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四位老帅全面分析“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明确提出“苏修扩张是挤美帝的地盘”，“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从而勾画出刚刚形成并延续十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
2022年1月6日，是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的陈毅元帅逝世50周年。一个月之后的2月21日，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破冰之旅”的访华50周年。父亲熊向晖曾有评述：“打开中美关系是毛泽东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影响深远。这一决策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它的前奏是1969年在陈毅主持下，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在即将迎来中美关系史上这个重大事件50周年之际，我根据父亲《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一文的记述，写成此文，纪念陈毅元帅逝世50周年。按父亲的习惯，我们称陈毅元帅为陈老总，或陈总。 根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的记载，让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最早是毛主席在1969年2月19日下午提出的。当时，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四位老帅也应邀参加。毛主席对他们几位老同志到工厂做调查研究表示肯定，说：要到下面去走一走，下去有好处，研究工业、农业、教育，老同志可以多带点人去。然后毛主席说：你们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但是这之后，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我边防部队针对苏联侵犯进行了自卫反击。接着在4月1日到24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政治报告对国际形势的论述是，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 显然直到此时，四位老帅还没有开始对国际形势进行研究。因为在这一年的5月27日，陈总把父亲找去，让他协助四位老帅做这个研究。陈总告诉父亲，九大之后，周总理问起过他们的研究。四位老帅很不理解：经毛主席审定的九大政治报告刚刚发表，其中对国际形势作了详细阐述，为什么还要他们研究？如果照抄照搬，算不上研究。如果提出某些不同看法，那又谈何容易？即使能够，会不会被认为是同九大政治报告唱反调？
总理对四位老帅说：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你们也不要因为我这样讲就去拼老命，要注意身体，量力而行。世界风云天天变，但是战略格局不是天天变，一个月讨论两三次就可以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参谋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要保密。这之后，四位老帅开了一次会。这也是陈老总告诉父亲的：我们四人带了各自的秘书开了一次会，我报告了总理，总理批评了我。总理说：为什么要带秘书？以后开会讨论，只限于你们四位，不许其他人参加。陈老总说，总理是担心我们四个人聚在一起，难保不放炮，传出去又要惹祸。我们的秘书不外传，晓得哪天再有风吹草动，别个派红卫兵把他们揪走，勒令他们揭发检举，不得下台。不让他们参加，免得他们遭灾。于是我对总理说：总理的批评、指示，我完全理解，非常感谢，坚决照办。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努力做好。只是我们四个人都上了年纪，有些事力不从心，请总理给我们派个帮手。总理“点将”，“点”了你。总理说：就让熊向晖协助，他还可以帮你们看些英文材料。我说：好，赞成，请总理马上下命令。总理让我直接同你谈。你看可以不可以？忙不忙得开？父亲对陈老总说：我还没有分配工作，总理给了我向四位老帅学习的机会，我一定按照四位老帅的指示，全力以赴。但这两年多来我脱离外交实践，不了解外交内情，建议再请外交部派一位现职工作的同志参加，使静态材料和动态材料结合，对研究工作更有益处。1960年8月父亲随陈毅副总理访问阿富汗后在新疆乌鲁木齐合影(前排右三为熊向晖）几天后，老总告诉父亲，总理让姬鹏飞同志从外交部司局长以上干部中推荐一位同志，要求政治历史清楚，熟悉国际情况，组织性纪律性较强，不是造反派。姬鹏飞推荐欧美司司长姚广，总理批准了。1969年6月7日下午3时半，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开会，父亲和姚广列席。他指出一些研究的时弊：材料很多，有价值的不多。一些单位的调研报告，差不多都是上面怎么说，自己做注脚。这种“二路货”可以不看。要重视第一手材料。他提出了他们的研究方法：对有用的材料要认真看、过细看。对这些材料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看法。开会的时候交换意见。他讲到开会的形式：总理让我们每个月讨论两次到三次。地点就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阁。时间一般定在礼拜六，下午3点开始，讨论半天。每次开会之前，由我这个牵头的人打电话分别通知。我们这个会，就叫“国际形势座谈”，在沙发上“座”而谈之。我们四个老家伙，增加两位“壮丁”、“强劳力”。一位是熊向晖同志，他不再当驻英代办，总理让他专门协助我们，包括从英文书报里选择材料。另一位是姚广同志，他的工作比较忙，不一定每次都参加，他可以向我们通通情况，提供外交动态。开会的时候，每人清茶一杯，我请客，算是一点“物质刺激”，“刺激”大家踊跃发言。欢迎长篇大论，也欢迎三言两语。现在开不得“神仙会”，我们就来个“自由谈”。不拘体，不限韵，鸣放一通。可以插话，可以打断，可以质问，也可以反驳，讲错了允许收回。陈老总特别提出了重点议题：“自由”不能漫无边际，国际形势千头万绪，什么都议也不行，鸡毛蒜皮可以不管。要抓重点，抓要害。现在北边苏修磨刀霍霍，会不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边美帝虎视耽耽，会不会把侵略越南的战火向中国烧？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们要做出明确回答，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辞。陈老总说，总理的指示很重要：第一，脑袋里不要有框框；第二，要密切注意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一次议不出名堂，就多议几次。由向晖同志做记录，议有所得，加以整理，再请大家复议。意见比较一致，上报总理。总理为我们把关。如果总理认为有可取之处，他会呈送主席参考。讨论的过程和内容要保密，这是总理规定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 从6月7日到7月10日，四位老帅进行了6次共19小时的讨论。7月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上送总理。看当时公开的国际报道，给人的印象是：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九大报告也对美苏勾结看得很重：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陷于政治经济的危机，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他们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在反华、反共、反人民、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进行侵略战争方面，他们互相配合，狼狈为奸。在争夺原料、市场、附庸国、战略要地和势力范围方面，他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他们为了实现各自的野心，都在扩军备战。”四位老帅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美帝、苏修是国际资产阶级两种牌号的代表。一方面，它们均以中国为敌；另一方面，它们又互以对方为敌。美帝、苏修互相勾结和互相争夺，往往在反华的掩护下进行。并不因为它们的互相勾结而使它们的矛盾有所和缓。相反，它们的互相敌对更为剧烈了。这真精辟的见解。所以父亲说：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四位老帅全面分析“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明确提出“苏修扩张是挤美帝的地盘”，“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从而勾画出刚刚形成并延续十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报告鲜明地指出：从目前情况看，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打中国，或纠集日本、印度等国一起打中国，现在都有困难。目前鼓吹单独或联合打中国，都有别的作用。实际上谁都知道中国不好欺侮，陷进去就出不来。美帝、苏修都要别人当出头鸟，自己在后面拣便宜。我们严阵以待，不论是单独来打，或联合来打，都一定使侵略者彻底垮台。从7月29日至9月16日，四位老帅对相继发生的重大新情况又进行了十次共29个半小时的讨论。 老帅们在讨论中谈到：美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要利用中美矛盾，我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美急于同我接触，我应保持高姿态，再憋它一个时候。第一三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原定1968年5月28日举行，由于美扩大侵越及美、越和谈，我借故三次延期。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可恢复华沙谈判。四位老帅还反复研究，万一苏修对我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叶帅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陈总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四位老帅写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由陈总定稿，9月17日报送周总理。报告中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它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文中还列举其他“种种因素”，判定“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报告还提出：“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都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我们“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苏修要求举行边境会谈，我已表示同意；美帝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 在这个报告定稿后，陈老总提出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陈老总对我父亲说：这个报告，主要是分析柯西金来华意图和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的问题，对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没有多讲，只从战略意义上点了一笔。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陈老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总理口头汇报。后来，四位老帅疏散离京，中苏边界谈判开始，虽然苏方态度顽固，连“争议地区”也不承认，但正如四位老帅的判断，苏中战争并未发生，边界冲突也未继续，两国关系有所缓和。而尼克松则“急起直追”，他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导致了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视频截图）1971年7月9日至11日，尼克松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京，周总理同他会谈，总理让父亲作为他的助理参加。7月16日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父亲对叶帅说：实践证明，四位老帅1969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叶帅说：当时九大政治报告刚发表，主席指定我们研究国际形势，我们很不理解，总理作了指示，我们才明白主席的深意。我们共同提出了书面看法，陈总向总理口头汇报了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这些看法和设想事关重大。美国长期敌视中国，苏联又不断挑起边界冲突，国际斗争错综复杂，主席在慎重考虑、反复观察之后才作出决定，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可惜陈总患了癌症，大概看不到尼克松访华了。父亲到301医院看望陈老总，他对中美关系终于打开感到兴奋。陈老总对父亲说：尼克松为了美国的利益，居然比我的设想更“不合常规”，这倒出我意外。陈老总还说：只有主席才会下这个决心，只有主席才敢于打美国这张战略牌。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记得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公布之后，我们在遥远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听了一系列关于国际形势的传达，那些观点非常新鲜。印象深刻的有：虽然美国在越南增兵不断，但是战略重点仍然没有东移。美苏既勾结，又争夺，争夺是主要的。它们争夺的重点是欧洲，焦点是中东。这和之前一直强调的美苏勾结联手反华，完全大相径庭。但是这些观点有扎实的事实为依据，逻辑性很强，非常令人信服。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些新鲜而说服力强的观点，都来自四位老帅的研究。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会见了毛主席，并同周总理会谈。2月27日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揭开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国际上也发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但是陈毅元帅已于1972年1月6日逝世了。相信对他所主持的国际形势研究导向如此的历史发展，陈老总一定会含笑九泉。《人民日报》1991年8月27日刊载江泽民同志《在陈毅同志九十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说：“在被迫离开领导工作岗位以后，他还向中央提出了恢复中美会谈，打开中美关系的建议，得到毛主席的重视。”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究，想来应该是陈老总生前主持的最后一项研究了吧。不论从什么方面看，那都是划时代的研究，为所有的研究者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父亲原文见《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信出版社2019年）
（作者系情报英雄熊向晖之女，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原副社长；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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