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位著名抗日将领的评价，为何要从1938年开始？

 

 

2009年，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评选出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著名抗日将领Z将军光荣上榜。

 

2014年，民政部公布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Z将军再次位列其中。

 

毫不夸张地说，能同时被国共双方都认可的抗日英烈为数并不很多，Z将军就是其中之一。身后能有如此哀荣，想来Z将军泉下有知，亦可以瞑目了！

 

不过，细心的人们发现，我党和人民政府对Z将来的评价，只从1938年年初开始，并对他此前的所作所为避而不谈，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有心查阅1938年之前的民国报刊资料，尤其是1937年7月底，平津地区陷于日寇之手后，便不难发现当时社会上对Z将军的评价与现在几乎截然相反。一些激进的民众团体甚至直指张自忠为“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

 

事实果真如此吗？Z将军究竟做了什么，才得到了如此负面的评价呢？

 

 

宋哲元

 

自长城抗战后，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日本侵略者采用拉拢和威胁打压并举的策略，鼓动盘踞在平津地区的宋哲元第29军地方军政实力集团搞所谓的“华北自治”。以宋哲元为代表的第29军高层，从本质上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军阀，凡事都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他们既想借助日本的势力来和南京国民政府讨价还价，又不愿意公开当被千夫所指的汉奸，因而在一些问题上可谓“左右横跳”，妄图“左右逢源”。

 

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帮出身西北军的旧军人玩政治，那叫一个笨拙稚嫩。更何况29军是中原大战西北军全面崩盘后，由宋哲元收容编成的一个大杂烩。军中大大小小的派系不少，虽然共推宋哲元为名义上的军长，但下属各师、各旅都有自己的地盘，都是一方势力，宋哲元并不能完全镇得住。

 

时任29军第38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的Z将军，就颇有自己的“想法”。

 

 

29军将领在遵化三屯营前线指挥所的合影，左起：Z将军、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

 

1937年，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呈交大本营的报告中，将驻防天津的第38师，列为第29军所辖的4个师、3个旅和若干保安团中，对日军最为“亲善”的部队，并极力予以拉拢。这其中的意思，你得品，得仔细品。

 

1937年4月，Z将军接受了日方的“盛情”邀请，率“冀察平津国外旅行团”访问日本。本来，这也没啥。但令国人大哗的是，日本方面给予Z将军的接待规格，居然比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张群访日的接待规格还要高。这还不算，Z将军访日期间，不但出席了日本庆祝天蝗生日的“天长节”庆典活动，现场观摩了日军阅兵式，还与专程从中国东北赶来的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会晤。

 

当时，中日关系日趋紧张，虽说尚未有确凿证据证明Z将军在此次访日期间，有什么出格的言行，但在这个异常敏感的时刻，他却有如此表现，足令国人怀疑这位西北军名将是否与日方达成了某种私下交易，才换来了如此高规格接待。

 

 

秦德纯

 

“七七事变”爆发后，29军高层对如何处置意见不一。冯治安和秦德纯态度鲜明地主战。宋哲元尚有些患得患失，犹豫不决。7月8日晚，冯治安征求Z将军意见时，Z将军并不明确表示赞同武力反击，而是回复了一句“没意见”，这话颇为暧昧。

 

当日本华北驻屯军情报机关获悉29军内部主战派占上风的情报后，考虑到已方援兵抵达平津地区尚需时日，便请了几路人马“居中说和”，其中赫然就包括Z将军。实际上，29军公推出来与日方交涉的人是秦德纯，但日军驻平津特务机关长松井却绕过秦德纯，亲自到Z将军家中与之密商中日两军停火事宜。

 

7月15日，29军高层召开会议，讨论应变策略。Z将军在此次会议上极力主和，结果造成了29军高层在战与和的问题上无法达成统一意见，最终丧失了宝贵的战机。

 

 

时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的香月清司

 

更有甚者，7月19日深夜，Z将军在天津与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签订了《香月细目》。该《细目》的主要内容是：

 

（1）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

（2）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由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

（3）在冀察范围内，由其他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

（4）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CC等排日团体；

（5）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

（6）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

 

另附：撤去在北平城内的第37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

 

这个《香月细目》，是Z将军在未得到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与日酋签订的。非但如此，他还于7月25日背着宋哲元，擅离天津职守，跑到北平和一群亲日分子商量该如何“善后”。

 

7月27日，终于不再犹豫，定下了最后决心的宋哲元，明确拒绝了日军的最后通谍，公开声明要“守土自卫”。但第二天，Z将军与宋争吵不休，并逼得宋哲元出走。随后，Z将军自任冀察政务委员会代委员长、北平市代市长，并着手将冀察政务委员会中的抗日委员全部更换为亲日分子。

 

 

不过，Z将军虽是一方诸侯，但在全民抗日情绪高涨之时，竟也无法完全控制住自己的基本部队第38师。该师副师长听从宋哲元号令，对日军发起反击，着实让张自忠颇为尴尬。而当日方发现Z将军的实际号召力非常有限时，便立即将他晾在一边。

 

在日本人面前失了宠，又被中国军民戳着脊梁骨骂作铁杆汉奸，Z将军两头都没能讨到好，于是只能寻机灰溜溜地逃离平津地区。

 

由于当事人早亡，其生前又对1937年自己的所作所为讳莫如深，因此Z将军在“七七事变”前后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其动机究竟是什么？已经难以下定论了。

 

 

从Z将军的出身、经历及1938年之后在抗日战场上的表现来看，笔者认为他是个热血的军人，却试图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以Z将军的能力和阅历，偏偏往自己并不擅长的政治烂泥里使劲掺和，不捅篓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也许他的所作作为，着眼点只是为了维护29军以及自己小团体的既得利益，甚至可能还有取宋哲元而代之的想法。但最终结果却是，Z将军玩砸了。

 

面对民众愤怒的指责，Z将军百口莫辩，唯有在战场上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

 

1938年2月，时任59军军长的Z将军奉命支援淮北于学忠部。Z将军率部在固镇与日军血战七昼夜，夺回曹老集、小蚌埠，稳定了淮河防线，声名鹊起。但他面对前来道贺、祝捷的民众时，只是咬牙切齿地说了三句话：“兄弟无话可说”、“大部分国人都骂我是汉奸，兄弟认为这是终身最痛心的一个污点”、“只有事实可以洗刷这个污点，现在无话可说”。

 

 

1938年3月，Z将军指挥59军在临沂城郊与日军血战。他抱定拚死的决心，曾致电鹿钟麟:“战而死，虽死犹生；不战而生，虽生亦死”经七昼夜鏖战，59军取得临沂战斗的胜利。Z将军因功升任第27军团军团长兼59军军长。

 

1938年5月中旬徐州突围时，Z将军率部掩护友军撤退，不偷奸，不耍滑，在萧县南部地区顽强阻敌。完成任务后，到河南信阳稍事整补之后，又投入武汉会战，在潢川、大别山一带阻击敌人。

 

1939年5月，已升任第33集团军上将总司令的Z将军，率部东渡襄河，在田家集一带大败日本华中派遗军第11军冈村宁次部。

 

在1940年5月的宜枣战役中，Z将军率部苦战，身中七弹仍大喊“杀敌报仇”，为国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连凶残的日军都为之动容。

 

1940年5月28日，国民政府为他举行国葬。中共中央在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祭文中给以高度评价。

 

 

自1956年以来，人民政府几次拨款重修了南瓜店等地的张公祠、衣冠冢、殉国处纪念碑，还在重庆北碚梅花山建立了Z将军陵园和Z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

 

纵观Z将军1938年以后的战场表现，笔者以为他并没有打算真当汉奸。但是他在“七七事变”前后的所作所为，又难以洗脱汉奸的嫌疑。面对一个如此复杂的历史人物，我党及人民政府在谈及Z将军时，尽可能对其1938年之后的抗日战功大书特书，而对其在1937年的表现避而不谈，还是非常睿智的。

 

作者：西西河的康夫来源：西西河的碎玉轩 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