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孙女李靖：祖父是抗日战争中的隐蔽战线传奇

 

李克农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在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里，无数英雄豪杰挺身而出，为民族解放事业浴血奋战。我的爷爷李克农，便是其中一位在隐蔽战线默默耕耘、作出特殊贡献的杰出人物。他以非凡的智慧、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在统战工作和秘密情报组织建设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赴洛川与张学良接触 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中国局势风云变幻，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在此关键时刻，在各方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战起了重要作用，而爷爷李克农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6年2月，爷爷受中共中央委派，作为红军代表前往洛川与张学良接触。彼时，张学良的东北军在与红军作战中遭受挫折，张学良本人也陷入了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深刻反思之中。爷爷深知此次接触的重要性，他凭借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谈判技巧，与张学良展开深入交流。面对张学良提出的诸多尖锐问题，爷爷坦诚相告，以坚定的抗日决心和对时局的深刻洞察，赢得了张学良的信任。最终，双方达成了红军和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毛主席得知谈判结果后，赞扬“李克农这次单枪匹马，工作搞的好”。此后，经过多次谈判，张学良终于同意与中共合作，一致对外，走上了“逼蒋抗日”的道路。

 

西安事变爆发后，爷爷又和周恩来、叶剑英赶赴西安，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他充分发挥个人智慧和才能，积极协调各方关系，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创建八路军办事处 筑牢抗战后方坚强堡垒

 

西安事变后，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爷爷受党中央委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西安、上海、南京、武汉、桂林等地相继创建了八路军办事处。这些办事处犹如一座座坚强的堡垒，在抗战后方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2月，爷爷在西安七贤庄一号院设立红军联络处，并担任处长。联络处一方面利用秘密电台与中央保持密切联络，确保信息及时传递；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统战联络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同年8月，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爷爷抵达南京，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在南京期间，爷爷率领办事处同志积极开展工作，为推动国共合作抗日的实施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协助周恩来、叶剑英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1000多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并将他们安全送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部分愿意回家的则给予路费送回家乡。

 

1937年12月初，南京沦陷前夕，爷爷妥善安排好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撤离事宜，最后与叶剑英、刘志坚、廖承志、童小鹏、袁超俊等7人撤离到武汉。按照中央决定，武汉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爷爷的对外身份是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兼中共代表团秘书长，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协助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负责党的情报工作。这一时期，工作环境异常艰苦，任务艰巨复杂，但爷爷始终坚守岗位，为抗战事业默默奉献。

 

 

桂林“八办”旧址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武汉危在旦夕。爷爷带领办事处 100 多名同志，按照中央指示从武汉撤退，经长沙辗转到达桂林，并于11月20日建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爷爷任处长。桂林“八办”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即对内是南方局驻桂林派出机构，对外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和新四军驻桂林办事处。桂林“八办”在南方局领导的派出机构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一是负责与桂系联系，开展统战工作；二是负责我方人员、物资、经费转运；三是支持和指导当地抗日文化运动；四是领导或联系中共广西省工委、广东省委、湖南省委、江西省委、闽粤边特委、琼崖特委、香港市委和在桂林的文化界党组织以及胡愈之、夏衍等单线联系的共产党员；五是代表南方局直接联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韶关办事处、驻湘通讯处、衡阳办事处、贵阳交通站、新四军平江嘉义通讯处和上饶办事处。爷爷作为桂林办事处负责人，肩负使命，废寝忘食，日夜操劳。

 

领导开展桂林统战工作与抗日文化活动

 

到桂林后，爷爷积极投入到争取桂系坚持抗战的工作中。他先后拜会了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及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众多国民党上层要人，与他们坦诚交流，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通过这些努力，不仅争取到桂系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也维护了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为八路军办事处各项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桂林版《救亡日报》

 

在桂林的两年多时间，爷爷利用当地有利条件，积极领导抗日救亡文化和宣传工作。这一时期，桂林的各种抗日文化活动空前繁荣，一大批从事文化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纷纷云集桂林。桂林成为抗日大后方的文化中心，被称为“文化城”。茅盾、郭沫若、徐悲鸿、田汉、夏衍、范长江等文化名人都曾到过桂林。当时，桂林有出版社和书店120多家、抗日剧团20多个、报纸五六家，如《救亡日报》《新华日报》等。爷爷还亲自编写了《坚持抗日不投降》《反左右倾》《日寇暴行》等剧本，并组织办事处同志成立宣传演出队伍上街演出，他自己也亲自参与演活报剧。桂林的抗日文化活动不仅在当地产生了广泛影响，其政治影响更是波及全国，为全国树立了一面抗日文化的旗帜。

 

建立地下工作情报网 为抗战胜利提供重要决策依据

 

作为共产党情报战线的创始人之一，爷爷在抗日战争期间高度重视情报工作。他精心部署南方地区和国统区的情报工作，建立了众多地下工作情报网，为党中央在抗战中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谢和庚是共产党派到广西的秘密党员，爷爷为他开展统战和情报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和出谋划策。谢和庚为白崇禧起草的一万多字的《全民军事总动员纲领与展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就是在周恩来和爷爷的帮助下修改完成的，并由白崇禧交到蒋介石手中。蒋介石对这份建议书十分重视，接受了其中的某些建议。通过这一契机，谢和庚深得白崇禧信任，被提拔为上校，为共产党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为确保情报传递的安全与顺畅，爷爷挑选中共的朋友、爱国民主人士、桂系亲信刘仲容作为谢和庚的联系人，负责秘密联络工作。而李宗仁对刘仲容也颇为赏识，派他作为桂系代表与共产党和东北军、西北军联系。后来，他又以桂林行营参议名义留在白崇禧身边，这一留就是11年。

 

通过谢和庚和刘仲容这两条渠道，共产党获取了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的大量机要情报，为党中央准确把握抗战局势、制定正确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这些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关系和情报网络，在解放战争时期开花结果，为取得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筹集与转运物资 为抗战前线提供有力保障

 

1939年，蒋介石为限制共产党发展，不再供给八路军军需物资。为解决燃眉之急，桂林“八办”克服一切困难，为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抗日武装筹集和转运军用物资。大到汽车、汽油、医疗器械、通讯设备、电台，小到棉衣、棉被等，都通过办事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根据地。桂林地处国统区经南宁到越南海防的唯一海外通道上，通过这条通道，桂林“八办”接收了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的物资。同时，许多进步青年和海外华侨也通过桂林“八办”转移到延安和各根据地。

 

 

桂林“八办”电台室

 

桂林“八办”专门设立了交通运输科，科长是龙飞虎。办事处的仓库、电台及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在路莫村的转运站。在物资筹集和转运过程中，面临着诸多艰难险阻。运输途中经常遭遇日军轰炸，国民党军队也时常阻挠，但办事处的同志们毫不退缩，凭借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数次胜利完成任务，有力支援了抗战前线。1939年，爷爷了解到国民党柳州军需库运到大批军毯，便派龙潜和李中伯前往多次交涉，最终领到两万条军毯并运到了新四军所在地。

 

皖南事变后撤回延安 领导主持情报和保卫工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面临严峻考验，桂林统战形势开始恶化。中共中央决定紧急撤销桂林“八办”，爷爷在安排好所有善后事宜后，和十几个工作人员及一个警卫班一同撤离。关键时刻，李济深派人送来亲笔信“清洗桂林，克农快走”，提醒爷爷尽快撤离。

 

从桂林撤往重庆途中，爷爷一行遭遇国民党多次刁难。途中遇到交通站一名上校要搭车，他误将十八集团军当成了十八军。爷爷将计就计，让他上车，并一路与他聊天。此后，所有关卡均由这名上校出面交涉，爷爷等人得以顺利到达重庆“八办”。爷爷自豪地说：“林蔚难不住我们，是李济深礼送出境的。”蒋介石迫害他们的阴谋宣告失败。

 

1941年2月，爷爷历经艰难辗转，终于到达延安。爷爷的五个子女中，大姑李宁、大伯李治、二伯李力已于1938年由办事处龙飞虎护送到了延安。一家人在延安团聚，非常高兴，特地在枣园爷爷住的窑洞前拍了一张全家福。

 

 

1941年，李克农全家在延安合影

 

回到延安后，爷爷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并任中央情报部副部长，长期领导和主持情报和保卫工作。这期间，他参与领导了各地秘密情报组织的建设工作，特别是着力建立了中情部西安情报系统，使之逐步成为共产党开展北方情报工作的重要基地，给党中央及时提供了决定政策行动的很多重要机密情报，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此外，爷爷通过潘汉年情报系统获知日军是南下而不是北进，通过阎宝航和张梦实小组获得关东军的部署等战略情报并通报苏方，为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最终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抗日战争中，爷爷李克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不可磨灭的。他在隐蔽战线上的英勇斗争事迹和无私奉献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激励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文章原刊载于《红岩春秋》2025年第5期；作者：李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