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义：为什么说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回答“蒋廷黻之问”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一些清醒的学者相继提出一些针对抗战的尖锐问题，有些问题的确切中了当时国民政府的要害。其中最为著名的提出抗战之问的便是著名史学家蒋廷黻。

 

他在1938年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发出这样的设问，他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应该说，这个著名的蒋廷黻之问，确实切中了当时中国问题的实质。比如机械和科学落后、家族家乡观念的桎梏等，都是切实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提问，不仅蒋介石不能面对和回答，其他党派也觉得没有应对办法，可以说无所适从。所以，一种关于亡国论和投降论的观点便甚嚣尘上。

 

对待这些问题，也不是中国所有人都束手无策。在这个时候，唯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对蒋廷黻之问做出了自己坚决而有力的回答。毛泽东不仅用他的理论论著《论持久战》等一系列著作，对蒋廷黻之问做出了一一解答，而且用“战争之威力之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伟大实践，在抗日战争中，以科学的纲领和方针引领抗日战争最后取得胜利发挥了的领导作用。就是在最黑暗、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奋勇杀敌，不畏牺牲、绝不投降的不屈精神。成为整个抗战中的中流砥柱。

 

我们可以看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卓越表现。

 

早在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1932年4月15日，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尚在井冈山根据地创立阶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便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而这是中国人的最早抗战宣言。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便向全国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此后，1937年9月23日，就在国民党部队纷纷向后撤退时，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发现日军的第二十一旅团有可能进犯平型关，上级组织即命令独立团突袭敌人后续部队。次日，该独立团团长杨成武率独立团到达腰站这个地方，凌晨时就与先到来的日军的小股部队进行了激战。但第二天凌晨，日军兵力倍增。独立团选择了平型关一带的乔沟作为伏击点，这里是因雨水长期冲刷所形成的一处险隘之处，也是敌军必经之地。在这次激战中，独立团一举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平型关大捷意义极大，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使中国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

 

中国共产党人用行动对弥漫舆论界的蒋廷黻之问做了最为有力的回答。它告诉中国人民，只要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团结一心，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战胜的，关键是怎么动员全国的老百姓。

 

而这时，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武装，正在普遍处于徘徊动摇的状态。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统治者以为3个月可灭亡中国，他们只看到了中国政府的羸弱。七七事变发生20多天后，蒋介石判断对日作战可支撑6个月，他看到的是国民政府手中的有限资源。而毛泽东却坚定无比地在《论持久战》中，却看到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日本侵略者根本没有想到，它不仅仅要面对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战场，还要面对在毛泽东领导的敌后战场上大批觉悟了的、开始为捍卫自身利益英勇战斗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日本人忽然发现，唯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及其广大民众，是最难对付的力量。

 

战争初期，日军全力以赴进攻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根本不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放在眼里，随着日军越来越深入中国土地，情况变化越来越出乎他们的预料。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说：“华北治安战的真正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到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时，日军已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死死钉在了华北，严重牵制了日军主要兵力，消耗了日本国力。敌后战场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军民一致打击侵略者，为侵略者垒起一座座无法逾越的高山，令这时的日军震惊不已。这正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共产党的法宝。而这一点，又是蒋廷黻这位史学家不曾想到的。

 

如果说更能体现民众受到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坚决抗战的鼓舞，产生极大的动员力量的话，这种力量，首先表现在一些有识之士身上。

 

早在1931年，著名的力学之父钱伟长还是个青年，他以中文、历史双百的成绩，被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五所名牌大学同时录取。当时钱伟长的叔叔钱穆也是著名学者，推荐他去清华。清华大学的国学大师陈寅恪想收钱伟长为弟子，前途真是一片光明。

 

但是他到清华大学报到时恰逢九一八事变发生。钱伟长说：“政府说不要抵抗，因为人家有飞机大炮，我听了以后火了，我下决心，我说我要学飞机大炮！”

 

钱伟长决定不学文科了，他要学理科。而钱伟长却极具文史天赋，但物理却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没学过考个0分。理科以英文教学，没法学，清华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坚决不要他，说你太差了。钱伟长动用了所有关系，包括他叔叔钱穆的关系，不是为了占便宜，就是仅仅为了学理科，后来终于把吴有训说动了，说让他试读一年吧，不行就回去呗。第一年，钱伟长考了70分，五年之后，钱伟长以清华物理系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了。他没有成为文史学家，却成了现代中国的力学之父。人们常说一个人最大的动力是兴趣，钱伟长因九一八事变，兴趣都发生了巨大改变。为了国家民族，兴趣发生了根本转变。正如2010年钱伟长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颁奖词中说的：“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

 

这就是那个抗战最为艰苦的年代，这就是在蒋介石反动政府弥漫投降论的时刻，心向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卓越表现和最为典型的代表。当然作为一大批爱国志士，他们在国难当头、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所表现的不屈精神和坚定意志，是蒋廷黻这样的历史学家不曾在学术课题中预测到的。福建的陈嘉庚就是个典型。作为海外华侨富商，他与汪精卫、陈公博、胡汉民和孙中山的关系非常好，是孙中山同盟会捐资的金主。

 

但是陈嘉庚1937年初发现汪精卫对日本态度动摇，于是他在重庆国民会议果断提出提案，“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提案非常尖锐，汪精卫当时还没叛逃呢，看到这个提案，他说这个提案太扎人，修改成了比较缓和的“在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公务员不得言和”。陈嘉庚当时动员了大量的南洋机工，因为当时国外的援助物资要从中缅公路运过来，可当时会开车的人很少，修车更不会，陈嘉庚便动员了很多南洋机工、修理工过来帮助支援，帮着开车，运送物资。这成为华侨参加抗战的一大景观。

 

与钱伟长、陈嘉庚这样的爱国志士一样，一批最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如冼星海、邹韬奋、丁玲、艾青、茅盾、萧军等大批知识青年争着往延安跑，为什么？就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是真正的中国人民团结抗日的中流砥柱。他们真正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不投降的坚决态度，他们是真正要抗日的。这成为自土地革命战争中从未有过的景象。“黄河之滨集合了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共产党不投降，不仅广大人民群众这样认识，就连蒋介石在内部讲话中也这样说，他说，国民党一批将军先后变节了，投降日本了，而共产党是坚决不投降的。这一点蒋介石从来没有回避。

 

每当纪念抗战，总有一些关于是谁领导了抗战，谁歼敌多少的讨论甚至争论，但都没有说到真正问题的根本，谁才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的组织和深入的动员，使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贫苦大众第一次认识了自己，认识了抗战，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自己拥有的力量。这才是抗战胜利的根本。正是这一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民众从传统的家庭观念、家族观念向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迈进，从而积极、主动地投身到民族解放的伟大运动之中。中华民族第一次形成全民共识：为了生存、发展、繁荣、昌盛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肌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国家。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的缘由的话，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这也才是对于蒋廷黻之问最为有力的回答。

 

蒋廷黻之问，最为关键的是他认为：不能利用科学和机械，不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不能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尽管他提出的问题是客观实际，但是因为没有考虑人民的伟大的历史作用，因此他的提问的影响是悲观的。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伟大实践，领导中国人民回答了这些似乎不能解决的问题。全民抗战中的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培育新社会的摇篮。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没有反抗侵略中锤炼的战斗队伍，这一胜利肯定不会这样快的到来。因此可以说，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坚强的民族组织，成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成为今天和今后继续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

 

这种对民族觉醒、民族团结、民族抗争和民族意志的唤醒，不仅以人民的伟大实践，回答了史学家蒋廷黻的历史之问，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战胜利的关键。因此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只有毛泽东领导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的人民参与的抗战，才可能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抗战胜利如此，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我们伟大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今后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