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习近平对四项基本原则做了深入论述并整合为体系化的基本原则。理论上看，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两个基本点”之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过40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在新时代发展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按照实践、理论和制度在相互作用中发展的规律，这一源于实践发展的理论创新成果必然转化为党和国家制度创新成果。四项基本原则既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符合我国国情，又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是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2024年10月29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都是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根本利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1]这一论述对“四个坚持”在总体上做出新概括，包含党的思想理论长期发展的新成果，标志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理论层面的新发展，体现了坚持和发展、守正和创新的统一。本文谈谈学习这一重要论述精神的体会。
一、“四个坚持”是守正和创新辩证统一的重大原则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表现，概括为六个“必须坚持”，其中之一是“必须坚持守正创新”。[2](p.20)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把“坚持守正创新”确立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六个“坚持”的原则之一。“坚持守正创新”，要求既“守正”又“创新”，将二者统一起来。习近平阐明了守正和创新的关系，指出：“守正和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守正才能保证创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只有持续创新才能更好地守正。”[1]
习近平关于“四个坚持”的重要论述，是守正和创新辩证统一的重要体现。
第一，只有守正才能保证创新的正确方向。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必须守正。习近平强调：“改革不是改旗易帜。我多次讲过，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原则的”“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1]“四个坚持”就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的重大原则。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长期以来鲜明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的重大原则。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二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都明确规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的。邓小平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3](p.163)“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3](pp.164-165)这四项中的每一项都是此前已提出的，因此，邓小平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3](p.165)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地位，“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4](p.208)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4](p.281)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4](p.288)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内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4](p.450)党的十四大以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作为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明确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2022年，党的二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5](pp.10-11)这里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表述，同1982年党的十二大以来历届党代会通过的党章相同。
党的十八大后不久，习近平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我们在实践中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6](p.76)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始终体现着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的精神。
第二，只有持续创新才能更好地守正。坚持必须发展，不发展就不能真正坚持。这是因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不是一成不变的。理论、原则都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只有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增添新的内容，才能始终保持同发展变化了的社会实际生活相符合。因此，守正离不开创新，持续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并不意味着“四项基本原则”不需要发展、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和发展，体现在深入阐述和总体概括两方面。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论述，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毫不动摇坚持的同时，丰富发展了每一项基本原则及其相互关系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同党章相比，习近平在2024年10月29日的讲话，对“四个坚持”中的三项分别做出新表述，重新安排顺序，有了重要变化。在总体上，这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新概括。这标志着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过多年坚持和发展，在理论层面有了新的概括性表述。
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同党章的表述“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相比，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增加了“全面”二字，强调“全面”领导;同时，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到“四个坚持”的首位。这一新表述集中体现了坚持和发展、守正和创新的辩证统一。
第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需要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已经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而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成为“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7](pp.40、44)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明确提出党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领导者。他指出，“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8](p.474)他在领导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实践中强调：“在我国，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9](p.370)
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肩负起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历史重任。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两重革命的任务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历史已证明，“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10](p.651)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11](p.303)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总结长期历史经验，阐明了没有共产党领导，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可能有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批判了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严肃指出：“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3](p.17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并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层面深入阐述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2016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习近平回顾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和伟大历史贡献，用历史经验阐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他提出一个重要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2](pp.343、355)这一新思想很快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2017年，这一重要论断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庄严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集中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意志，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奠定了更加坚实的法治基础。
第二，习近平着重强调并深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面”领导。
全面领导，就是“领导一切”，就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毛泽东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13](p.305)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比作“众星捧月”，指出：“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14](pp.30-31)习近平明确指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权力是不可分割的。”他特别强调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指出“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必须“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15](pp.277、554-555)把党中央比作中军帐的“帅”：“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14](p.31)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已经落实到制度建设，转化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健全党的全面领导的多项制度，提出：“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习近平在阐述全会决定精神时强调：“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16](pp.272、305)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出系统阐述和全面部署，指出：“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2](p.6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论述，既坚持和发展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项原则，又阐明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在“四项基本原则”整体中的首要地位，为排列“四个坚持”的顺序提供了理论根据。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
自“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载入党章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不断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坚持”重要论述中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概括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坚持发展了这项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诞生的。我们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起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在“四项基本原则”中提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对坚持党的指导思想的完整概括和明确要求。他指出，有极少数人“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但是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潮”。邓小平着重论述了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强调“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3](pp.171-17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党又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科学发展观。这些新成果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不渝坚持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够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对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习近平用党的历史和经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17](pp.221、286)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18](p.483)“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17](p.242)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19]
习近平要求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作出新的理论创造。他强调：“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17](p.335)他提出，要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习近平坚持并发展党的七大以来确立的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8](p.483)并做了深入阐述，使党的“结合”原则发展成为“两个结合”。他还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20]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明方向。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历史表明，我们党确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来，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次新飞跃，为党的指导思想增添了新内容，并且写在党的旗帜上，载入国家根本大法。因此，作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一的“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需要发展成为既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包括马克思主义发展新成果的新表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总称，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成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是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守正和创新。
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表述在1982年载入党章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继续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开创并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写在党的旗帜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坚持”重要论述中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括了新的发展成果，坚持和发展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项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事实上已经回答了“中国要向哪里去”的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11](p.214)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批驳了“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经济的公有制基础、生产目的以及人民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和道德标准等多个方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3](pp.166-167)他把这一结论概括表述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此后40多年来，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极大发展。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说：“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1](p.3)从此，我们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1987年到2022年，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标题，无一例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关键词，彰显了我们党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
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作为一条“道路”提出来的，这是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在后来的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中，除了“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增添了越来越丰富的内涵。2012年，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后提出“三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6](p.74)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新概括。后来，在习近平对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做了大量重要论述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增加了“文化”这一构成因素。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入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分别作出明确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15](p.2)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三位一体”发展成“四位一体”。2021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2]这是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开辟道路”到形成“四位一体”后，从人类文明史高度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地位做出的重要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至今，已经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出现于人类文明史。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6](p.109)他从坚持基本原则和赋予其鲜明中国特色两方面深入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守正和创新。
第一，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他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等各方面阐述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指出：“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如果丢掉了这些，那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6](pp.109-110)
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理想的，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紧紧结合在一起，提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反复强调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他要求“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6](pp.115-116)习近平回顾道：“我主持起草党的十八大报告时，专门要求写了这样一段话：‘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他批判了认为共产主义虚无缥缈的错误观点，指出：“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革命理想高于天。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24](p.5)
第二，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着重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中国特色。
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6](p.114)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科学社会主义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15](p.43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它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5](pp.434、427)
习近平着重联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他指出，“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如果没有中华5000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5]
可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简单明确的概括包含极其丰富的社会历史实践内容和思想理论内涵。
五、“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坚持”重要论述中对“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表述，同党章中表述完全相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论述，特别是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国体的论述，是对这一项基本原则的坚持和发展。
“人民民主专政”和“国体”，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范畴，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国家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成果和实践成果。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范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那时“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7](p.52)这里已表达出无产阶级专政思想。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把自己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新贡献概括成三个要点，其中有两点是讲无产阶级专政的：“(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6](p.106)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马克思这些论述表达了“他的国家学说的实质”，“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27](p.139)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阐述了为什么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这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要对敌对社会主义的势力、对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3](pp.168-169)他把这些思想概括表述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至今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这一项基本原则表述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毛泽东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坚持和创新。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他阐明了我们所要建立的政权的阶级性，强调“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28](p.28)1949年6月30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之际，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理论和实践，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他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他回答了“人民是什么”的问题：“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29](pp.1475、1480)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为新国家政权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49年9月29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30](p.2)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序言指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31](pp.57、6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坚持并发展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他运用“国体”概念深刻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科学内涵和重要地位，明确提出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国体，反复强调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国体”和“政体”，是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和阐明的一对重要范畴。国体与政体关系理论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毛泽东指出，“国体”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10](pp.676-677)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0](pp.676-677)毛泽东的上述论述指明国体是国家政权的阶级实质，政体是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国家是国体和政体的统一，国体决定政体，政体体现国体。
习近平运用“国体”和“政体”范畴、国体和政体关系理论阐明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他指出：“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32](p.61)习近平通过阐述二者关系来说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和我们国家的性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有效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33]“人民代表大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34]习近平强调：“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绝不照抄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习近平还明确要求：“无论是党委换届还是人大、政府、政协换届，都要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33]
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我国“国体”的论述，体现了“坚持守正创新”的立场观点方法。
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坚持”重要论述是体系化的基本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一个整体。习近平既对各项原则分别做了深入论述，又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整合为体系化基本原则，在整体上坚持和发展了“四项基本原则”，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础。
邓小平把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坚持的几条原则整合在一起，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一种理论创新。邓小平强调：“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35](p.136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贯从整体上强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5]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为我们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作一个整体学习、理解提供了理论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2](p.16)的重要论述，党中央历史决议中关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的重要论述和“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36](pp.65、72)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决定性作用，指引我们深刻认识四项基本原则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深入理解为什么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到“四个坚持”的首位。
2024年5月23日，习近平在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25]2024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关于“四个坚持”的重要论述，把以上讲话中的第三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表述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就以新的表述把各项原则整合成体系化的基本原则，标志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
综上所述，从理论层面看，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两个基本点”之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过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已在新时代发展成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1]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党的理论创新重要成果，也是习近平提出的“着力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37]的重要体现。这一理论发展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打下了更加牢固的理论基础。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的关系时说：“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6](p.74)这一论述揭示了实践、理论和制度在相互作用中发展的规律。这一规律也适用于把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发展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坚持”的重要论述，是来源于实践发展的理论创新。这一理论新成果在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发展的同时，必将推动制度创新，转化为党和国家制度创新成果，载入党章和国法，这是实践、理论和制度相互作用的必然，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一新发展再次证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符合我国国情，又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是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必须长期坚持，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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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5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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