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敏｜重典治恶：破解作恶成本过低之困，刻不容缓

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是作恶成本过低的问题。这一现象若不加以有效遏制，将严重侵蚀社会信任基础，破坏公平正义，甚至危及国家长治久安。近期引发广泛关注的杨某某事件，正是此问题的典型缩影，它深刻揭示了提高作恶成本、实施重典治理的迫切性。

一、 杨某某事件：作恶成本过低的活教材

该事件脉络清晰呈现了低成本作恶的路径与后果。杨某在公共场合长时间观察并拍摄肖同学的个人行为，随后以视频为要挟，歪曲事实，指控对方构成性骚扰。面对缺乏社会经验的肖同学在压力下非理性签署的“道歉书”，学校基于监控调查，认为其行为难以定性为性骚扰，故未予处理。然而，杨某并未就此罢休，而是精心选择在学校百年校庆前夕，将经过剪辑的视频及片面叙述发布于网络。其内容因易于挑动性别对立情绪，迅速在某种力量的助推下成为舆论热点。涉事高校出于对校庆活动维稳的顾虑，加之肖同学性格相对软弱，最终给予肖同学记过处分以平息风波。

在整个过程中，杨某的恶意行为几乎未付出任何实质性代价，也未承担相应责任。相反，她将肖同学推入深渊：使其学业中断，身心遭受重创（包括家人因此受到严重打击），个人名誉与前途尽毁。即使在法院依据完整视频证据及肖同学母亲提供的医疗证明，明确驳回杨某的无理诉求后，她仍在网络上持续发布攻击性言论，扬言要“告到他不能结业就业”，意图彻底摧毁肖同学的人生。这种肆无忌惮的行径，彻底点燃了公众的愤怒。

随着舆论发酵，公众开始深挖杨某背景。信息显示，杨某与特定女权组织关联密切，其代理律师亦为该组织核心成员。其学术背景亦受到强烈质疑：硕士论文被指存在大量低级错误（如将新中国成立年份1949年误写为1049年）、编造法律名称（如虚构《离婚法》）、多处逻辑断裂、文风不一，甚至被质疑存在AI代写痕迹。这些发现引发了公众对该校乃至更广泛领域学术诚信的深度忧虑。汹涌的民意压力最终迫使杨某采取“装病”策略，声称患有精神疾病以图逃避责任，被网友质疑是效仿特定危机公关模式。然而，公众亦指出，若其精神状况属实，则与其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要求相悖。

二、 现象背后：低成本的诱因与深层危机

杨某事件绝非孤例，它折射出当前环境下作恶者面临的约束不足、成本低廉的困境：

1.  特定议程的利用：事件中被指利用性别议题制造对立，其行为模式与特定组织或思潮的关联性，引发公众对其动机及背后可能存在推手的警惕。部分观点认为，这旨在撕裂社会共识，甚至服务于某些外部势力扰乱中国的图谋。

2.  制度与执行的漏洞：学校在面对舆论压力时，未能坚守原则，选择了息事宁人但牺牲个体公正的妥协方案，客观上降低了恶意举报、利用舆论施压的成本。司法最终虽做出公正判决，但前期对恶意诉讼的制约不足，未能有效阻止后续的网络暴力。

3.  特权化与免责倾向的隐忧：事件引发公众联想起法学界曾出现的“废除女性犯罪死刑适用”等争议性学术观点。此类观点虽属学术探讨，但客观上易被解读为追求特定群体的“免罚特权”，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相悖，加剧了公众对“法律党”推动“对恶宽容”甚至形成“法外特权”的担忧。历史上，对扶老人反被讹诈的顾虑（“不敢扶”现象），以及对执法机关因惧怕担责而趋向保守（“警察怕事”）的批评，均被部分归因于法律实践中对恶意行为惩治不力、责任界定不清，导致“老实人吃亏，作恶者得利”的局面。“法律党”还极力推动中国废除死刑、卖淫合法化等，主张对境外来华人员不作艾滋病检查，他们打着民主、自由、人权旗号，实则限制公权力，为恶行提供自由空间。

相比之下，美西方虽宣扬自由民主，但对危及统治者的行为，暴力机器会迅速镇压。例如美国，民众若不配合警察执行公务，可能面临生命危险，自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因既得利益者高压而无果。美西方及其在华代理人长期以来千方百计拆除中国法律和道德的“篱笆”，试图搞乱中国，使其重蹈苏联覆辙。

4.  网络生态的推波助澜：网络资本平台追逐流量，对易引发争议、制造对立的内容往往采取默许甚至纵容态度，为低成本发动网络暴力、散布不实信息提供了温床。公知、水军、机器人账号的存在，以及AI技术的滥用，进一步降低了操控舆论、攻击他人的成本与门槛。胡锡进等公众人物言论立场的危害性及其相对轻微的惩戒结果，也被部分观点视为特定势力代理人“作恶成本”不高的例证。

5.  外部渗透与价值冲击：长期以来，西方势力通过其代理人（如部分公知、特定利益团体等）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宣扬“呲必中国”、解构主流价值观（如2014年《辽宁日报》公开信所批评的高校课堂现象），客观上削弱了社会道德和法律权威，为低成本作恶提供了思想土壤。其最终目的，就是扰乱中国社会秩序。

三、 重典治国：历史镜鉴与时代需求

面对严峻复杂的局面，重温“乱世用重典”的古训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这并非主张回归严刑峻法的封建酷刑，而是强调在特定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必须显著提高违法犯罪、突破道德底线的成本，形成强大的法律威慑力，遏制恶意行为的蔓延。

1.  强化法律威慑：对于恶意诬告陷害、利用网络实施诽谤侮辱、组织操纵舆论、学术不端等行为，必须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惩治力度，确保罚当其罪。避免因处罚过轻或执行不力而变相鼓励效仿。

2. 坚守程序正义下的执法刚性：执法司法机关应顶住不当舆论压力，严格依法独立公正办案。对于学校、单位等基层组织，应明确其在处理类似事件时的权责边界和原则，避免为维稳而牺牲个体公正，成为恶意利用者的工具。

3. 借鉴历史经验：建国初期对张子善、刘青山贪污案的严厉惩处，迅速遏制了腐败苗头，其警示意义在于：对突破底线的恶行，在其初露端倪时即施以重拳，能有效防止其扩散和恶化，避免陷入“东郭先生”式的困境。

4.  善用科技赋能监管与治理：当今时代，信息化、数字化、人工智能技术为实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应大力推动：信息公开与透明化：在保护合法隐私前提下，增强公共事件处理、司法裁判、学术审查等关键环节的透明度，压缩暗箱操作空间。

智能监测与预警：利用技术手段建立更高效的舆情监测、犯罪预防和证据固定系统，对潜在的恶性事件苗头早发现、早干预。

构建社会信用与行为追溯体系：探索建立更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将恶意失信、违法违纪行为纳入记录，提高其社会活动成本，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约束机制。

四、 凝聚共识，协同共治

克服作恶成本过低的顽疾，需要全社会形成高度共识：

1.  认清危害本质：深刻认识到低成本作恶对个体权益、社会信任、国家根基的侵蚀性破坏，理解重典治乱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2. 揭露抵制恶意行为与幕后推手：公众应保持理性，善于甄别信息，持续关注并揭露杨某类事件背后的运作模式和潜在推手，形成强大的社会监督力量。对试图利用“精神病”等借口逃避责任的行为，应依法依规处理，维护法律严肃性。从杨景媛一系列的行为表现来看，无论她是否真的患有精神病，都已然丧失了成为法学界从业者的资格。

3. 支持法治与技术治理：理解并支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强社会治理的方向，破除以“隐私保护”为名行“掩盖恶行”之实的干扰。关键在于平衡好透明度与隐私权，确保技术应用在法治框架内服务于公平正义。

4. 抵御错误思潮：警惕并抵制“呲必中国”、盲目崇拜西方、解构主流价值观等错误思潮，筑牢共同的思想基础，压缩滋生恶意行为的价值空间。

结语

杨某某事件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作恶成本过低这一社会病灶的复杂成因与巨大危害。解决之道，核心在于“重典”——即通过完善法律、严格执法、善用科技，显著提高突破法律与道德底线行为的代价，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与约束力。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汲取，更是应对当前挑战、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选择。唯有凝聚全民共识，坚持依法重典治恶，并充分发挥现代科技的治理效能，方能有效遏制恶行蔓延，修复社会信任，筑牢公平正义的基石，引领社会向着更加清朗、和谐、有序的方向发展。重典并非目的，而是维护良法善治、保障人民安宁的必要手段，是破解当下困局的关键所在。

随着美西方及其代理人制造的乱象不断曝光，社会应形成统一共识，将用重典整治乱象作为全民意志。关注热点背后的本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网络凝聚集体智慧，共同推动国家朝着良好方向发展，维护国家的稳定与繁荣。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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