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驳斥地主资本家后裔对土改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历程中，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是彻底改变中国社会性质、奠定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的根本性变革。然而，一股由地主资本家后裔主导的历史虚无主义逆流正在蔓延，他们以“维权”为名，行“翻案”之实，否定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与正义性。笔者从历史逻辑、法理依据和现实政治三个维度系统驳斥这些错误言论，揭露其背后配合西方意识形态渗透、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图谋，捍卫中国革命的历史合法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正义根基。

土改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

打破封建枷锁的正义革命

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绝非某些人污蔑的“集体暴力”或“权力实践”，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摆脱封建剥削制度、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旧中国的土地占有状况极不合理，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而占人口90%以上的贫雇农和中农却只占有20-30%的土地。畸形的土地所有制严重束缚了农村生产力发展，使广大农民陷入极端贫困，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根本桎梏。

地主阶级不仅在经济上通过高额地租（通常占收获物的50%-70%）剥削农民，在政治和文化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压迫体系。所谓“皇权不下县”，实际是地主阶级代替皇权在基层实施统治，他们不仅收租，还承担着向自耕农收税的职责，是封建国家统治的社会基础。正如一位老农回忆：“如果不进行土改，我们得将一半以上的收获交给地主，最后都得饿死，是解放军和土改给了我们活下去的机会。”土改后，全国约3亿无地少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的700亿斤粮食地租，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的经济基础。

近年来一些地主后裔抛出“我们的房子比共产党成立还早”的谬论，试图以此证明其房产的“合法性”。这种论调完全无视一个基本事实：在旧中国，地主阶级的房产和土地本身就是封建剥削制度的产物，是通过对农民的残酷剥削积累起来的。列宁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不过是统治阶级通过暴力手段确立并维护的剥削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正是要打破这种不合理的财产关系，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千年理想。

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步性已被实践充分证明。土改后的农村虽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小农经济分散脆弱的特性无法满足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需要。通过合作化、公社化运动，中国农村建立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制度，为工业化提供了原始积累和商品粮保障，避免了土改后农村很快出现的新的阶级分化。1952-1978年，我国粮食产量从1.6亿吨增至3亿吨，工业总产值增长23倍，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这些成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合理性的有力证明。

地主资本家后裔攻击土改“剥夺精英”的论调完全站不住脚。所谓“地主是民族精英”的说法，不过是企图为剥削阶级涂脂抹粉。历史事实表明，能够在地主阶级中“脱颖而出”的，恰恰是那些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勾结最紧密，对农民剥削最残酷的“狠角色”。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剥夺的不是“精英”的合法财产，而是通过革命手段将本应属于人民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归还人民，这是任何社会大革命都必然伴随的产权关系变革。英国圈地运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不也都伴随着产权关系的彻底重构吗？中国革命只不过是以更彻底的方式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  

翻案逆流的政治本质就是

历史虚无主义与西方渗透的合流

当前由地主资本家后裔掀起的否定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逆流，绝非单纯的学术争论或历史评价分歧，而是历史虚无主义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相互勾连，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政治斗争。这股逆流呈现出组织化、学术化包装和内外联动的鲜明特征，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基因决定论”的荒谬与反动是翻案逆流的最新表现形式。网络上出现了一种奇谈怪论，宣称“地主后代继承了祖上的优秀基因——聪明、善良、勤劳，所以改革开放后又重新成为富人；而贫下中农基因不好——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所以即使分了地主财产还是穷人”。这种赤裸裸的“血统论”不仅毫无科学依据（朱元璋、刘邦等历史人物均出身贫寒却成就伟业），是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恶毒侮辱。其政治目的是将土改污名化为“对精英的迫害”，为地主阶级翻案制造理论依据。地主资本家后代在经济上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对历史文化资本的转化利用，而非什么“优秀基因”。

“受害者叙事”的话术操纵是翻案势力的常用手法。地主资本家后裔通过文学作品、网络文章和影视评论，精心构建了一套“土改暴力叙事”。他们捏造“土改斗争是共产党的'权力实践植入到农民的头脑'，'人为制造敌对阶级'”；宣扬地主“心地善良”、农民“失去理性”；甚至污蔑《白毛女》等经典作品“颠倒是非”，为大地主刘文彩等人翻案。完全无视地主还乡团在解放战争期间对翻身农民的疯狂报复——仅在山东郯城县，还乡团就杀害2124人，关押10152人，凌辱妇女2603人，焚毁房屋31699间。选择性失忆的“受害者叙事”，本质上是为剥削制度招魂的政治操弄。

学术包装下的意识形态渗透使翻案逆流更具迷惑性。一些顶着“教授”、“学者”头衔的公知，打着“学术研究”、“解密档案”的旗号，肆意歪曲土改历史。某“大学教授”在中苏关系问题上“站在赫鲁晓夫的立场上，把我党和苏共修正主义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说成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个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还有学者攻击“'为多数人的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利益'的理论为'不道德'”，公然否定人民革命的正义性。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言论往往得到西方势力的青睐和资助，“诺奖作家”因其作品“丑化社会主义中国，污蔑毛主席，污蔑人民军队”而受西方颁奖。   

国际资本与翻案势力的勾结构成了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严峻挑战。历史虚无主义者“拿人金钱，替人宣传”，在教科书中植入扭曲插图，淡化消弭革命历史记忆。更有些媒体“被国际资本严重渗透”，“被外国'控股'”，在报道中刻意遮蔽毛主席的名字和形象，对群众纪念活动视而不见。这种文化领域的“颜色革命”与地主后裔的翻案活动相互呼应，形成了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危险合力。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认识，坚决揭露其“拐弯抹角，含沙射影的把戏”，捍卫革命历史的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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