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号，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以下简称林郑）发表电视讲话，表示特区政府会正式撤回《逃犯条例》。配合之前建立和继续推动的对话平台，撤回《逃犯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或条例）的这一举动仿佛是“风波”再起的“迹象”。香港局势演变至今，到底如何恢复秩序，重回往日祥和安定？“一国两制”与香港的未来又何去何从？这里，笔者将围绕恢复秩序仍要思考的系列重大问题和“一国两制”的“再实践”进行说明。并不试图提供任何确切的答案，旨在为共同关心的事件，探讨解决办法抛出不成熟的思路，只期盼略微启发有心的读者，通过文字的交流使其进一步发展和形成自己的观点。
示威者手持汽油弹袭警，警方坦言很有压力。
恢复秩序仍需思考的系列问题
一、怎么准确和有利地判断示威者升级对峙态势的目的？
示威之初是表达对修订《逃犯条例》的不满，也确实有部分市民和国际社会对修订《逃犯条例》（以下简称“修例”）怀有疑虑。但后续的示威行为明显有越界之举，不断得寸进尺的“诉求”令人不得不谨慎推敲其真实目的，而示威者又利用了外界对其示威者行为的定性并将其包装成是受到打压被迫抗争的“理据”，这就令局势陷入更尖锐对立的局面。从恢复秩序和重建香港角度看，怎么对示威者有区别地，准确和有利于局势降温地判断和定性其示威者目的可能对局势的稳定意义重大。
起初的和平示威渐渐走向暴力或者“勇武”，示威者的诉求也越来越超出对修例不满的界限、不少示威人群打着外国国旗并高喊不利于“一国两制”的口号、更令人不解的是示威者竟公然蔑视和侮辱国旗国徽等国家尊严与象征、袭击中联办和用镭射激光干扰解放军驻港部队总部大楼的执勤战士。另外，近三个月的示威活动中，不断有示威“头目”或“典型人物”与域外势力对接洽谈意在为“光复革命”与争取“香港自治”问题上寻求国际支持。
试问，此番林林总总的言行只为表达对修例的不满吗？是否有超出反修例尺度和隐藏在示威局势背后的势力和目的呢？或许一部分示威者的言行并不代表示威人群铁板一块的共识，但这总令舆论对示威者真正目的保持警惕和怀疑。绝大部分内地民意更倾向于官方官媒对示威者的定性，而在示威者与特区政府之间的尖锐对峙也各有理据，民众对示威者，以及警察是否过度使用武力导致局势升温也各有看法，市民更是强烈呼吁政府拿出大智慧来解决香港严重的深层次问题。
对示威者及示威活动的定调被示威者“谎称”致使其“更加缺乏安全感”和“恐慌”，这也是他们坚持要释放所有被捕示威者的诉求和对外声称“害怕秋后算账”的原因。对示威者的真正目和动机的定性与辩解陷入相互质疑，彼此猜忌、互相指责和推卸责任的旋涡与认知对立的困境。各方言行都没能消除敌意，却让这场对舆论争取的努力变成难以调和的对峙。
认知上的对立可能致使来自内地的认知与定性被示威者利用以当做继续制造混乱，编造谣言、混淆视听的肇事理由。示威者一再对外声称受到警察的“暴力”和“weiquan”打压才被迫抗争，示威人群的属性与目的也逐渐呈现多样性与复杂性。这既是示威人群认同分化的结果，也可能是非示威者的不同认知使我们产生纷繁复杂的理解所致。但不对示威者的真实目的进行预期性把脉和保持警醒，也可能被其蒙混过关而酿成难以挽救的政治灾难。故此，怎样对示威人群的属性和目的进行具体性地区别界定，并依照不同示威目的或“诉求”采取对应措施予以回应恐怕更有适当有利。
二、怎样理解和定位对话平台？
关于对话和沟通平台，有几点仍需思考：
第一，示威者是否参与对话及对话内容上特区政府能否掌握主动权？对话的主要目的是倾听民意，了解和汇聚民众对恢复秩序及探讨解决深层次问题的构想。如何将示威者的诉求与市民要求恢复秩序的呼声与力量纳入同一体系则给对话平台提出了重大考验和挑战。此外，对话的主导权和议程设置一旦被示威者及泛民左右，恢复秩序乃至香港的前途命运将进一步被示威者所代表的“诉求”和力量绑架与操控。
第二，示威者的“五大诉求”是否纳入对话内容？对撤回条例的“无感”，“五大诉求”不能纳入对话中，那么主张和坚持“五大诉求”一个不少显然是示威者持续升级示威活动的“由头”。但“五大诉求”纳入的结果是对话无法取得实质进展，互相推脱和造成局势进一步混乱。
第三，对特区政府而言到底希望对话平台能够发挥什么效用？对话平台是否成为特区政府与示威者“对簿公堂”，“明辨是非”的透明场所，能否达到各自表达诉求最终实现“和解”与“融合”而达到恢复秩序，重构香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的作用？目前来看实现这样的愿景是很难想象的，其原因在于示威者坚守“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一字不改的立场与特区政府能够回应的最上限存在明显对立。
对话平台的积极面是可以被持续扩大的：
首先，对话平台的建立和推动展现了特区政府的善意和努力，尽管这可能被示威者诟病来得太迟或空洞与缺乏诚意，并被认为是拖延直面示威者“五大诉求”的缓兵之计。对广大民众而言，尽快恢复秩序是最大利益，而在港府与示威者间，谁率先迈出解决问题的步子本就是获得更多理解和支持的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话平台是能够在分裂的香港社会中构建起港府与市民沟通的桥梁，可借此重塑香港社会共识，争取对政府恢复秩序的支持，即便后续港府需要强硬回敬示威者，也需要透过对话平台获得市民的默许。
其次，对话平台应当把香港公民社会的权利意识重新确立起来，至少在表达诉求与示威行为之间的真正的法制意识给重新确立起来。暴力示威是否会成为香港社会“表达诉求”的常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权利意识是否得当。也通过对话把香港维护社会安定，拒绝暴力示威的社会共识确立起来，使社会稳定，重归法治成为持续性的稳定局面。
香港警嫂开微博自救。
三、警方到底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应对示威者？
示威者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认为监警会工作属性与职能范围都不能与调查委员会相比，特别是监警会更亲特区政府。维护秩序需要警方挺身而出，而警方却惨遭“过度使用武力”的不白之冤以及家属被仇视与恐吓。在一些海外大流量媒体镜头和报道里，示威人群被认为是“无辜”和“弱小”的抗议“勇士”与捍卫自由和自治的“英雄”。而一些人印象中的香港警察都是专业，克制与理性的，乃至于很多海内外华人都认为香港警察面对示威者过激行为所表现出的异常克制是不必要的。
警方与示威者各执一词，那么问题就陷入无休止地争论与雄辩之中。在媒体和舆论的混战里，内地网络上发起的撑警行为被示威者和外媒认定是煽动民族主义；在新闻失真背景下，警方也没能拿出让香港民众毫无疑义去信服和支持的有力证据。
为今之计是在新的时间范围里是否需要考虑在修例引起的示威游行与示威者升级事态之间，找到示威者诉求与特区政府恢复秩序的平衡点？是否需要在绝大多数香港市民与示威者之间亮明特区政府的政策底线与提出和解的必要条件，需要体现特区政府和香港警方对多数温和示威者的包容精神和善意，需要主动释放尽快妥善应对混乱秩序的信心和应对极端示威者的强硬立场。
实际上警方一直处于“忍气吞声”，自我克制的状态。惋惜的是警方的理性并没有换来外媒的尊重，反而是有选择性地报道与抹黑。可能存在一种矛盾：警察维护秩序，使用防卫力量则被渲染成过度使用武力，警察不进行必要防卫则危及警员安全和造成示威者的有恃无恐，乃至陷香港于无政府状态。在国际舆论环境丝毫不利的背景下，警方的严正立场和内地民众所期待的“强硬”措施能够在什么背景下获得理解与支持，警方能否坚持“强硬”措施和“强力”手段以应付对峙态势？
四、怎么应对国际压力？
香港局势一直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持续发酵的国际舆论给特区及ZHONGYANG政府很大压力。美国国会力推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对局势影响深远，而能够抗住美国制裁和施压的国家与地区并不多见，尤其在香港这样脆弱环境与“一国两制”的特殊背景之下。美国对特区及ZHONGYANG政府施加压力和制裁将严重分离香港立法会和社会共识，也在ZHONGYANG与特区政府之间打入楔子，使当前混乱局势的前景更加缥缈，也使香港未来的政治形势更加难以管控。
美国会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缘由”与示威者的搞事的“理由”如出一辙。可见，美国国会完全站在了示威者的身后，很有可能借机操弄一盘针对中国未来的大棋局。另外，国际舆论一边倒地“同情”示威者，不论香港局势能否快速稳定下来，香港及整个China的国际形象都已经或继续造成重大负面影响。舆论和真相不光是给自己人看的，在国际大背景下，怎样传播出去并使人信服可能远比让自己人信服重要得多。不能撬动国际舆论的处境下，唯一的办法可能是在情急之时进行外交动员来获得外国政府的理解。但这意味着因为香港局势而使中美关系上升至更加尖锐的对立面将提前出现，再说，外交动员可能引发外交争端，使香港局势国际化。
示威者手持美国国旗呼吁美国干预香港局势。
五、怎么面对示威者的“五大诉求”？
示威者提出的“五大诉求”，特区政府是否应尽早给出明确回应？是否正面和逐一回应（回应并非满足）其“诉求”？就回应示威者“诉求”的内容而言，总体上仍需要：考虑示威者的诉求与特区及ZHONGYANG政府的政策底线；考虑示威者诉求与香港主体民意的关联性与契合度；考虑恢复秩序的紧迫性与暴乱的常态化及参与力量的复杂性给予特区政府的政策回应空间。
对“五大诉求”的回应“久拖不决”是否会导致示威继续升级？林郑已经回应了诉求的20%，显然余下的内容很难一一满足.是否考虑在示威者的“五大诉求”，多数百姓的民意、特区政府的政策回旋余地三者之间，找到综合，均衡、可行的对策。特区政府需要花更多时间，经历与运用对话渠道向市民解释特区政府回应示威者“五大诉求”的原则和底线，在此基础之上寻求建立起政府与非示威民众对回应“五大诉求”的共识。因修例而延伸出来的“五大诉求”上，特区政府有必要尽早向市民说明某些诉求是不合时宜，不切实际、或者说不被允许用暴力示威损害社会大众利益而逼迫政府以实现示威者“越界”的政治目的。
“一国两制”的再实践
近三个月以来，舆论场上开始出现关于“一国两制”的讨论。在笔者的上一篇《香港暴乱失控的原因和平息办法》中曾提到：“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为人类的治理模式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探索，其自信与包容精神不应该被“一国两制”框架下的投机分子当成政治斗争的工具，特别不能容忍以高度自治的空间作为暴力对抗而有恃无恐的护身符。而近期随着局势的一再失控，内地对示威者的“五大诉求”做了很多解读，多数以为其“诉求”的矛头略有指。另外，内地舆论对香港深层次问题的理解也催生了取消“一国两制”，改为“一国一制”；需要“一国两制”的2.0；香港需要“二次回归”等看法。
每种政治制度下都有诸多问题，有的被慢慢解决，有的依旧根深蒂固。不能因为香港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深层问题，也不能因为出现什么样的局势就去冒然动摇坚持“一国两制”的信心。在判断是否坚持“一国两制”的问题上，不是以“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出现问题，或者现在乃至以后频发的“暴乱”行为作为判断依据，而应当是以国家统一为目标，考虑内地与港澳台近百年来的不同历史遭遇和时代背景，以及尊重他们既有社会形态为出发点。即是否坚持“一国两制”不能以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作为判断依据，必须以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最能符合实际情况并能否确保制度安排的可行性为根本。
“一国两制”在香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现实挑战，应当尽早考虑“一国两制”的“再实践”问题。不论是“二次回归”还是“一国两制”的2.0，都表达了对香港未来深切的担忧，并认为香港的未来和出路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有必然联系。两种表述也都说明了接下来香港的“一国两制”应当有不同程度的必要矫正。既然是矫正就一定有“矫枉过正”的问题，所以笔者提出“一国两制”的“再实践”这一温和，可行、谨慎与渐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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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昆仑策网，原载“彪新立异”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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