直是恍恍惚惚的。”濮德治见问，警觉起来，看了谢德盘一眼，谢德盘也斜眼在看他们。

 

陈独秀吃了一惊，说：“这孩子胆小，他是中常委秘书，重要的情况他都知道，还知道很多同志的地址，他要顶不住，麻烦就大了。”果然第二天，王子平、何阿芳两人在唐山路业广里335号被捕，王鉴堂在法租界福履理路建业里22号被捕。同时警局还往霞飞路284号，东嘉兴路瑞吉里3号、白克路394号等三处抓人，结果此三处因闻知风声，已人去楼空。

 

轰动各界

 

一石落水，浪花四溅。陈独秀毕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明星，随着岁月流逝，星光虽有损耗，却并不黯然失色，还灼然闪烁。他的被捕，当时震动了社会各界。首先是手握生杀大权的国民党发声，虽有不同意见，但大多是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就陈放着当时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这类电报，发电人包括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何健，湖南衡山县等党部，以及陆军的几个师团党部。当时“最高长官”蒋介石的态度也十分坚决，他对中外记者说：“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共产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中央日报》为此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国民党广州市特别执委会宣传部控制下的《广州民国日报》刊发社论，提出“溯吾国共匪之由来，不能不忆及十年前李守常、陈独秀等之提倡”， 认为陈是社会动乱的“罪魁祸首”，因此，“应处以极刑，勿能宽纵”。

 

同时，共产党也发表消息，指责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红色中华》发表标题为“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的文章。当时，《世界日报》曾刊登一幅漫画：主人公是受尽皮肉之苦的陈独秀， 共产党一拳把他打伤 ，国民党两拳把他打昏。两个敌对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语）除之而后快。

 

 

陈独秀被捕事发地东有恒路春阳里20号

 

除国共两党鲜明态度之外，社会舆论大多呼吁用司法途径来解决陈独秀案。如《晨报》、《益世报》等，纷纷发表社论，认为陈案不因军法从事，而因在司法保障下，公正审判。《大公报》还发表短评《营救陈独秀》，提出在法律逻辑之外，尚要一份对人性尊严的呵护。“陈独秀是一个领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风格，所以只须给予他机会，叫他堂堂正正地主张意见，向公众公开申诉，这正是尊重他爱护他的道理。”许多社会名流则纷纷为其说情，宋庆龄特地为陈案从上海抵南京，因蒋介石当时在武汉，她于是转飞武汉。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人联名致电当局，列举陈独秀早年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伏望矜怜耆旧，爱惜人材，特宽两观之诛，开其自新之路”。国际知名人士杜威、罗素、爱因斯坦也致电蒋介石，为陈独秀说情。爱因斯坦的电文这样说：“陈独秀是东方文曲星，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予释放。”

 

不仅如此，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兼行政司法部长罗文干和胡适、翁文灏等社会知名人士也致电蒋介石，请求摒弃政治干扰，将陈案列为一起普通的司法案件，“交付司法审判”，不由军法从事。就是在律师界，有章士钊等一批著名人士，也表示愿意为陈独秀义务打官司。

 

一时间，陈独秀案引起轩然大波，各路人物纷纷登台旁相，各家报刊争相报道，名副荷其实地成为上世纪三十年代“名噪一时”的大案要案。

 

审讯波澜

 

与陈独秀案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相映成趣的是对他的审讯，也是一波三折，好戏连连。

 

先是租界审理，还是华埠侦办。陈独秀案发生地在公共租界，他也蛰居于公共租界，捉拿他的人大多也是公共租界中的巡捕。但此案因是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侦悉”的，事涉号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首脑人物，因此这里就有一个倒底是由租界审理，还是华埠侦办的问题。

 

 

晚年陈独秀

 

当时国民党当局非常重视，此案一开始，就派员参与，先是“密派”要员，“持函”向租界法院签发搜查逮捕证，然后“会同”租界捕房捉拿人犯。两天后，也即10月17日，即从嘉兴路巡捕房提取陈独秀等一干人，押往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讯问。据《申报》报道，国民党当局的上海市公安局代表当庭宣称：“本案被告中之陈独秀，系政府通缉要犯，无论捕房对于此人起诉与否，务行准公安局提去，归案讯办。”也即要求引渡人犯，由华埠侦办。对此，租界当局心领神会，积极予以相互配合，于是对陈独秀等11人草草审问几句后，就由庭长宣告，“裁决陈独秀等11人一并交市公安局来员带去，归案讯办！”各被告听闻这个裁决之后，“纷纷起立抗辩，当以王晓春、濮一凡（濮德治）、梁有光三名发言最多。”陈独秀倒底是见过世面的人物，并不多话，他最后“仅发寥寥数语，然可谓言简语赅。”他们的辩护意见，都集中在法律问题上，表示不愿将此案移送公安局。那位庭长到也耐心，反复表示，此种移送手续是按照协议办理，你们纵使抗告也不能停止本裁决的执行。但是“各被告仍哓哓伸辩，历一时之久，此停彼起言之不已”。庭长觉得这样徒费唇舌，“终难期其领悟”，于是手提法槌，“钟鸣六下”——敲了六下，就宣告退庭。此案最终还是落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手里。

 

接着是军法从事，还是司法审判。此案既由国民党当局讯办，但如何办？是由军事法庭审判，还是经普通法庭审判?这对陈独秀他们生命攸关。1931年，托派内讧，有个叫马玉夫的因为没选上中央委员，就向国民党告密，导致托派13人被捕。这些人就是被军法审判，最后判了2年半到15年有期徒刑。而与他同为中国共产党奠基者之一的李大钊，1927年4月被奉系军阀逮捕，后由军事法庭会审，依据陆军刑事条例判处绞刑，并于当日下午行刑。因此倘若此案由军法审判，肯定大告不妙。要命的是此案一落到华埠手里，就是奔着军法审判这条道去的。当时其他案犯，被解送地处上海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而陈独秀、彭述之二人，则于10月19日晚被转送南京军政部陆军署军法司审办。 获悉“军法司”三字，彭述之一夜未睡，而陈独秀却鼾声如雷。到南京后，他俩被关押于军法司监狱，这无疑更坐实了军法审判的真实性。

 

不过到了10月22日，事情有了转机。那天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派专员去武汉，向蒋介石汇报陈独秀案。面对党内党外和社会各方主张司法审判的呼吁，蒋介石考虑再三，于10月24日致电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陈等所犯之罪，系危害民国之生存，国家法律对于此种罪行，早在法律上有明白的规定，为维持司法独立尊严计，应交法院公开审判”。于是10月25日，军政部长何应钦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军政部会客室审讯陈独秀。审讯的气氛比较平和，陈独秀在给高语罕妻子的信中是这样记述的：“弟在军部受何应钦半谈话、半审问后，许多青年军人纷纷持笔墨和数寸长之小纸条，情意殷殷，令人欣慰，四面包围，弟真应接不暇，幸而墨尽，才能解围。”由此可见，陈独秀的明星光晕犹存。次日晨，陈独秀、彭述之即转到江苏高等法院江宁地方法院看管。

 

最后是反对政府，还是危害民国。此案既交地方法院，但按何罪定之？按蒋介石所定的调子是“系危害民国之生存”。果然经过近半年调查，于1933年3月，以”涉嫌危害民国罪“对陈独秀提起公诉，其起诉书赫然写着：陈“目三民主义为反动主义，并主张第三次革命，坚决扫荡国民党政府，以革命民众政权代替国民党政权，其意在危害民国，已昭然若揭”。

 

 

岳州路陈独秀居住地

 

1933年4月14日上午，陈案开始公开审理。各地百余记者云集法庭听审。据《申报》报道，陈独秀蓝布长衫，两鬓已斑，须长寸许，面色红润，审问时态度安闲，顾盼自如。还以敏捷的回答引发满堂哄笑。譬如，法官问他，被捕的十人中认识哪几个?陈独秀的回答讥讽有加：“党内情形，我不能报告，我只能说政治意见。谁是共产党，这是政府侦探的责任，我不能做政府侦探。”他的抗辩，集中在“危害民国”上：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在他的书面自辩状里，更以国民党自身的历史，对此点阐述得更加清晰：“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摈弃矣。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结果，陈独秀经两审后，被判处8年徒刑。于民国26年（1937年）8月23日获释。

 

为一睹陈独秀被捕事件全貌，笔者曾实地探访当年的事发地。先到始发地——东有恒路春阳里20号，其实春阳里后门即在周家嘴路桥（鸭绿江路桥）畔，这是一个比较整洁的石库门建筑，20号位于小巷深处，很隐蔽，确是一个适宜搞秘密工作之地。再到陈独秀当年居住的岳州路永吉里11号，这是一个老式的石库门建筑，他住的3室，是底楼的厢房，比较简陋，现在更是破败不堪，很难想象当年一个托派头头隐藏在此等地方。

 

 （作者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本文原刊《上海滩》；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